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研究》是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国家级权威学术期刊,荟萃了民族研究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包括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在内相关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2016年下半年(即《民族研究》2016年4-6期),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版块一如既往地关注基于田野个案的民族学人类学实证研究,以及民族志理论与范式、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史、国外理论流派研究述评等理论层面的探索。
一、基于田野个案,分别对昆曼国际公路中老边境上的边界与通道、四川云南境内纳人达巴仪式、贵州三都水族村寨跨城乡空间建构、美国苗人萨满当代传承机制、三亚回族村穆斯林旅游移民的社会适应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边界与通道:昆曼国际公路中老边境磨憨、磨丁的人类学研究》(作者朱凌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马巍,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指出,边界将紧密相邻的中国磨憨和老挝磨丁相区隔,而昆曼国际公路又成为将两者相连接的通道。在历史分层中,作为一种“中断”和“差异”的形式,磨憨与磨丁之间的边界先后体现出模糊、潜隐、凸显的特征;而作为一种“连接”和“连续”的手段,穿越磨憨与磨丁的通道也包涵了社会文化、国际政治、全球经济等层面的属性。通道与边界在磨憨、磨丁的交叉,使口岸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并具备了接触点和中介的意义。昆曼国际公路的建设与使用,使磨憨、磨丁的区位特征发生了根本的转换,成为全球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对国家边界、国际通道、全球化网络节点的人类学研究,将促使我们对旧有的“中心”概念进行重新界定。
《“惹弥”与“惹撇”:纳人达巴仪式中的时空认知逻辑》(作者陈晋,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讲师,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认为,在纳人的诸多仪式中,达巴(纳人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仪式主持者和占卜者)通过唱诵,即时在空间上“开辟”出某种“通道”(纳语称为“惹弥”或“惹撇”),用于接送祖先或驱逐恶灵,由此展示出纳人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相互融合和转化”的时空认知逻辑。借助达巴的仪式实践,这一认知逻辑得以传承、固化和反复强化。
《跨城乡空间建构:甲左村水族村民“走出去”研究》(作者丁月牙,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社会科学教研部副教授,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指出,从甲左村“走出去”的水族村民,通过持续而频繁的人力与资本环流、族群和当地文化认同的维系、教育“传帮带”行动、村寨社会关系的重构等多种空间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建构了一个突破地理和物质空间束缚,集地理、心理和文化意义于一体的跨城乡空间。跨城乡空间的生成,为重新审视城乡二元关系及探讨农村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神选萨满到法力萨满:美国苗人萨满当代传承机制探微》(作者黄秀蓉,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副教授,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5期)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部分老挝难民开始流散到美国。其中,被美国政府单列为Hmong的老挝难民,即本文所称的美国苗人,大多保持着浓厚的萨满信仰,形成了独特的萨满当代传承机制。由萨满神灵选中的新萨满,需要跟从一位有经验的萨满师傅学习萨满知识,而之后只有通过入行仪式获得了萨满祖师亲授的各种法力,才能最终成为美国苗人社区接受的萨满,即法力萨满。美国苗人萨满的传承,强调新萨满的神选正统性,与萨满祖师崇拜有关,与美国苗人长期流散、饱受战争之苦有关,他们需要具有强大法力的法力萨满帮助修复心灵创伤。
《融合与区隔:穆斯林旅游移民在三亚回族村的社会适应》(作者孙九霞,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黄凯洁,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博士研究生。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6期)研究了穆斯林旅游移民群体在三亚回族村的社会适应问题。研究表明,这些移民由于与当地居民具有相同的宗教文化背景,同时又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和心态认知,其社会适应表现为融合与区隔相互交织的状态。本文案例丰富了消费型旅游移民研究的内容与视角。
二、民族志和民族学概念的历史回溯
《民族志和民族学概念的西方脉络及其历史遗产》(作者袁同凯,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袁兆宇,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认为,18世纪中期,民族志和民族学最初作为统一概念诞生于德国学界;19世纪,在其向全球扩散过程中分裂为以理论-经验形式相对立的两个概念,这种分裂关系的张力来源涉及概念本身对体质因素的包容以及对经验对象的异己区分。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科学主义和诠释学方法论嵌入这一张力关系,一方面继承性地重构了分裂态势,另一方面激发了20世纪末致力为这种张力关系提供根本释解的元理论和方法论尝试,民族学与民族志于这些尝试中重新融合并实现了其统一概念的再生产。民族学和民族志在西方世界的再生产逻辑为我国民族学和民族志研究超越理论-经验对立、平衡本土视野与他者目光、审视文化倾向过重的历史性偏离提供了历史参照。
三、人类学学科解构与重建的历史反思
《人类学:解构与重建》[作者莫里斯·郭德烈(Maurice Godelier),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文章由思珂特(Nora Scott)女士译成英文。本文主要根据英译文进行翻译和校对。中文译者巫语白,巴黎政治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校对者刘正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文化研究室研究员。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5期]指出,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包括人类学在内的许多学科经历着解构与重建的艰难历程。在新的基础上重建起来的人类学,可以更具批判性、更有效地去探索我们如今所生活的全球化世界。全球化世界具有两种显著特征:所有社会的经济体系,无论规模如何,都已成为一个独特系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同时,越来越多这样的社会正在经历非西方化的现代化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更有必要懂得他者的他者性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在此情境下,人类学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建立在人类学家通过参与式观察,长期田野工作,与他者共同生活和工作,进而与他者建立起重要关系的基础之上。
四、西方古典人类学家弗雷泽与斯宾塞对现代田野方法论创建的贡献、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人类学调查等人类学学科史研究
《弗雷泽与斯宾塞对现代人类学田野方法论创建的贡献》(作者梁君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6期)指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类学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学科范式转向,田野工作成为现代人类学与古典人类学的重要区分标准。本文以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和鲍德温·斯宾塞(Baldwin Spencer)之间的通信及后者的田野日记为主要研究材料,考察了二人在现代人类学田野方法论创建过程中的历史性贡献。弗雷泽自己没有进行过人类学田野调查,但他和斯宾塞在通信讨论过程中发展出田野工作的基本观念;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斯宾塞在长期的人类学探险活动中已经实质性地展开了具有现代人类学特征的田野工作。弗雷泽和斯宾塞对于人类学方法论的贡献展现出那个时代“摇椅人类学家”更加丰富的研究取向,也为当代中国人类学方法论自觉的形成提供了具体参照。
《20世纪初鸟居龙藏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人类学调查及其影响》(作者杨志强,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教授;罗婷,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6期)认为,1902-1903年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人类学调查,是外国人在中国进行的早期人类学调查活动之一。基于此次调查,鸟居提出了田野与文献相结合,注重文化风俗研究等新的见解,对后来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有关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介绍及分类,作为一种知识体系,间接参与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话语的建构过程之中。
五、国外医学人类学新近发展述评
《地方生物学:概念缘起与理论意涵——国外医学人类学新近发展述评》(作者余成普,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医学人文中心副教授,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6期)指出,加拿大医学人类学家罗克(Margaret Lock)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地方生物学(local biologies)的概念,强调生物和文化长期交织而导致的生物社会差异,反对生物医学普适性身体的有关假定。本文通过对地方生物学这一概念及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展现出医学人类学新近发展中三个相互关联的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论争和理论主张:反对身体的标准化,主张生物和文化的地方变异性和可塑性;反对生物-文化、先天-后天的二元对立,在具身化(embodiment)的策略下强调生物-文化的整体性和辩证关系;反对基因决定论,借助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来探索生物-文化连接的微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