第三届两岸三地藏缅语族语言暨语言学研讨会（The 3rd  Cross-traits Workshop o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于2004 年4月17日至18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本次会议是继1999 年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举行的“羌语支语言研讨会”和2002年的“藏缅语工作营”之后举行的海峡两岸三地第三次藏缅语研讨会。本次会议由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承办。大会由Randy  LaPolla负责主办。会议与会者主要来自中国香港、北京、台北、此外有部分美国、日本的学者，共20 余人参会。来自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师生听会。会议研讨的内容涉及藏缅语诸语言的语音、形态句法专题研究、汉藏语类型学、文化语言学、语言与族群认同、羌语方言地图与文化网站等。以下根据会议内容作专题评述 ，供各方参考，不当处敬请指正。
    西夏语的研讨是本次会议的热点专题之一。西夏语与藏语、缅语被藏缅语界称为三大古典语言，以其丰富的历史文献成为藏缅语研究和汉藏语历史比较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参证资料。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著名西夏语专家龚煌城研究员在《西夏语在汉藏历史语言学中的地位》中认为汉语与藏语及西夏语乃是汉藏语的四大古典语言，它们都是从原始汉藏语演变而来，原始汉藏语先分化为汉语及原始藏缅语，后者又分化为藏语、缅甸语及西夏语，这是这四个语言演变的历史。龚先生指出研究这些语言从原始汉藏语演变发展的过程乃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任务，重建这四个语言演变发展的历史，首先必须仔细比较同源词，构拟这些同源词的原始形式，籍以说明从原始形式演变到后来不同语言所发生的变化。构拟原始藏缅语可以说明藏语、缅甸语及西夏语如何从原始藏缅语演变发展过来。然而过去的研究（如Benedict 1972）由于没有参考西夏语，所以他所构拟的原始藏缅语有很大的瑕疵，无法合理说明藏缅语发展的历史。故龚先生将西夏语在汉藏语研究中的重要性归结为三个方面：（一）、对上古汉语有无-j-介音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证言。（二）、对上古汉语幽部字与侯部字元音的构拟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三）、对原始藏缅语的构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即把西夏语与缅甸语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在缅甸语同一个韵母下面往往有多种不同的西夏语对应，这些对应显示，原始藏缅语中存在的音韵区别，在缅甸语中已经消失，而只有在西夏语中保存。这些字当中，有些字没有藏语同源词，所以难以断定是否可以追溯到原始藏缅语的阶段。但西夏语的资料对构拟原始缅彝语无疑的具有重要的价值。著名藏缅语专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力分校语言学系教授J.A. Matisoff教授在题为《试谈西夏语在羌语支里的地位》（The Place of Xixia in the Qiangic subgroup of Tibeto-Burman）的论文中认为，以往语言学家们都认为西夏语属于藏缅语族彝语支，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者孙宏开、戴庆厦、黄布凡、孙天心等对中国四川西部及滇川交界区域的藏缅语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孙宏开先生提出羌语支说，国际藏缅语学界已开始倾向于西夏语属于羌语支说。   Matisoff指出，羌语支语言的语音和语法都有很重要的价值。羌语支语言的复杂的复辅音声母系统和元音系统，声调方面，羌语的北部方言尚未产生声调；而羌语的南部方言的声调则以发展未成熟的形式存在。语法方面，羌语支语言有在动词词根上附加不同的前缀或后缀，表示动作的趋向不同。VP有标记系统，而且这些标记系统与句子的主语和小句的宾语保持人称和数方面的一致关系。Matisoff认为原始羌语支有待构拟，嘉戎语和尔龚语（又称道孚语）明显地在羌语支中形成一个可以单列的语群，它们保留了原始藏缅语的前缀，因此有复杂的复辅音声母系统；同样地，它们所保留的辅音韵母的数量远远多于其他语言，但它们的趋向前缀似乎表明它们仍属于羌语支。在该文中Matisoff试图通过龚煌城先生的西夏语构拟成果与现代羌语支语言间的比较来证实人们通过一般印象认为西夏语属羌语支的说法，与此同时，作者认为可以确信，该文将现代羌语支口语语言材料与一种已死亡的800年前的语言的构拟系统间的比较涉及的具体的方法论仍有可以商榷之处，何况现代羌语支语言的描写由于不完整的语音分析，尤其是与元音相关问题的处理的差异，使现代羌语支语言的材料或有过度转写之处。但Matisoff仍相信西夏语和羌语支诸语言共有的特别显著的语音特征、演变规律及趋势，可以确信西夏语确实是羌语支语言的成员之一。Matisoff利用孙宏开、黄布凡等编撰的藏缅语词汇集语料和他本人调查的普米语材料及其大著《原始藏缅语手册》（Hand 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an reconstruction）中构拟的原始藏缅语系统、龚煌城的西夏语构拟系统，选取羌语支语言55个核心词汇对日本学者西田龙雄率先观察到的原始藏缅语中的*-a在西夏语中通常都演变为-i的语音演变现象作了更为全面的论证。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缅语专家池田巧先生多年来致力于调查川西“藏彝走廊”的藏缅语，尤其对木雅语有十分深入的研究。他在《木雅语与西夏语比较工作中的若干问题》（The Mu-nya language and Tangut language: Some problems in their comparison）中对国际藏缅语学界的木雅语研究史作了较全面的追溯和评价，在此基础上将自己调查木雅语的成果与前人的成果互相补充、结合，在对两种语言的语音、词汇和形态句法作比较的基础上，对西夏语和木雅语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木雅语与西夏语之间的关系不是同一语言的古今语传承关系，木雅语不是西夏语的子孙语言。
    羌语专题研究是本次会议研讨较多的专题。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余文生（Jonathan Evans）的《羌语复辅音历史》(The History of Consonant Clusters in Qiang)对闻宥、张琨、孙宏开、黄布凡、刘光坤等学者描写、整理的羌语音系作了全面的评价，并对羌语复辅音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区分和排除汉语和藏语借词；详细构拟出原始南部羌语、原始北部羌语的复辅音系统；比较原始北部羌语、原始南部羌语的同源词并确定原始羌语层面的复辅音；修订和补充南部羌语方言中保留复辅音较多的方言（如蒲溪话）这样为原始南部羌语、原始羌语假定的复辅音数量还会有增加。作者对原始羌语复辅音声母系统作了构拟并与原始北部羌和原始南部羌语的复辅音声母系统作了比较研究。还对北部羌语方言中部分源自藏语借词的复辅音生母的形成和演化情况做了分析，认为从原始羌语、原始北部羌语时代起，羌语北部方言中借入的藏语借词的语音使羌语的语音系统更趋复杂化。原始北部羌语和原始南部羌语的相似性表明两者分化是在往近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香港城市大学博士候选人黄成龙的《羌语蒲溪话中的话题与话题化结构》将羌语蒲溪话的话题结构分为：无标记话题、有标记话题、双话题结构三种。在蒲溪话中出现在句首的名词短语作为话题，而不在句首的名词短语和动词短语作为述题。蒲溪话话题中当话题与述题有人称一致关系时话题通常不出现，从动词一致关系，可以看出话题是什么。对蒲溪话长篇语料的分析中连续的小句带同一个话题时，后面的小句被看作是复杂的单个话题组成。故蒲溪羌语叙述故事里讲述一个事件时，如果话题是可以辨别出来或同指，通常用话题链。在话题链中第二个小句的话题与前一个小句的话题是同指，第二个小句的话题就省略。四川省民委周发成、杨文全的《羌语茂县曲谷话短语和句子成分》对羌语曲谷话的短语的结构类型、短语的功能分类、句子和句子成分、句子成分与层级分析、语序等问题作了详细的描写和分析。本次会议的主办方负责人 Randy LaPolla先生的《羌语方言地图和羌族语言与文化网站》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他们正在制作的“羌语方言地图和羌族语言与文化网站”（The Qiang Languages and Culture Web site）得主要内容和制作情况，记录了45个羌族村寨的语言和文化，为这个濒临消失的语言和文化留下一个永久性的记录，同时为羌语南北方言进行再定位。该网站包括三个部分：1、总的羌语方言地图；2、羌语言特征分布地图；3、方言资料，包括：语音系统、语法概况、词汇表和语法现象例句、长篇语料、语言使用情况、文化图片和录像等。LaPolla先生的“羌族语言与文化网站”为藏缅语界抢救和保护濒危语言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良好的范式。此外，LaPolla先生还向与会者演示了他制作的“日旺-独龙-阿侬语言与文化网站”（The Rawang-Dulong-Anong Language and Culture website），同样受到与会者的欢迎和好评。
    藏缅语族诸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各层面的专题研究是本次会议的重心。声调研究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徐世璇的《土家语声调系统分析》对土家语南北两大方言的声调做了全面的描写分析，重点对南部方言的声调作了比较分析，对土家语周围汉语方言声调系统如湘方言、西南官话系统的声调对土加语的声调的影响作了分析。还讨论了土家语声调与语法化间的关系。词汇研究方面，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所研究员孙天心近几年来连续多次深入到嘉戎语分布区域，对嘉戎语作了十分细腻的描写研究，他的有关嘉戎语语法的专题研究成果在国际藏缅语界引人注目。本次会议上，他和四川省马尔康民族师范学校石丹罗合写的《草登嘉戎语状貌词初探》一文对嘉戎语的状貌词（ideophone, expressive）的研究表明，状貌词是一种以音直接表意模拟或描写声音、形状、颜色、性质动作的特殊语词说话者籍由它们表达感官经验主义或主观态度，它们常具有象似性(iconicity，按：台湾学者汉译为“明晰性”)，与一般词汇以抽象语言符号间接传达语义不同。具体表现为：状貌词的语音形式特殊，词根与一般词汇不同，一律为无喉塞韵尾（或带降调）的单音节，并容许一些独特的声母或复声母出现；形态方面，语义丰富细腻、形态模式严整；句法上，句法功能多样、词性派生灵活。状貌词的基本功能是方式副词或接过补语，但也可以结合源自表“做”与“说”的虚化动词作为谓语使用。这些特点说明草登话的状貌词在语音、形态、句法层面都具有特殊性，有充分的理由独立成为一个小词类。句法功能多样、词性派生灵活。该文于藏缅语类型特征研究和跨语言的语言类型学研究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著名藏缅语专家、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院的戴庆厦教授和他的博士生孙燕的论文《景颇语四音格词产生的机制及其类型学特征——兼与汉语比较》在梳理、描写景颇语四音格词共时特征的基础上，探讨景颇语四音格词的性质及其类型学特征。认为语音和谐和并列是景颇语四音格词的主要特征。在分析景颇语四音格词的语义特征和语法结构的基础上指出，双音节化韵律机制为大量产生四音格词提供了基本模式。此外还通过与汉语的比较，进一步认识四音格词的特点，认为景颇语四音格词与汉语无发生学关系，其共性属类型学特征。该文作者对景颇语的四音格词的该文对汉藏语系语言的四音格词的比较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切合藏缅语内部类型特征，如实对藏缅语独具的语法范畴的描写和比较是近年来藏缅语研究中的重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江荻的《藏语拉萨话动词的“体”及标记》以拉萨话为对象，较为全面地描写了藏语动词体的基本面貌。从体标记上看，拉萨话动词的“体”至少可以分出9类，分别是：将行体、即行体、待行体、实现体、持续体、结果体、方过体、已行体、与境体。不过，藏语动词体标记经常与表示人称、意愿、情态、时空、指向、叙述视点（自我、非我）说话凭据（示证）等等其他语法范畴或者语气范畴的标记“纠缠”一起，难分难断，这与藏民族关于世界知识体系的认知经验相关。香港中文大学的顾阳教授《试论景颇语句尾词ai的若干句法功能》对景颇语句尾词ai的结构分布、功能及其与另一个句尾词sai的区别作了论析。此外还讨论了句尾词与判断动词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木仕华的《纳西语的示证范畴》一文对纳西语示证范畴    （evidentiality）的示证标记及其功能和类别作了全面的描写，将纳西语的示证体系构成分为3种类型，即：亲验、亲知、亲见意义的示证范畴；推断、测度意义的示证范畴；转述、引述、非亲见、非亲闻、非亲验意义的示证范畴。还探讨了示证范畴及其标记与语法化、主观性(subjectivity)、主观化(subjectivitisation)间的关联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杨将领的《独龙语的情态范畴》对独龙语的情态范畴作了全面的描写、分类，将独龙语的情态范畴分为：转述情态、感觉情态、亲见非亲见情态、不情愿情态、不自觉情态、经验情态等6种类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周毛草的《藏语语篇衔接手段初探――以安多玛曲话为例》对玛曲藏语的语篇衔接手段做了探讨，主要从连接、指称、语境、语音等方面入手，逐一分析了衔接专用词语的功能和类别。特别指出玛曲藏语的指示代词在语篇中可扮演多种角色，出现频率高，用法灵活，指称范围广。在语境方面主要讨论了文化语境和情境语境及其对隐性衔接的制约和促进作用。此外，还探讨了语音及语调对语篇中语义连贯所起的作用。
    白语的系属问题是汉藏语学界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以往对白语的系属有多种说法，但远未能达成公认的共识。原北大中文系毕业生、现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的博士候选人汪锋的《白语比较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以龚煌城先生的中古音研究和汉藏语比较研究成果作为对原始白语深入比较研究的依托。提出一种假设称：如果藏语语词A 被确认为汉语语词B 的同源词而原始白语语词C 也被提议视为汉语语词B 的同源词，那么这三个语词ABC将被视作三个组成一组的同源词，成为深入比较研究的基础。这种假设为深入理解原始白语与和汉藏语同源研究间搭建有机关系，同样为原始汉藏语演进到其子孙语言的研究提供新的启示。汪锋基于对原始白语和藏语间的比较将原始白语的送气擦音的三个来源路径归结为：1、*Cv-s->h-s->s-ã-; 2、*sK->sã;  3、*-ã>-ã。此外，他还重新思考了上古汉语、中古汉语和藏文复辅音声母间的对应规律。他还讨论了中古汉语的重纽三等字与四等字在原始白语与上古汉语之间的对应情况：上古汉语-rj-演化为中古汉语的重纽三等字，原始白语的-O-；上古汉语的-l-演化为中古汉语的重纽四等字-j-，原始白语的-r-。关于目前白语系属研究中的问题，汪锋认为比较研究仅仅基于现代白语方言间的比较，故需要创新而不是保守；比较研究没有历史层次之分；没有区分借词和白语固有词的标准。
    本次会议上，汉藏语言类型学、语言与族群关系、文化语言学方面的论文数量较少，但不乏真知灼见，也是本次会议的重要构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黄行研究员的《汉藏语多动词句的类型对比》对汉藏语系诸语言多动词句的句法格式、句法类型、限定动词与非限定动词、多动词句的语法化作了系统分类对比分析，将多动词句的句法格式的构成总结为4种格式：（1）NP1(S)-V2; (2)NP2(S)-V2; (3)Vt2-NP1(O);  (4)Vt2-NP2(O).。句法类型分连动式、动补式、兼语式三大类型。关于汉藏语多动词句的语法化的特点及结果归结为：格标记化、体标记化、使动态分析化、量词化。该文的综合分析和归纳基于多种语言的语料，富有重要的类型学研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候选人巫达的《尔苏语言文字与尔苏人的族群认同》对分布于四川凉山州甘洛县、越西县和雅安地区的石棉县、汉源县藏族尔苏人语言、方言及其文字－尔苏沙巴图画文字与族群认同关系的探讨认为，尔苏人的语言文字对尔苏人族群认同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语言文字差异影响族群认同的结果促成了尔苏人内部的认同“藏族派”和认同“尔苏族”派之分；有时会直接影响到族群认同的抉择问题。语言文字作为一种建构族群认同的工具之一，在族群认同和族群性的认识中属不可忽略的内容之一，也是族群自我主观认同和客观认同之间对立统一的重要的中介。正在香港大学佛学研究所访问的著名藏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尧先生向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藏语的文化语言学释例》中认为：藏语中有一组非常普通的常用词：1、tshong与交换、经商有关；2、nor意为：财物、物质财富；牛类、家畜牛；3、dngul 银子、钱、货币。彼此间看似无关联，但在藏族历史上，这三组词间的关联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意义。王先生通过对这三组词的语义关系的考索，旁征汉文史籍，古藏文《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米拉日巴传》等，说明了语言是一个民族历代智慧的积累，也是这一民族历史上各种活动在语言中的记录。这一记录包蕴该民族创造性的活动成果。实际上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但不是唯一的载体），语言当然反映文化现象，在词汇上反映尤为明显。也可以说，语言与历史是同步的，在语言中，可以摸到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脉息。
    总之，本次会议的会期虽然只是两天，但海峡两岸三地的藏缅语学者老中青三代济济一堂,共同探讨藏缅语的各个层面的问题，除孙宏开、黄布凡等资深藏缅语专家因出访在外或因病不能参会外，Matisoff、戴庆厦、龚煌城、王尧等老一代著名藏缅语专家及一批颇具实力的中年专家的参与使会议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含量。加上主办方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和会议组织者Randy LaPolla先生的精心组织，使会议有条不紊、紧凑充实、气氛融洽，每个讲演者都有充足的时间（30分钟）讲解论文并回答提问，各方均从中受益，堪为以后藏缅语学术会议的楷模。（通信地址：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相关主题：藏缅语族 语言暨语言学 研讨会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