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简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记与研究》
作者:叶新民 日期:2004-01-14
    200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余大钧先生的新作《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记与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学术专著系列5),是一部全面、系统的研究成吉思汗的专著。成吉思汗研究,一直是蒙古史学者关注的课题。中外史家撰写的有关成吉思汗的论著数量之多、影响之广,是有目共睹的。在众多的关于成吉思汗论著中,余先生这部大作脱颖而出,引起蒙古史学界的关注。
    前人成吉思汗的研究成果颇丰,涉及成吉思汗家世和生平,蒙古社会制度,成吉思汗政治、哲学、法学、教育思想、成吉思汗历史地位的评价等等,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综述成吉思汗一生,内容深刻的论著为数尚少。余先生的这部作品,既汲取了前人的成果,又有自己的创见。是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专著。全书由传记和研究两大编组成。上编记述成吉思汗生活的社会背景,他的生平业绩、亲属与姻亲;下编评介成吉思汗的性格、思想,展示了一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的生动形象,论述了成吉思汗的立法以及与宗教、教育、文化、科技的关系,最后对成吉思汗的历史功过、历史影响与历史地位作了清楚的阐述。两编从不同视角和层面,剖析了成吉思汗完整的人生历程,绘制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该书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描绘了成吉思汗兴起以前突厥一蒙古地区的社会状况。从中可以获得许多北方民族史与古代蒙古史的基本知识。
    对许多重要史实,作者以浓墨重笔加以详细论述,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例如,蒙古建国是成吉思汗一生最为辉煌的事业,在过去的史书里,建国后授封功臣一般都写得较为简略。但本书则突出这一举措,对所授88位功臣一个个分别加以考证,以《蒙古秘史》、《元史》、《史集》等史籍互相参证,辨认真伪,还对前人的某些错误作了订正。又如,对成吉思汗的亲属与姻亲也用了相当多的篇幅予以介绍,从而使我们加深了对成吉思汗家族的认识。再如,成吉思汗制定的《札撒大典》,对蒙古社会影响深远,但有关札撤注释,使读者对《札撒大典》的内容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同时为研究蒙古法制史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清代史学家钱大听曾指出:“史非一家史书,实千载之书。去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
以见其美。”余先生正是遵循这样的治史方法,对有关成吉思汗的史实作了许多考订和辨析工作。比如,铁木真第一次称汗之年,《蒙古秘史》无记载,《蒙古源流》为己酉年,即1189年;沈曾植的《元秘史补注》认为铁木真首次称汗为1183年或1184年。余先生经过比较研究之后提出1189年铁木真首次称汗较为可取,较符合历史过程。对于史籍记载歧异之处,余先生认真比较鉴别,关于札木合之死就是一个例证。本书指出,《蒙古秘史》关于札木合之死的记载,较符合成吉思汗的性格、思想和他作为大政治家的一贯作风和气度;《史集》关于札木合之死的记载,则与成吉思汗的性格、思想、作风、气度不很符合。因此,《蒙古秘史》关于札木合之死的记载符合历史事实。
    本书突出描述了成吉思汗知人善任的优秀品德和才能。在长期的战斗岁月里,成吉思汗结识了许多风雨同舟的战友。他善于发现人才、识别人才,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哲别、速不台、者勒蔑、忽必来、耶律楚材、塔塔统阿等一大批杰出人才被委以重任,他们为蒙古国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是我国历史上战绩最辉煌的军事统帅。历来成吉思汗的研究者,都注意从军事上剖析其战略战术,可以说硕果累累,成绩显著。余先生注重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从军队建设、军队素质、战略战术等多方面论述了成吉思汗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战略战术的阐述,缕分条析,十分清晰。作者运用比较史学方法,把成吉思汗的建军、治军制度、战略战术、作战方式等与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相对比,发现许多类似之处。比如,蒙古军队的编组就继承于匈奴、柔然、契丹等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再如,蒙古军的进攻战、运动战等战略战术,则深受匈奴、突厥、柔然等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这说明成吉思汗善于继承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遗产,并能进一步灵活运用,发展创新。
    本书剖析了成吉思汗的性格和思想。作者将其政治思想概括为四个方面,即汗权神圣和忠君思想,爱护、尊重、团结部众的思想,血族复仇思
想,法治思想,这些都是符合当时社会状况的。成吉思汗具有勇敢、坚韧、果断等许多优秀品格,对亲人、友伴、家乡、草原充满热爱。作者用抒情的笔调揭示了成吉思汗美好的心灵世界,描绘了一位血肉丰满的草原英雄的鲜活形象。
    本书的语言质朴,文字流畅,读起来像是一部传记文学作品,一个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对话生动活泼。但它没有虚构,没有“戏说”,而是依靠丰富的史料构筑全书的内容,所以说它仍然是一部史学作品。由此,使我联想到史学的语言表达问题。我国古代史学家很注重这一问题,司马迁的《史记》“其文质,其事核”,也就是说,它的文字表述是一种真实之美、质朴之美。我们今人撰写史书,应继承发扬这一优良传统,要讲究语言文字,力求文字表述简洁生动,增强可读性。余先生长期从事北方民族史、蒙元史研究,治学严谨,学风扎实,成绩卓著。他翻译的拉施特《史集》(汉译文)被蒙元史学界广泛利用,发表和
出版论著达数百万字。《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记与研究》一书,是他多年学术积累和辛勤劳作的结晶。他孜孜不倦的努力,迎来了金色的丰收季节。200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他的《蒙古秘史译注》,甚见功力。2003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将他多年的译作荟萃为一册,长达70万字,也是一件可贺的喜事。我为余先生取得的丰厚成果而感到高兴并祝愿他有更多的佳作问世。
相关主题:成吉思汗 传记 研究
文章来源: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年1期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网站技术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网络信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6号楼 邮编: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