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断发生的涉及民族因素的事件，引发了各方人士对民族关系的热议。在这种关注下，中国的民族识别也相应地遭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反思甚至是质疑、颠覆。并且，由于民族问题关系到民生、国家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这种热议已经不局限在学术界内部，而是作为一个公共话题活跃在公众舆论中。

　　《凤凰周刊》2012年第9期、总第430期，以“大陆民族识别问题检讨”为主题，号称“独家揭秘大陆56个民族炮制全过程，大陆民族政治的肇始期的选择及因果。”当然该媒体的所谓“独家揭秘”，“炮制”等字眼，如果由业内人士稍作解读，其理解之肤浅与偏颇便不言而喻。

　　而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刮起的“解构”中国少数民族之风，“分析中国的民族识别，解构中国政府对其境内少数民族的构建”业已成为西方学界中国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与此相关的专著和论文接二连三，先后被拆解的有回、彝、壮、苗、瑶、维吾尔等少数民族。

　　国内学者对此亦有反驳，如已故四川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李绍明就曾对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郝瑞关于彝族认同的研究做出回应。早在2002年，他就在《民族研究》发表《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教授商榷》一文，指出国外关于民族、族群的一些理论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随后，郝瑞发表《再谈“民族”与“族群”回应李绍明教授》一文，这就是彝学界知名的“郝李之争”。然而，针对西方这股解构热潮，国内学者能够像李绍明这样予以反驳的并不多，有些学者甚至响应，著名的莫过于北京大学教授马戎的“去政治化”的观点：他主张以“中华民族56个族群”的称谓代替“56个民族”，从而以“文化化”取代“政治化”。这种论调曾一度成为主流。不过，最近几年，国内学者对这种反思民族识别的研究进行再反思。如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潘蛟认为，这种把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承认政治东方专制主义化的取向, 在中国学界生成的许多诸如对少数民族去政治化、民族共治、唯个体公民权利论之类西方学畅想值得注意。复旦大学教授纳日碧力戈指出，“中华民族”具有“建立在华夏文化和拟制血缘之上”与“建立在主权政治和公民意识之上”的两层含义，因此“去政治化”从而实现“文化化”显然会让相当于中国国族的中华民族失去多族认同的政治符号, 失去以国统族的根基, 显然是不可取的。同时, 无论是“去政治化”还是“文化化”都是政治动员口号, 不能不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 因此这些口号本身是高度政治化的。

　　西方学者对中国各少数民族逐一拆解，除了郝瑞的“彝族建构说”之外，美国人类学家杜磊的“回族建构论”也颇有影响。1990年，杜磊出版了《中国穆斯林：人民共和国的族群民族主义》一书，学者周传斌认为，“他的这部著作当之无愧地成为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奠定了他在西方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界的地位”。1998年，杜磊在这一著作的基础上又出版了《中国的族群认同：一个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缔造》一书。杜磊的研究建立在对4个不同类型的回族社区的调查基础上，即：作为西北回族农村社区代表的宁夏纳家户村、作为东部都市回族社区代表的北京牛街、作为华北回族农村社区代表的北京郊区常营回族乡、作为东南沿海回族社区代表的福建泉州陈埭回族镇。这4个回族社区分别代表着不同类型的回族认同，以伊斯兰特质逐渐淡化为排列顺序，进而构筑起他的关于族群认同的“关系理论”： “回族正是通过自我认同和国家承认之间的关系互动，并在国家将其制度化之后，才最终成为一个族群（ethnic group）或民族（minzu）。”中国的人类学学者也有关于回族认同的研究，其中有些直接与杜磊进行对话：如马海云“回族研究的新视野：一个方法论的讨论——兼评杜磊《中国穆斯林》”，指出杜磊对“回族性”的研究显然是零散和断章取义的,“问题-假设”导向的田野思路是先入为主的理论建构；马海云、周传斌曾经回访杜磊调查的回族社区，撰写《伊斯兰教在西北苏非社区复兴说质疑——对宁夏纳家户村的再认识》一文，认为杜磊的“异文化”学者的身份导致了他对纳家户日常生活的误读，他对纳家户的“田野工作”及“文化写作”也存在诸多问题；周传斌在《他山之石——西方学界对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述评》一文肯定了杜磊研究的借鉴意义，但指出其关于族群认同的“关系理论”给回族的族群性定下了主观性的基础。

　　族群理论与民族主义的研究本身就争议颇多，难达共识，再投射应用到中华民族这一复杂实体中，更增加了解析的难度与迷障。中国的少数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实体，冠之以“炮制”、“缔造”之词，是一种简单粗暴的西方中心主义论调。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多样性、复杂性与历史性，立足于整体观与当地人视角，而不是一味对西学生搬硬套、以西方术语套用中国实际，同时以民族志为认知基础，才是中国人类学者对话西方族群理论，应对西方解构思潮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