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上半年（即2017年1-3期）在民族经济研究方面主要探讨了民族地区人力资源、扶贫问题和金融问题等。

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研究方面，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廖毅、张薇在《教育促进民族区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适配的探析——以云南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云南省民族地区因其自然条件、地理区位和民族传统等因素一直处于经济和教育双滞后的状态。对云南民族地区的教育和经济的现状进行具体分析后,根据该地区的现实情况,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通过教育手段调整和提高民族地区人力资本,进而适配区域经济发展之建议。四川师范大学商学院胡艳在《文化安全视域下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基于云贵川地区的数据分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背景下,可持续的文化安全与发展对于经济和国家安全显得极为重要。因此,基于文化安全视域,构建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投资指标体系,并利用云贵川46个城市的数据,实证检验人力资本投入和城市竞争力的关系尤为重要。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人力投资较弱,城市竞争力也较弱。重视文化安全教育,须加大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和投入,才能够实现经济和文化安全发展的协同效益。

在扶贫问题研究方面，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贺胜年、张琦在《中国贫困及减贫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视角考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一文中，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再生产理论视角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贫困和减贫的历史变迁。以国家贫困线标准审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困及其减贫演变推进,实际上就可理解为从单一经济收入贫困的简单再生产,扩大到除了考虑经济收入以外,还包括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公民权利等多维综合因素的扩大再生产视角。而立足国内减贫发展态势,将贫困及减贫问题置于国际视野之下,从全球更大范围思考及应对贫困难题,则是中国大国责任在减贫领域的重要体现。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杨军在《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民族地区扶贫具有特殊性。丰富的民族文化、天然的秀美风光、纯朴的民风民俗令各方游客神往。这为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精准扶贫打下了重要、良好基础。由于自然环境、历史等因素影响,民族地区发展相对落后,这与全面实现小康目标还有差距。全面实现小康是各民族群众都同时实现小康,通过旅游开发助脱贫对于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乃至全国其它地区相关工作开展都有重要意义。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学系林移刚、杨文华在《我国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困境与破解研究:基于生产要素视角》（《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旅游精准扶贫是一种“造血”式扶贫开发方式,旅游资源富集的贫困地区通过旅游产业开发,可以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旅游生产要素是贫困地区进行乡村旅游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基础和前提。我国旅游扶贫实践长期采取的是资源驱动型的旅游开发方式,旅游生产要素不合理的配置与利用成为制约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瓶颈。贫困地区应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合理配置各种旅游生产要素;提升劳动、土地和旅游资源等旅游初级生产要素利用效果;创新和发展企业家才能、技术和信息等旅游高级生产要素,形成贫困地区发展乡村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民族地区金融研究方面，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王伟和重庆财经职业学院金融系孙芳城在《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乌江流域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一文中，通过综合指数法和考虑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距离函数,分别测算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县域金融发展水平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并基于1999~2015年数据和SysGMM估计方法,研究了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样本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但乌江中下游民族地区优于上游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0.6%,下游地区好于上中游地区。进一步实证研究表明,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技术进步效应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技术效率改进效应还没有得到体现;不同区域有所不同,上中游地区金融发展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下游地区却相反;分时期的估计显示,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尽管差异不大,但对绿色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却是2007年前高于2007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