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事教学研究50多年，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0部约300万字，年过八旬还时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是1994年公布的78位国际著名民俗学家之一，他的业绩被收入美国《20世纪国际500学术权威》一书—— 
民俗学大家 乌丙安
□晓  荷  巴义尔
1991年冬季，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国际民俗学家协会总部举行了一次评选20世纪有代表性的国际民俗学家的活动，据说原计划评选出本世纪全球有最高成就资格的会员100名，结果按标准只评出了32个国家的78名学者，中国仅有2名。经过3年的反复调查核实和追踪考察，1994年4月，芬兰总部向全世界发出了正式通报，公布了78位国际著名的民俗学家名单。乌丙安是接到正式通知和荣誉证书后才得知自己当选。1996年，应德国时任总统赫尔佐克及夫人之邀，乌丙安以文化使者的身份参加了在德国举办的“首届总统文化节”，受到最高礼遇。
乌丙安说：“我这50多年的学术道路很不平坦，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留下了太多的艰辛脚印，我的人生经历可以从4个阶段谈起。”

从小酷爱民间文学艺术，在当时北平报考15所大学同时被4所录取
1929年12月，乌丙安出生于绥远省归绥市（现呼和浩特）。6岁那年，他进入当地模范小学读书，并且攻读私塾，苦学《论语》、《左传》、《古文观止》等，同时开始习练书法。乌丙安说：“我从小就受鄂尔多斯和巴彦淖尔草原牧歌以及河套爬山调的熏陶，酷爱民间文学艺术，9岁时就用文言文写成散文发表在当地的报纸上。13岁时我就会写对联了，那时经常到街上抄写各个家户和店铺的对联，为下一年给人家写春联做准备，父亲对此极为得意，爷爷还买了一块大方砖，让我自己和好黄泥水，在砖上写毛笔大楷字，写多了晒干再铲去泥巴，再写，一直到我离家去巴盟读高中时为止。爷爷嗜酒，擅长骑射；奶奶出身满族富察哈拉名门，持家有方，生有8男1女。父亲写一手秀美的毛笔汉字小楷；母亲贤惠、勤劳，擅长蒙古民间小曲，她37岁就去世了，那年我10岁。姥爷家中有好几个是跳‘博额’的，就是蒙古族原始萨满教的巫师，这和我后来研究民俗写萨满研究的著作有点关系。1946年，我的一首童话诗《没有母亲的雏群》发表在《奋斗日报》副刊上，作品描写一群失去母亲的小乌鸦们围着大树转的凄凉景象，这主要表现我们兄弟姐妹丧母以后的情境。那时绥远的大报上经常有我的作品。后来《奋斗日报》让我帮着收听新华社广播，再转写成好像来自印度新德里的新闻播出，以示‘中立’。那时我的散文作品每周必发，一律用毛笔小楷写稿，成为习惯，直到现在。”
乌丙安说：“中学阶段，家境极为困难，为了升学，就要用最优秀的成绩考取奖学金。1947年我在巴盟梅林庙国立绥中上高中，当时有许多好老师，是从清华北大来的，因为那时闹学潮，国民党到处抓人，老师们就逃到这些边疆地方，于是也成就了我们这些偏远地区的穷学生。那时我就唱民歌，喜欢长调。1948年，高二时就随学校迁往呼和浩特（当时叫归绥）。这时解放战争平津战役已经打响，我当时是学生代表会主席，为反对国民党打内战组织学生搞罢课。同时，一个人办壁报，写稿画画，与国民党当局结了怨。那时，一些进步作家的会议我也参加了，特务们早就盯上了。终于有一天夜里把我抓走，关在看守所里，第二天就有上层贤达人士把我保释出来，很快就把我秘密护送到晋察冀边区，经过张家口到达了刚刚和平解放了的北平。这时，中央人民政府发出公告：北平、天津等地的大学要开学招生，于是我报考了15所大学，结果考中了4个，这4个大学是：燕京大学新闻系、华北大学园艺系、山西大学经济系、河北师范学院。那一次燕京大学考的作文题目是《我解放了的家乡》，但是那时我的家乡呼和浩特还没有解放，我只好写了一个梦，梦里看到解放了的故乡，被评为最高分的作文。但是燕京大学要收学费，我没有钱；华北大学刚刚草创还没成型；山西大学要学商业，我不喜欢；最终我选择了河北师范学院的中文系，享受甲等助学金。”
1949年10月1日早晨，乌丙安背着行李经过天安门广场，从前门火车站踏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当天，他走在了国庆游行的大学生行列中。10月3日，学校里选举学生会干部，结果他当选了文史系的学生会主席、校学生会学习部部长，同时还被选为学院团委宣传部副部长，但这是秘密的，因为那时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还没有公开，1950年以后，党团员才正式向全校公开。

成为新中国首批研究生，师从钟敬文与民俗学结下不解之缘
从此，他拼命学习专业，攻读俄语，提前完成了高年级课程的学分，用3年半的时间修完了本科所有课程，成为全校提前半年毕业的4名优秀生之一。1953年3月，乌丙安被留校担任了中文系助教。同年，乌丙安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钟敬文教授，成为新中国首届研究生。正是这段研习的过程，使得乌丙安此生和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经过两年紧张的学习，在钟教授的悉心指导下，他在同专业研究生中首先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写作，受到导师好评。1955年8月，乌丙安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当年9月，他便在中文本科、专科十几个班的几百名学生中讲授“人民口头文学概论”和“文学概论”两门课程，很快就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并指导学生创办了民间文学刊物《青苗》。
开课不到一个月，乌丙安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率先在学报上公开发表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激发了他的文学写作和学术研究激情，他一边用笔名连续在《人民日报》副刊、《文艺报》、《芒种》等刊物上发表了《种蒺藜者得刺》、《抬驴子走的故事》、《挂起匾来再说》等多篇民间文艺风格的随笔、杂文；一边还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了大型的民间文艺论文、论述歌谣、戏剧和谜语等等。1956年8月，乌丙安完成了近18万字的《人民口头文学概论》专著，被高教部确定为新中国第一部民间文学高校交流教材，在内部印刷出版。那时，经钟教授介绍他已经成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当时的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民间文学课，是继北京师范大学之后的全国大学文科里第二个开设民间文学课的高校，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后，这门新兴的课程一直讲到1957年末期，深受学生喜爱。

20多年结识底层百姓采集第一手民俗资料，重新工作后誓为中国民俗学多做一些事情
1958年，乌丙安被错划为“右派”，遣送到辽宁昌图县农村修水库，后又遣送到辽西矿山劳动改造。文革中，全家被遣送到偏远农村，再次进行劳动改造，一去就是9年。
1978年，乌丙安重新获得解放，到了辽宁大学。乌丙安说，这20年的重灾对他的人生经历也不失为另一种“财富”。“就以在农村改造来说，三千多天的苦辣辛酸和风霜雨雪，无疑使我受到了严酷的磨练和考验。特别是作为一名民俗学者，不幸中的大幸是在多年的农村艰苦生活中，有了三千多个田野工作日，这是今天用多少经费和精力也难以得到的宝贵财富。我结识了那么多农民、工匠、艺人等各类人物，使我对民俗传统、底层百姓生活和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有了最真切的了解和最直接的参与。我几乎忘记了自己受过的屈辱和艰苦的境遇，相反却如饥似渴地采集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民俗资料，包括对愚昧落后的农村存在着太多的陋俗恶习也有了透彻了解，这一切都使我意识到自己作为民俗学者的重大责任。不久，我就听背后有同事说：‘20多年的不断挨整，把一个当年才华出众的青年学者毁成了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可惜啊可惜！’我听了以后暗自思量：古人说‘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我虽没有为国捐躯，也没有被折磨致死，应该有所作为了。于是，连续用了三个夜深人静的时间，写成了那篇大型论文《戏曲古源辨》，发表在《戏剧艺术》1978年第4期上，让同事们对我的惋惜很快变成了惊叹，从此我坚定了重新开拓民俗学事业的自信心。1978年9月，教育部下调令邀我进京协助钟敬文教授筹备主编全国统编教材《民间文学概论》，为此制订了编写大纲，准备了大量的参考资料。12月31日，我在北京撰写了《重建中国民俗学的新课题》大型论文，寄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人周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民俗学建设的重要建议，受到重视，该文经批准以红头文件形式全文刊发在该院《情况与建议》第96期上，发送全国科研单位及高等院校，引起很大反响，被认定是当代民俗学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献。”
1979年11月，乌丙安作为辽宁省民间文艺界唯一代表出席了第4次全国文代会。去北京之前，妻子特意为他买了一件涤卡中山装。好多年没有穿过新衣服了，他一下子好像年轻了许多。可他里面的衣裳太破旧了，妻子怕一刮风露出来，对别人不够尊重，又买了5个别针转圈一别，他就去了北京。在会上见到那些和他一样受了多年迫害的老朋友，无不感慨万千。大家互相叫着过去的绰号，抱头痛哭。哭过了，有人问他余生的打算，他毫不犹豫地说：“我要为中国民俗学的开拓发展多做一些事情！这是我一生的誓言!”

重登讲台在高校首开民俗学课程，著书立说引起国内外特别关注
作为重登讲台的教师，乌丙安从1980年3月便在辽宁大学首开了“民俗学”系列讲座，组建了民俗学社，带领采风队的学生到辽东满族山乡做田野调查，主编了《满族民间故事选》。1981年3月，经辽宁大学领导批准，正式跨系科开讲“中国民俗学”课程，这就是新中国高校文科首开民俗学课程的经过，《光明日报》对此作了报道，日本几所大学也发来了贺信。
开展民俗学课一年后，迎来了可喜的成果。1982年秋，教育部批准辽宁大学民间文学专业民俗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可以招生，乌丙安被任命为研究生导师和学科带头人，同时担起本科生、研究生和留学生的民俗学教学重担。那时候，乌丙安经常超负荷工作，被校内议论说“辽大有一位不知疲倦的老师”。乌丙安那时还担任了联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民俗学专业博士生的导师；同时还担任前苏联及蒙古国5名副博士、日本3名硕士生的导师。到现在为止，他指导国内外研究生已有40多名，大多数成为跨世纪民俗学的学术带头人。这期间，他还先后应邀在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内蒙古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46所院校和许多省、市学术团体讲学或演讲。
乌丙安先后在国内外发表了许多文章，出版了学术专著9种。1983年6月，乌丙安的《民俗学丛话》出版后，《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了简评，称此书为“我国第一部民俗研究书”，新加坡《联合早报》也推荐为好书。1985年8月，乌丙安又出版了《中国民俗学》一书，连续荣获辽宁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省优秀图书奖、全国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多次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受到国内外多家报刊好评。1989年6月，他的萨满教研究专著《神秘的萨满世界》出版，引起了国内外的特别关注，被国际萨满教学者称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拥有丰富调查实证资料的萨满教研究个人专著”。
从1988年以来，乌丙安主编出版了《中国民俗百科丛书》多卷本，普及了民俗科学知识，1991年1月出版了大型《中国风俗词典》。作为主编之一他从1984年起主持编纂工作，历经6年完成了这部具有开创性的民俗工程，被外国学者和海外侨胞评价为“了解中国第一书”，1991年荣获全国优秀图书“金钥匙”奖。
1991年冬天，乌丙安应台湾文化界邀请，从高雄一路访问考察到达台北。先是进入大阿里山地区考查泰雅、赛夏、卑南、阿美等原住民部落民俗，直到日月潭一带，又在屏东乡下调查了丧葬习俗和渔民习俗。1999年，他70岁以后，便婉言谢绝了国外的所有邀请，集中精力开拓国内的民俗学事业。

从学术上关注民族文化多样性特点，致力于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
从2002年秋季开始，乌丙安就投入到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的工程项目中了，就非物质遗产保护的专题已经发表了7篇学术文章，同时还为抢救工程出版的手册撰写了实用性很强的“民俗普查细纲”。2003年初，他被文化部聘任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后被文化部聘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同时，这几年来他一直担任“中国申报世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评审委员会”的评委工作。
乌丙安说：“我有一半时间在飞机上，奔波在全国各地，因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工作的涉及面太大了。2006年，在国家博物馆里展出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认定工作成果。我国首次审批了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里面包括了全国55个民族的文化遗产的精华，我参与了这次审批的全过程。实际上各地申报的项目多达1315个。我还到了18个省市自治区的遗产现场去帮助鉴别和认定，指导各地工作者的实地操作方法。这个申报和审批的过程要求与中国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十分细致、慎重、严格。这里涉及到国家的主权，文化的安全，政策性十分强。我举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2005年11月，我国有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新疆的十二木卡姆和蒙古族的长调。当时我国申报的有近20个，但联合国只给一个名额，而我们最有实力的就是这两项，我们哪个也不想落下。怎么办？我和几位评委提议，十二木卡姆是中国独有的，应该必保。蒙古族的长调更是世界级的文化瑰宝，我们中国完全可以和蒙古国联合申报，联合申报不占名额。这样我们这两项都可以通过。结果国家采纳了这个意见，我们主动与蒙古国联系，以两国的名义申报，最终得以通过。”
乌丙安说：“在我国的申遗过程中，我是尽力保护各民族的文化遗产。比如，在开始接到申报名单时我发现，全国有30多个民族没有申报，而实际上他们是有的。我认为这就不公平。于是我们就找到这些民族地区有关部门说，你们有哪些文化遗产我们都知道，你们民族的哪些文化遗产是可以申报的，要积极、主动、配合。结果他们十分感动，说我们自己都没想到，国家都替我们想到了。最终除了一个东乡族没有申报以外，其他民族都有了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评委，我认为应当起到从学术上关注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特点的积极作用。又比如，蒙古族申报的‘成吉思汗大祭’，在审批时就有人说要慎重，凡是带‘祭’字的都和宗教有关，格外谨慎。我就提议，成吉思汗是属于全世界的，大祭不是宗教，是一种民族崇拜尊敬先祖的典礼，是优秀的文化传统。最终改为‘成吉思汗祭奠’而通过。这个项目被通过之后，辽宁省的蒙古族马上就举行成吉思汗祭奠，在仪式上宣读祭文，那是非常有凝聚力的。马头琴也是这样，你不申报人家就报，这就涉及到国家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就不单是文化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又如蒙古族的‘敖包祭’，开始也被认为是祭祀活动。我说这是祭祀活动，但这是一种对大自然的崇拜，对日月蓝天河流草原的崇敬，表明人在大自然面前是谦卑的，人与自然是和谐的。这与破坏环境是对立的。人类应该分享敖包祭所带来的文化成果。全中国的人都会唱《敖包相会》，但却不知道敖包为何物。这在对文化的了解方面就是个遗憾。最近我又呼吁，全国蒙古族聚居的省市自治区应该联合申报‘蒙医蒙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藏医藏药已经被评为国家遗产了，而蒙医蒙药还没有申报，它也是民族瑰宝。但我发现，在全国的申报名单中，内蒙古是较少的，我们今后还要加大这方面的工作。”
  （原载于2011年9月1日《内蒙古日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