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上展开了一幅幅丰富的文化图景。线上联络、线下聚集的事件时有发生；微公益等慈善活动方兴未艾，甚至影响国家决策，如“免费午餐”项目的推出。我们已不能简单地将互联网现象当作技术现象来对待了，基于互联网展开民族志调查日益重要。由于网络研究者及调查对象身体不在场，沟通具有匿名性，存在网络分层现象等原因，使得网络民族志研究与传统的田野调查具有很大的不同，面临调查伦理、田野边界等问题。笔者结合自己的网上调研经验，就网络民族志研究谈一些感受。　　　

调查形式：问卷与访谈相结合　　　

一个网络事件往往涉及成千上万网民，其中，有几个关键人物可称之为意见领袖或者“运动创业家”。对于普通研究者来说（他们不同于某些大型网站，可以在网页上直接发布问卷），是采用问卷形式调查众多网民，还是采用深度访谈的形式调查重要人物，就成为第一个纠结的问题。问卷法有利于了解网民的普遍状况和行为动机，进而对调查对象有一个整体认识，难点在于网民的易退出性导致找到被调查者非常困难——他们可能就一件事发表完意见就消失不见，也可能很快转入线下活动而销声匿迹。因此，对成熟的网络社区、QQ群等相对较为“封闭”的网络社群较容易采取问卷法，而对于微博等开放的网络群体则很难适用，这样，访谈关键人物就成为重要的调查方式。访谈法能够深入了解网络事件的内在机制，获得许多“珍贵”一手资料，缺点在于难以确保观点的全面性，有以偏概全的风险。当然，在人力物力和基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两种调查方式相结合能够取得更好效果。

研究者立场：列好访谈提纲 抑制主观性影响　　　

在网络上，研究者见不到访谈对象，而有的访谈对象是社会名人或者网络名人，虽然在网络条件下，大大降低了联系对方的成本，即常常打开微博私信就能够直接对话大V（微博认证用户），然而，研究者容易产生一种心理压力——担心对方是大V，没空或不愿意回答自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会有一种想要跟访谈对象“套近乎”的冲动，表现出自己同意对方的观点和态度，以获取访谈资格。然而，对于研究者来说，尽管未必能够做到价值中立，但客观冷静的调查态度是必不可少的。如此，便发生了研究立场上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纠结。笔者认为，调查之前做好准备工作是必要的，可以列好访谈提纲，也可进行一些半结构式访谈，以确保调研过程的可控性，抑制个人主观性影响调查结果。　　　

进入时机：锤炼问题后进入田野　　　

自互联网诞生以来，人们就体验到了什么叫作信息爆炸，Web2.0时代的到来加剧了这一情况——只要接入互联网，人人都是发声筒。研究者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就存在一个何时进入田野的问题。以进入一个网络事件为例，事件发生时即刻进入利于获得一手资料，可实时监测其发展动态，缺点在于没有经过前期论证的调研往往缺乏问题意识，在调研过程中才发现研究价值不大，却已经浪费了不少精力。这样，调研结果往往呈现出表层化特征，沦为简单的事实描述，难以彰显社会学想象力。一项调研如果经过长期论证，研究者带着问题意识进入事件，则能够深入事件机制，发现潜在的运作逻辑，但同时可能错过事件直播的精彩细节，比如大量一手资料很快被删除，事后调研无迹可寻。因此，何时进入、怎样进入便是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课题。比较好的情况是，研究者在一个领域内长期研究，并密切关注网络相关动态，在事件发生时敏锐捕捉信息，将可能有用的内容复制粘贴下来，结合先前的研究基础，锤炼问题后再进入田野，将即时性与深刻性结合起来，达到最优效果。　　　

访谈技术：适当采用网络用语　　　

在传统的调研过程中，研究者需要考量的是使用口语还是书面语；而在网络民族志中，使用日常语言还是网络语言则成为一个问题。不得不说，互联网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化，“ORZ”、“打酱油”、“河蟹”等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在互联网田野上，使用日常语言有利于保持研究者的客观独立性；而使用网络语言则有利于沟通，适合互联网场域。笔者认为，这可以分为两个场景：如果是相对公开的态度调查，一般可以采用日常语言，因为网民是开放的，尽量用平实易懂的日常语言可让他们明了调查问题；而如果是一对一的深度访谈，在联络访谈对象和访谈过程中可以适当采用网络用语，以拉近研究者与访谈对象的距离，使后者感觉是在轻松地回答问题，避免脱离网络场域而导致的应付式虚假回答。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要把握火候，不能因为使用网络用语而暴露了研究者的倾向。　　　

田野边界：主要田野点在线上 适时转入线下　　　

互联网田野在很多方面区别于传统田野，除了具有匿名性、隐身性等基本特点外，互联网在中国不只是一个工具，更具重要的平台意义。在上下连接机制缺乏的现实状况下，互联网将下层声音传达至上层，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规避表达风险，由此，中国的线上文化具有特殊意义，是具有文化差异性的重要田野。但是，与此同时，多数网络事件都与现实问题紧密相关，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正在被打破，线上与线下同样真实，因此将互联网田野称作“虚拟民族志”是不恰当的。因为这样，研究者是调查线上还是转入线下就成为一个问题——前者有利于更好地体验网络文化，而后者则能够拨开迷雾，获得更加完整的真相。笔者认为，在调查设计时，研究者可以将主要田野点放在线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线下约见被调查者，进行多地点式的田野工作，取得更加立体的一手田野资料。

由于互联网是一片新的田野，经营者、体验者和管理者都刚刚登陆这块领地，互联网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研究者在这些变化中常常应接不暇。在传统田野领域里，人类学研究曾有“抢救式人类学”（salvage anthropology）的主张，即记录濒临消失的文化，使它们不被遗忘。在此意义上说，记录每天都在消失、每天都在生长的互联网特质是极其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