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进新先生的新著——《新疆宗教演变史》一书近期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新疆乃至全国宗教史学界都值得关注的一件事。这本书与李先生此前参著的《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一起，堪称是新疆宗教史学研究的姊妹篇，是新疆宗教史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如果说《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是新疆主要宗教——伊斯兰教研究的专史，那么，《新疆宗教演变史》则是对新疆宗教作较全面系统研究的通史，结束了新疆宗教史学研究无通史成果的历史。初读该书，获益匪浅，觉得该书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指导思想明确，研究方法科学。正像该书“绪论”中说：“新疆宗教的演变发展，它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不论是多宗教信仰并存，还是从这种宗教形式变化为另一种宗教形式，都离不开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政治、经济发展的制约，又与新疆各民族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在研究新疆宗教演变历史的时候，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尊重事实，从宗教演变中寻找社会历史根源，用历史说明宗教，才是科学的态度。”宗教作为上层建筑，归根到底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同时又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只有把新疆宗教的演变和发展放在整个新疆社会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发展变化的历史中，才能从整体上科学地把握新疆宗教演变的基本规律和线索，作到客观求实，对具体问题做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分析和说明。正因为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所以，在对各个时期宗教演变的具体过程、对具体事件进行分析，对宗教演变过程作理论概括和总结时，都坚持以充足翔实的史料为根据，并广泛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其做出具体科学的分析、说明和概括。
譬如，对佛教在公元lO世纪以前为什么能在新疆地区传播并逐渐演变为主要宗教，作者分析认为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我国新疆地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方面，这是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与新疆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关。首先，秦汉之际，是我国西域民族活动相当活跃的时期，民族迁徙运动比较频繁。各民族在不断迁徙、流动的过程中，发生交流、融合，形成了彼此密切的联系。其次，佛教传人之际，塔里木盆地诸绿洲正处于奴隶社会的发展和向封建制度的过渡时期。各地农耕经济和手工业、畜牧业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商业和对外交往进一步加强，阶级分化日益加剧，统治上层和城市平民阶层的力量日益发展；兴起的各城郭之国为争夺政治、经济利益而互相攻伐，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和社会矛盾的激化。统治阶级需要借助精神的力量来控制和奴役被压迫人民，进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宗教信仰上，以萨满教和自然崇拜为标志的原始宗教意识形态，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佛教所包含的等级制度、多神与最高神的观念以及其它教义，适合了统治者的利益和需要。第三，当时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徒多从事商业活动，对各地的社会上层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他们往往通晓多种语言，弘法传教时，注意使用当地人熟悉的语言，因此使佛教思想更容易得到宣传并为人们所接受再譬如，对20世纪上半期统治新疆的国民党军阀杨增新的宗教政策，作者作了分析后认为，“杨增新执政期间，根据当时新疆宗教问题的特点，重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各民族问题，对宗教采取利用和限制，对泛伊斯兰主义采取严加防范，对信教各民族采取‘抚’、‘压’两手并用的政策，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他在新疆的军阀专制统治。但在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下，客观上也起到了维持边疆一方安定、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作用。”这一评价，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又做到了客观务实，使该书的结论和提出的理论观点具有严谨性和科学性。
    二是体系完整，结构合理。作为一部新疆地区宗教演变通史，作者克服了只写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传统做法，把全书分为远古、古代(上)、古代(下)、近现代四篇，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地区宗教的变化现状，这就不仅把当代新疆宗教纳入宗教史的研究范畴，扩充了新疆宗教史学研究的范围，而且能更好地揭示新疆地区宗教随社会经济基础变化而演变，即宗教由以原始公有制为基础的自然宗教演化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的宗教，进而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新疆地区宗教又逐渐演化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宗教的基本线索和历史过程，较全面完整地揭示新疆地区宗教演化的基本规律。并且作者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为全书的最后一节结尾，这就从体系上，指出了新疆地区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演化的总趋势，也指出了新疆地区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方向。为了使该书做到结构体系完整，真正体现通史特点，作者在阐述新疆地区主要宗教的演变过程时，对一些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如塔塔尔、满、锡伯、达斡尔、俄罗斯等民族的宗教演变历史，也安排了适当章节加以阐述。如对现新疆总人口万人以下的俄罗斯族群众中宗教演变的状况，作者在叙述了其宗教观念的变化过程后写道：“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其它种种原因，现在新疆的俄罗斯族只有少数人信仰东正教，去教堂做礼拜。不过东正教的教义、礼仪已经渗透到俄罗斯族生活习俗的许多方面，经长期演变，成为民族传统习俗的一部分。”这都体现了作为完整体系的新疆地区宗教通史的严整性。
三是宗教与民族演变史相互交织，关系处理合理恰当。民族是一定宗教的载体，新疆宗教的演变史与民族的迁徙和演变相联系，但又不能把民族的演变史等同于宗教演变史，或用宗教演变史代替民族演变史。二者的关系如何处理，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在新疆也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作者在该书中很好地处理了这一关系，既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又紧密结合民族演变和政治斗争的变化来阐述宗教演变史，同时又看到宗教的演变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民族演变的影响。使全书呈现出以社会经济关系变化为主线的多民族并存演化、多文化并存融合和多宗教并存演化相互交织的生动具体的历史画面。作者认为，古代西域游牧民族的迁徙运动是经常发生的。在每一次民族迁徙的背后，都使新疆的民族结构发生了调整，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影响。在宗教信仰上，有些迁徙民族带来了自己的宗教和文化，有些则接受了当地的宗教和文化。在宗教信仰多样性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地域性的或同种语言条件下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对于民族间的融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譬如，公元前3世纪末到前2世纪中，有一次较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运动。匈奴击败月氏后，迫使月氏从河西走廊西迁到天山北部，原来在这一带游牧的塞种人，被迫大部南迁，越过帕米尔到达厨宾(克什米尔)。乌孙人也在这时候从敦煌一带西迁到伊犁河流域。月氏人在匈奴的攻击下，又从天山北部南迁到阿姆河流域，占据大夏，在这里建立了贵霜王朝。贵霜王朝和厨宾都是当时的佛教中心，成为向新疆输送佛教的主要策源地，使佛教成为塔里木盆地居民共同信仰的宗教。塔里木盆地的居民成分比较复杂，有操伊朗语的塞种、粟特人，也有操汉藏语的西羌、汉人等，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生产的条件下，这些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居民交流融合，形成几大地域性的城郭之国土著民族，如龟兹人、于阗人、疏勒人、高昌人等，共同的佛教信仰对于加强各地各族居民的联系和融合起了纽带作用。
四是以史带论，史论结合。使该书既有历史阐述的客观完整性，又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这集中体现在该书“绪论”对新疆地区宗教演变四个特点的概括之中：
1．多宗教信仰并存是从古至今新疆宗教演变最基本的特点。书中认为，造成这一特点是由新疆处在东西方多种文化交汇之点的地理位置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流通的特点决定的。首先，新疆地处亚欧腹地，曾是古代许多种族和部落繁衍生息或过往交融的历史大舞台。这种不间断的多民族成份聚居、流动和交融的结果，必然形成一种地域性的多元文化。这是造成新疆多宗教信仰并存的社会内在基础。其次，在海路开通前，新疆是东西方交通和商路的必经之地，也是东西方文化传播和交汇的通道，地处我国汉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波斯文化、西亚阿拉伯文化、欧洲希腊罗马文化等古代文明中心的边缘，或者说处在诸文明中心的交汇点。这是新疆多宗教信仰并存的外部客观环境。

        2．新疆流传的宗教多属“外来宗教”，主要经由中亚传人；这些“外来宗教”传人新疆后，都有一个与本地区、本民族传统文化和习俗相融合、相适应即民族化和地域化的过程。如古代新疆，佛教的传播形成了我国富有地域特色的“西域佛教”，是佛教与西域各民族社会文化互相吸收、融合的结果。这种地方特色，不仅反映在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佛教礼仪的改造上，更突出的是反映在代表佛教文化艺术，如雕塑、壁画、艺术造型以及音乐、舞蹈等方面。西域佛教也因各地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形成了各自的传统，如代表丝绸之路南道的于阗佛教文化，代表北道的龟兹佛教文化，代表吐鲁番盆地的高昌佛教和高昌回鹘佛教文化等，都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而大放异彩。
    伊斯兰教与维吾尔社会互相适应、融合也有一个民族化和地域化的过程。特别是苏非派的广泛传播，把南疆地区固有的某些传统习俗，如祖先崇拜、陵墓崇拜、“万物有灵”的信仰观念以及祆教的拜火习俗、萨满教的崇拜习俗等，与伊斯兰教的教义相揉和，逐渐形成了维吾尔族伊斯兰教信仰的特色。这种特色在南疆地区现在仍然盛行的“麻扎朝拜”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外来宗教民族化和地域化的过程中，新疆地区多种宗教的并存流传，还造成了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交叉渗透的现象。高昌佛教就是因吸收了内地儒家思想和道教思想，丰富了自己的思想内涵，因而创造了别具一格的高水平的佛教文明。回鹘迁入后，又把摩尼教带入西域。高昌回鹘统治者对境内并行的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道教等兼容并蓄，结果各种宗教发生混合现象，形成一种“浑然一体的合成文化”。伊斯兰教尽管有着比较严格的一神教义和教规，但在传播过程中也多少受到其它宗教的渗透或影响。新疆南疆地区有的清真寺建筑上的壁画、雕刻就可以看到古代佛教艺术的遗风。如莎车县加满清真寺梁坊上是用莲花、祥云和金色光环彩色图案装饰。南疆苏非派中有个特殊的“乞食者”团体，其成员披头散发，不修边幅，极端厌弃今世，不娶妻生子，不成家立业，四处游荡，以乞食为生。其渊源与从前当地佛教的游方僧有关。而活跃在维吾尔、哈萨克等民间的“巴合西”、“达汗”、“皮尔洪”等可以追溯到早先的萨满教巫师；拜火习俗和过“诺鲁孜节”则是祆教的遗留。这些现象都是新疆多宗教并存、各宗教互相影响的痕迹。
    3．在新疆宗教历史上，有的宗教兴起了，有的宗教消亡了：兴衰消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环境的影响和社会内部的因素，也有宗教本身的变化。其中，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对某种宗教或采取推导、扶植，或采取打击、排斥的态度，是造成这种兴衰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该书认为，就客观环境来说，以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河中即锡尔河——阿姆河中间地带为代表的中亚地区，在宗教方面对新疆的影响最大。凡属中亚地区流传的宗教，其后都传播到了新疆，甚至包括该地流行的一些教派团体。如新疆的苏非派及其教团组织便是由中亚引入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内地的影响。除道教是由内地传入外，大乘佛教实际上也是由内地回传到龟兹、疏勒等地，藏传佛教则由蒙古和西藏地区传人新疆。因此，新疆作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汇合地，在宗教的传播方面也是双向的，既有东传，也有西传。就宗教历史的发展变化来说，除了经济的原因外，社会政治制度和封建统治者的利用推行，是阶级社会以来新疆宗教传播和演变的重要原因。佛教传人西域首先是得到了各地统治者的虔信和推崇。这一方面是因为天山南路城郭诸国生产关系已过渡到封建制度，社会经济和对外交流进一步发展，以萨满教和自然崇拜为标志的原始宗教意识形态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生产关系；佛教所包含的等级制度、多神与最高神的观念以及其它教义更加符合西域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佛教不仅其教义博大精深，富有哲理，而且它所代表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社会的进步无疑对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更高的追求。统治阶级通过大造寺、窟、佛像和铺张的佛事仪式，不仅满足其虚荣和奢侈，也树立了自己的形象，巩固了统治地位。
    伊斯兰教的传播也与封建统治者的推行利用密切相关。如对伊斯兰教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书中认为，公元10世纪以后，新疆地区战乱频仍，经济衰退，吐鲁番等地遭到严重破坏，依赖于农业经济的当；地佛教已经衰落。但这些原来的佛教胜地仍然有着、众多的寺院和庞大的僧侣阶层。僧侣脱离生产，不劳而获，依靠剥削农民过着优越的生活。遇有佛事活动，寺庙还要大肆铺张，对当地经济造成沉重负担。有些大僧侣们本身又是封建主或庄园主，掌握着大量土地等生产资料，有供其役使的农奴和家奴，破产的农民只能依附于寺院或贵族庄园，忍受僧侣阶层和封建地主的剥削压迫。这就不仅使阶级关系对立加剧，仇恨加深，而且使贫苦民众对佛教信仰产生失望情绪，当伊斯兰教传人的时候，他们宁愿放弃传统的信仰，而从这种新的宗教中寻求精神慰藉。统治者利用群众的这一心理，大力推行伊斯兰教，很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4．新疆在宗教信仰上的几次重要变化，都与西域民族的迁徙运动有一定联系；这种变化的结果是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发展。例如，公元9世纪中西迁后的回鹘人逐渐演化为新疆的主体民族维吾尔族，这中间经历了长期的突厥语化和维吾尔化的过程。迁入吐鲁番地区的回鹘人，起初带来了摩尼教，后来又适应当地佛教文化，改信了佛教，加速了高昌、龟兹等地原有居民与回鹘人融合的进程，形成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的民族群体。迁入葱岭西的一支回鹘人联合其他操突厥语的民族部落建立了喀喇汗朝，并接受了伊斯兰教，将伊斯兰教推广到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这一过程，也是王朝境内各民族互相融合的过程，逐步形成以突厥语诸族为主体、融合了塔里木盆地原有居民的、以伊斯兰教为表征的一种新的民族共同体，即喀喇汗朝人。公元13世纪初以后，随着蒙古人统治西域，有大批蒙古人迁入新疆。在后来14～16世纪察合台蒙古后王推行伊斯兰化的过程中，整个天山南部的维吾尔人实现了语言文字、文化习俗各方面的统一，融合为近代维吾尔族。进入新疆地区的这部分蒙古人，即蒙兀儿人也大部分融人了维吾尔族之中。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和文化，在促进这种民族交流和融合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以上四个特点，是贯穿全书的纲，也是作者多年辛勤研究的理论结晶。由于该书有史论结合，以史立论的特点，所以使得该书不仅是一部历史书，也是一部以大量丰富史料为基础研究新疆宗教演变的理论论著，使材料的丰富性与思想的深刻性很好地统一起来，增强了该书的学术水平和理论价值，是研究新疆宗教史学不可不读的好书。
    四是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该书不仅是一本历史书，也是一本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生动具体的好教材。书中不仅从史论结合的角度，以大量翔实的史料为依据，论述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同聚居、多宗教并存、多种文化交汇融合的地区的观点，以铁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散布的“新疆自古就是一个民族的新疆”、“新疆自古以来只有一种宗教”，“新疆文化是与中国文化不同的独立文化”等谬论，澄清了人们的思想混乱；而且还设立专门章节对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的传播、影响和实质进行揭露，通过对历史上各个时期统治者对待宗教的政策的对比分析，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宗教政策的正确性。作者不是通过说教，而是通过历史事实，通过新疆宗教演变的历史过程，把这些观点贯穿其中，起着一般政治读物不易起到的社会作用和影响，体现了作者高超的技艺，很强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责任心。
    当然，正如书中“后记”所说：由于“本书是研究新疆地区从古至今宗教演变历史的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著作，算是一种尝试”，因此，在某些方面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对新疆宗教演变的具体历史过程尚需在更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更好地突出其“演变”二字的特点，这是新疆宗教史学界同仁们今后需共同努力的目标。该书为我们开了个好头，打了个好的基础，不愧是新疆宗教史学研究的一部力作。(摘自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