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建立重庆直辖市的缘故，原属四川东部的黔江、方县、涪陵等地区及其所属县划入重庆，包括我的家乡秀山在内的100余万土家族及其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便随之成为四川邻省(市)的范围。
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川民族学界对于原川东土家族的研究，也就渐渐的少些了，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专著也少于周围省份的同行。纵观近年来有关研究土家族历史、宗教、文化、艺术的著作，大多出于湘、鄂、黔、渝的作者之手。近来，一本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名叫《土家族与古代巴人》的新著摆在了我的面前。其主编杨铭(本名杨明)同志，当他正承担这一课题时还任职于重庆市文物局，等该书出版的之际。他已经调入西南民族大学的民族研究院作专职研究员了。
土家族在上一世纪50年代被国务院公布为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关于这个民族识别的过程已没有必要在此赘述；但这一过程中提出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后裔的命题，却成为学术界一直进行不懈探索的课题。
这一命题是我国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在参与土家族族别认定时提出的。他认为，之所以认定巴人是土家族人的祖先，是因为他们迁到了今天土家族的聚居地——湘、鄂、渝、黔数省交界地。在此前提下，潘光旦先生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巴人演变成土家族的论据：1、巴人和土家族族称发音相同；2、巴人和土家族均生活在一个多虎的环境且都有白虎神崇拜；3、巴人和土家族语言中有相同的词汇；4、巴人和土家族的姓氏相同⑴。
自从1955年潘光旦先生发表上述观点以来，巴人与土家族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甚至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还引起了一场争论。其中，主张“土家”为巴人后裔说的仍然占大多数，但又分为巴人后裔说和巴人主体说。关于巴人后裔说，如林奇在《巴楚关系初探》一文中认为：“巴”最早见于文字记载是殷墟甲骨文，巴国灭亡后，巴人聚居到湘鄂西一带生息，现在湘鄂川黔边界的土家族即是巴人的后裔⑵。邓少琴先生在《巴史再探》中运用丰富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论证了巴族乃是土家族先民的理由⑶。廖子森在《土家族族源浅谈》中提出：今日鄂西、湘西聚居的土家族，与东汉时的巴郡、南郡蛮有着深远的渊源关系⑷。胡挠在《廪君·夷城·土家族》一文中说：现在鄂西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廪君五姓的遗裔，两者不仅在姓氏上有延续关系，而且在文化、信仰、习俗上也有延续关系⑸。此外，卡澎的《廪君巴蛮子与长阳土家族》、金吉光的《德江土家族源流探索》、谷臣章的《桑植土家族族源初探》、冉敬林的《酉阳土家族是清江巴人的后裔》、杨通惠的《论秀山土家族族源》等文章，都主张土家为巴人的后裔⑹。
但随着研究的深人，单纯的巴人后裔说越来越受到挑战。于是，主张巴人为主体，融合其他民族的“巴人主体”说越来越受到重视。彭武一是最早提出“巴人主体说”的学者之一，80年代初期，他在<唐宋年间土家族先民的族屑问题》一文中指出：土家族就是以巴人作为主体成分融合其他民族成份，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步形成的⑺。土家族学者彭英明在《试论湘鄂西土家族“同源异支”》中说：土家族作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居住在湘鄂西地区的土著巴族为主体，融合了其他一些部族如汉人、蟹人、乌蛮等的某些氏族部落，在唐、宋时期混血形成的⑻。贵州学者陈国安在对黔东北的土家族进行调查研究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在《贵州土家族族源初探》一文中指出：第一，贵州土家族的先民主要来源于古代巴人；第二，板木盾蛮的一支，也是土家先民的一部分；第三，土家的先民中。也融进了部分僚人⑼。湖北学者董珞也主张此说。认为：总体来说土家先民应为巴人，但北部方言区与南部方言区有差别，北部方言区的主体先民是廪君蛮，而南部方言区的主体先民是板木盾蛮⑽。
1989年，我曾率领一个由四川大学、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西南民族学院、重庆市博物馆及当地的科研人员组成的10余人的民族调查组，赴川东、湘西的酉水流域作土家族的历史、社会、文化、宗教等调查。那次调查在当地政府和民委的协助下，行程数千公里，历时近_二月，获取了大量的档案、宗谱以及口述材料等：为我们以后对土家族及其与古代巴人的关系等学术伺题的认-识，提供了较坚实的基础。杨铭同志当时在重庆市博物馆古史部任职，他是这个调查组的一个成员，负责有关土家族家庭、婚姻方面的调查。此次调查所得的主要成果，已见诸于后来在1993年出版的《川东酉水土家》一书⑾。
1991年，我发表《B人与土家族》一文，对巴人与土家族的关系作了这样的综述：自从潘光旦先生提出土家族源于古代巴人之说，赞成者有之，持异议者亦有之，不同的意见略有两说：一说认为湘鄂川黔四省接壤处的土家地区既有古人类活动的遗址发现。土家族无疑为这些古人类的后裔；一说认为唐代乌蛮的一支自黔西移入湘西。从而形成了今日的土家族。近年来流行一种多源说。但主张多源说的也有以巴人为土家族的主要来源，或以其他民族为土家的主源这两种说，而我本人是力主前一观点的⑿。在《川东酉水土家》一书中，我又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古代巴人与现今的土家族有族源上的关系，或可这样说：以古代巴人的一支后街为主逐渐融合了周围的其他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土家族⒀”。现在，我仍然坚持自己十年前提出的这个观点。
杨铭同志主编的《土家族与古代巴人》一书，无疑就是以上述成果为基础，通过他与其他几位作者的进一步探索而撰成问世的。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编，其内容与学术价值大体如下：
一、上篇“土家族与古代巴人在历史、地理方面的联系”
该篇讨论了巴人进入湘、鄂、渝交界地这一史实。认为巴人进入这一地区的时间，一是巴人从鄂西起源之后，便有的进入此地。是比较自然的移植：二是春秋战国年代，由于北方与中原秦、楚的强大，巴人被迫大量的向湘、鄂、渝交界地推进；三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以内，鄂西与湘西北、渝东南的巴人。互相之问不断的移出移入。唐以后、从五代起，这些地区巴人不见于史籍，代之而起的是被称作“土”司、“土”兵、“土人”或“土家”的人群。结论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活动在渝东、鄂西、湘西的巴人，汉魏时演变为“五溪蛮”的一部分，分布、生活于武陵山区的“酉、辰、巫、武、源”五溪。五溪蛮一直到宋代，绵延千余年，保持着比较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宋代以后，这支以巴人后裔为主体成分的五溪蛮，融合了其他少数民族和部分早年迁人的汉族移民，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逐步形成了土家族。
二、中篇“土家族与巴人在宗教、习俗方面的联系”
通过对土家族与巴人在宗教、习俗方面的异同及其内在关系的讨论，该书作者认为土家人、巴人原始宗教发展一脉相承，具有很多共通的特点：首先是土家族、巴人的图腾都经历了三个类似的发展阶段，最后都到了白虎图腾崇拜阶段；其次无论是有关巴人的文献或土家族的民间传说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母题——人与动物互化，即图腾化身信仰，巴人、土家人都有“血祭白虎”的习俗；第三，土家族原生原始宗教信仰以残存、变异的形态保留下来，流行于湘鄂渝黔边的民间“还愿”习俗，就是古代杀殉文化的变异。
三、下篇“土家族与巴人在文化、艺术方面的联系”
在下篇的比较分析中，作者提出了以下认识：1、巴渝舞与土家族的大摆手舞和跳廪舞在舞蹈内容上有一致性，都是表现武功、威武雄壮的舞蹈，摆手舞演绎的声势浩大、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与金鼓齐鸣的热烈场面，正是巴渝舞的历史重演；2、古代巴人与今日土家族之间在地理区域、生活特点、风俗习惯方面，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民间习俗和口头文艺传统，更具有明显的渊源关系；3、巴人的音乐形式是多样的，乐器是丰富的，在土家族的原始戏剧一毛古斯、傩戏、民歌、摆手歌和丧歌中，蕴含着大量古代巴人音乐艺术的元素。
除上述研究成果与学术价值以外，我认为<土家族与古代巴人》一书有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该书的诸位作者都是长期在第一线工作的文博专家，他们为此做了深入细致的民族学调查。获取了丰富的文字材料和口碑材料，并尽可能地利用了新出的考古材料和地方志材料，这无疑是本书最大的特色。其次，该书采用比较研究法，从古代巴人与土家族在居住区域、地理环境的相邻性、相似性人手。深入到两者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各个侧面，通过大量的、多侧面的、多层次的比较，能使读者对两者之间有渊源关系的论点有深刻的认识。
总之，该书用实证的手法在古代巴人与现今土家族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它是近年来对主张土家族与古代巴人承续相关的命题的一次重要的推进。我相信，其学术影响将会在国内的这一领域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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