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秦永章博士的新著《日本涉藏史：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25万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令人为之欣喜。这是国内外第一部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论述近代日本（1868 — 1945年）与我国西藏地方之间历史关系的学术著作。本书的问世，不仅可以填补学术界在日本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史研究方面的空白，拓展和深入学术界对日中关系史尤其是日本侵华史的研究，还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渗透、侵略我国西藏的种种阴谋和不良用心，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所谓“西藏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因此，本书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众所周知，在清朝中央政府逐渐加强对西藏地方管理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世界各地疯狂地争夺殖民地。地处亚洲东方的中华帝国，自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的目标之一。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强，中国西南边疆——西藏也成了列强觊觎的对象。19世纪 40 年代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帝国主义势力侵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同时又图谋打开我国西南边疆的大门——西藏，由西藏侵入我国的腹心地区。在这些资本主义列强中，英国和沙皇俄国对我国西藏地区均怀有侵吞的野心，它们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包括武装入侵，妄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为自己的殖民地。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坚船利炮打开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的同时，也用同样的手段，打开了我国的东方邻邦、同样也是闭关锁国的日本大门，日本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的严重危机。然而，在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与中国的处境极其相似的日本，于 1868 年不失时机地、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而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却遭到失败。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胜败结局无情地宣告：日本已经一跃成为亚洲惟一的资本主义强国，而中国却仍然在半殖民地深渊中苦苦挣扎。19世纪末，随着国力的逐渐增强，以及与欧美各国关系的日趋稳定，日本这个亚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亦步西方列强之后尘，野心勃勃，虎视鹰膦，开始了向外开疆拓土的扩张过程，近邻中国便首先成为它蚕食的对象。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一次次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20世纪前后，当日本推行其“大陆政策”，积极对亚洲大陆侵略扩张时，地处南亚、中亚、东亚交合口的西藏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控制了西藏地区，对推进其大陆政策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日本当局千方百计地企图早日把西藏纳入其势力范围。然而，当时之中国西藏属于英国自定的势力范围，由于“日英同盟”的制约，日本当局不能直接染指西藏。于是便采取间接的方式，利用日本佛教宗团如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等在中国“开教”的机会，不断派遣“僧人”以各种形式潜入我国西藏，如寺本婉雅、多田等观、青木文教等人就是这种负有特殊使命的“僧人”；或直接派遣特务潜入，如外务省特务成田安辉等。在西藏，他们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及其他西藏上层人物频繁接触，有的潜居拉萨等地的寺院“学经”，有的替达赖喇嘛训练藏军，有的作为达赖喇嘛的顾问，为西藏地方政府出谋划策。尤其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当局加速了对我国西藏进行渗透的步伐，更多的怀有特殊目的的日本人乔装入藏，如野元甚藏、木村肥佐生、西川一三等。其中以前曾“游历”、“留学”过西藏的一些日本人，如青木文教、多田等观等，则为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西藏出谋画策，设计蓝图。日本当局还利用种种手段，极力接近和拉拢西藏上层，利诱一些藏族宗教上层“访日”，灌输亲日思想，唆使他们煽动“西藏独立”，并为其“圣战”效力，妄图将西藏纳入其“大东亚共荣圈”中。凡此种种，说明当时正在四处扩张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从事了一系列染指我国西藏的侵略活动，这些活动对当时西藏分裂倾向的增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过去，我国学术界就英、俄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西藏的历史多有研究，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真可谓举不胜举。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许多档案资料未曾公布或不易获得等），历史上日本与我国西藏的关系、即日本渗透侵略中国西藏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片荒芜的园地，除了仅有的几篇文章对个别日本人的入藏活动进行介绍外，再看不到其他的研究成果，更无系统地分析、阐述这一问题的专著。因此，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日本涉藏史：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一书的出版，适逢其时地填补了这项学术空白。
    通读《日本涉藏史》以后，笔者以为该书有以下一些特点：
    （1） 资料丰富，结构完整。
本书所引用的基本史料主要有以下四种：其一是日本外务省的官方档案资料；其二是旅藏日本人的各种秘密报告和见闻资料。这两种资料成为该书的第一手基本史料，不少是当事人的见闻记述，对了解一些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及相关细节颇有价值。其三是清朝、中华民国及西藏噶厦政府的档案资料以及部分口碑传承资料，这种资料虽然有限，但可以与前两种日文资料相互参证，互为补充；其四是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外学术界相关本项研究的成果极其有限，但中外学者的大量相关中日关系及藏学方面的论著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和背景知识。在资料语种上，包括了日、汉、藏、英等文字。作者对上述各种史料相互引证，彼此补充，相得益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本书以近代日本的明治（ 1868 — 1911 年）、大正（ 1912 — 1925 年）、昭和（ 1926 — 1945 年）三个历史朝代为经，以历史事件及重要涉藏人物为纬进行叙述。全书共分3编10章，书末附有大事记、参考文献、后记等。书中还穿插着10余幅珍贵的图片资料，使该书图文并茂，为本书增色不少。该书引文出处规范，文笔流畅，语言简练生动，引人入胜，毫无艰涩之感，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而且全书结构严整，点面结合，每个章节各自独立，又前后呼应，自成体系。
    （2）方法得当，观点明确。
    关于日本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同时也牵扯到复杂的国际关系，事关领土主权等问题，政治性极强。人们所处的立场的不同，直接影响并决定着他们对各个问题及历史事件的态度、观点和评价。然而，任何立场、观点只有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才是坚实的和有说服力的。该书作者在充分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实事求是，持论客观、公正，叙述严谨有序。另外，由于近代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之表现的复杂性之一，就是多个列强并存，日中双边关系始终处于远东多边国际关系的格局之中，因此，作者在该书中尽可能地把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的关系置于近代日本对华关系的大背景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中加以考察，这一点也是值得称道的。在论述过程中，作者并不限于勾勒史实，而是由表及里，寓论于史，论从史出，注重宏观与微观之结合，依据翔实的材料全面进行考察，努力从深层次上阐明社会历史的诸种因果关系，来得出比较有说服力的结论。
    （3）内容详实，多有创新。
    无论是日中关系史领域还是在藏学领域，有关日本与我国西藏之关系方面的研究，迄今为止仍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前人的研究成果寥若晨星。因此，在充分发掘和利用日本外交档案、旅藏日人的秘密报告等资料写成的《日本涉藏史》一书，内容详实，而且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几乎每个章节的内容都显得非常新鲜，其中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重要人物的论述深入细致，可谓鞭辟入里。在此书中，河口慧海、能海宽、寺本婉雅、成田安辉、青木文教、多田等观、矢岛保治郎、野元甚藏、木村肥佐生、西川一三等这些不同时期进藏的日本人及其各种涉藏活动跃然纸上，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还详细分析了日本当局各个时期的涉藏特点，介绍了日本当局的对藏策略，揭露了他们对达赖、班禅、阿嘉、安钦、丹巴达扎等西藏高僧的一系列拉拢活动，同时也披露了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与日本当局的一些秘密接触。书中披露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不仅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染指我国西藏的真实面目，同时也为西藏近现代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将西藏近现代史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书中也留下了一些遗憾。由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的相关藏事档案尚未对读者完全开放，所以作者对这类档案资料的利用尚嫌不足；因条件限制，也未能查阅和利用台北国史馆的相关档案资料。希望作者努力弥补上这一缺憾，在该书再版时补充和加强这方面的内容。
    总之，《日本涉藏史》是一部立场鲜明而又实事求是、持论客观公正的学术专著，它填补了国内外学术界对日本与中国西藏关系问题的空白，是国内藏学研究的崭新成果。不难想见，该书对日本侵华史及西藏近现代史的研究将具有较大的补益和推动作用。

（作者罗贤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