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研究》是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国家级权威学术期刊，荟萃了民族研究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包括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在内相关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2016年上半年（即《民族研究》2016年1-3期），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版块一如既往地关注基于田野个案和区域调查的民族学人类学实证研究，以及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史、学科理论与方法等理论层面的探索。
一、基于田野个案，分别对我国少数民族居住空间结构、采集经济变迁、传统社会治理制度、传统丧葬文化等领域展开深入研究
《西双版纳傣泐的居住空间结构及其认知逻辑》（作者艾菊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资源环境与生态人类学研究室副研究员，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指出，西双版纳傣泐所营造的居住空间体现为“家屋—村寨—勐”逐层向外扩展的层级结构。每一层级在家神、寨神和勐神的分别荫庇下，构筑起内向、封闭、洁净、有序和安全的内部空间。这种内外分隔的空间秩序构成了傣泐社会运转的基本空间图式，是傣泐人观和宇宙观的重要反映。
《经济人类学视野中的采集经济——来自独龙江峡谷的调查与分析》（作者杜星梅，云南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陈庆德，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是一篇基于田野个案的专题研究。独龙江峡谷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为当地特有的采集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采集经济为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主要食物来源，也为其与域外族群的日常交往交换提供了主要手段，成为20世纪50年代之前独龙江峡谷地区总体经济的重要支柱。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单向度的现代性对其功能与地位的不断遮蔽，独龙江采集经济出现了沉浮变迁。从经济人类学的视野来研究独龙江采集经济及其变迁，具有重要的反思和启发意义。
《哈尼族阿卡人的“措卡”治理制度——普洱市孟连县芒旧新寨个案研究》（作者张小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茜，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也是一篇基于田野个案的专题研究。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芒旧新寨，至今保留着哈尼族阿卡人传统的“措卡”治理制度。此制度具有三层权威：第一层是“尊”和“尊祃”之表征权威，第二层是由铁匠所代表的农耕生产物质文化权威和由祭师所代表的天人合一精神文化权威，第三层是实体行政权威，由寨老和民选出来的头人及“措卡”成员来承担具体的行政事务。它采取的是民主共生与平权分工的治理方式。“措卡”治理，主要依靠当地的一套传统治理文化来运行。“措卡”治理制度，为政治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
《“拔伤”：浙西南畲族死者的过渡仪式》（作者蓝希瑜，上海师范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指出，在浙西南畲族的传统观念中，生者是可以“干预”亡灵世界的。“拔伤”是浙西南畲族生者对亡灵的一种补救性治疗仪式，目的是让死者从伤病、不利的境况转换到健康、稳定的境地，是针对死者的过渡仪式。借助“拔伤”仪式，死者获得了正常死亡的地位，实现了从凶死之鬼到健康之魂的过渡。“拔伤”过渡仪式，丰富了过渡仪式理论的内涵。
二、基于区域调查，以环南中国海区域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跨区域社会体系：以环南中国海区域为中心的丝绸之路研究》（作者麻国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是一篇基于区域调查的专题研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辐射区，从我国华南、西南到东南亚的环南中国海区域经过历史上复杂的族群交流和社会交往，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在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发生的所有人文交流的时空过程，不仅形塑了区域的文化生态，同时还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网络化的跨区域社会体系构成了讨论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整体性的方法论基础。跨区域社会体系是跨越了家族、社区、族群、民族、国家与跨国家区域等不同层次的社会单位，是全球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三、国外法律人类学研究、人类学的非洲研究、西方人类学干旱研究的梳理与评析
《从社会情境分析到扩展案例分析——格拉克曼法律人类学方法论思想研究》（作者刘顺峰，湖北民族学院法学院讲师，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首先揭示了早期西方法律人类学有关案例分析法的描述与阐释具有明显的知识论缺陷。格拉克曼提倡的扩展案例分析法，克服了传统案例分析法的诸多缺陷。扩展案例分析法强调对案例做扩展情境分析，其渊源可追溯至格拉克曼早年提出的社会情境分析法。由社会情境分析转向扩展案例分析，意味着格拉克曼法律人类学方法论思想的逐步完善。晚年格拉克曼开始对扩展案例分析法自身的局限性进行反思。无论是创设社会情境分析法，还是将其发展为扩展案例分析法，格拉克曼都想去证明部落社会的法律文明与现代工业社会的法律文明之间不存在本质差异。
《人类学的非洲研究：历史、现状与反思》（作者徐薇，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认为，百年来，人类学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在不断被反思和重构，非洲研究在这些理论与方法的变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学的非洲研究主要由西方学者和非洲本土学者所建构，前者因为对非洲的长期殖民而开创了人类学非洲研究的理论范式，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后者则在反思批判西方理论范式的基础上进行更多的本土应用与发展研究。当今，中国人类学学者在借鉴国外人类学非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中国社会文化经验展开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非洲研究。
《干旱灾害的西方人类学研究述评》（作者李永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西方人类学干旱灾害研究主要讨论基于人类学学科视角的干旱灾害定义、起因与后果，分析因干旱灾害而导致的冲突、饥荒、难民等社会问题，探索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干旱灾害应对方式。干旱灾害与其他类型的灾害一样，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社会文化构建的产物。干旱灾害的人类学解释框架涉及内容广泛，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环境和社会脆弱性、生态韧性等理论也得到重视。干旱灾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和应用人类学研究体现出多学科合作的优势。
四、民族学家马长寿先生早期学术经历的回顾与研究
《马长寿先生早期民族学研究的知识结构与学术旨趣——兼论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民族学本土化研究范式》（作者王欣，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马长寿先生是我国早期的本土民族学家。其早期民族学研究的知识结构，除了包括传统的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外，还涉及当时国际上流行的功能学派、文化历史学派、进化论学派、年鉴学派、播化学派、心理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等，几乎涵盖西方主要的学术流派和理论。在马先生早期民族学研究的知识结构中，历史学是基础，民族学人类学是核心，而语言学、考古学和社会学也占有重要地位。马先生将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多种理论、学说和方法进行批判性分析，融会贯通后再应用于本土田野实践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在此过程中努力实现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由此，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视阈，反映出兼容并蓄的学术旨趣，在中国民族学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