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上半年（即2017年1-3期）在民族理论研究方面主要探讨了马克思理论的民族研究实践、民族区域自治、新时期的民族地区政治理论、民族教育、民族宗教和国外民族理论等内容。

在马克思理论民族研究实践方面，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张熊玲、吴琼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视域下民族地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以新疆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民族地区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对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意义重大。新形势下,民族地区相对滞后的经济发展、多样性的文化差异、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等因素对民族地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构成了严峻挑战。为此,以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为理论基础,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引领多样性民族文化、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视大众媒体宣传,是加强当前民族地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途径。

在民族区域自治方面，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匡自明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制及其评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一文中，阐述了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做出贡献,但历史遗留下的民族问题也较为突出和复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及实践与认识的深化就国内民族问题在制度创制上进行独立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向全国进而成为基本政治制度提供政治场域,建构民族关系团结互助的新价值导向的民族制度成为国家顶层设计的历史必然。最终在1949年中国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此后这一制度在实践基础上逐渐规范和完善,并于1954年正式载入宪法,成为指导我国处理民族相关事务与问题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为民族自治地方建设与民族关系和谐搭建制度规范。

在新时期的民族地区政治理论方面，喀什大学法政学院吴恒同、孟红松在《集体化社会:南疆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结构性约束与社会风险》（《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一文中，阐述了国家建构进程不仅受国家自主性影响,亦受社会自主性约束。现代政治动员的历史基础,以及新疆南疆少数民族集体化的社会结构及其自主性,使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只能吸纳部分社会,国家-社会关系在南疆呈现出"行政不完全吸纳社会"的模式。在此种模式下国家难以对南疆少数民族社会进行有效地整合,从而产生社会安全风险。化解南疆社会风险的关键是对集体化社会采取两面策略,在防范结构性风险的同时,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从治理新疆的长治久安要求看,根本在于推进社会建设与政治、经济建设均衡发展。

在民族教育方面，云南民族大学党政办公室陈忠华在《民族院校非法学专业学生法治教育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颁布实施后,对高等院校非法学专业学生法治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民族类高等院校因其独具的民族特色和培养少数民族人才、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特殊使命,对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法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与紧迫。文章在阐释民族院校非法学专业学生法治教育特点及法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民族院校非法学专业学生法治教育的对策建议。对我国各民族院校,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培养学法、守法、用法的各民族人才队伍,依靠法律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繁荣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内蒙古民族大学学生工作处赵虎代、宏丽在《汲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养分培育民族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民族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高校多处在民族地区并集聚大量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具有较为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我国的传统文化既指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又指中华各民族特别是55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各民族文化间的价值观念、道德情操、生活方式千差万别,众多差异中又有重叠的共识,这些重叠共识就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公认价值追求,就是少数民族一切生产生活的动力之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互动互促,前者为后者提供养分,后者为前者指明方向。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民族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能动作用。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俊利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高校大学生文化认同探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民族高校有来自民族聚居区、汉民杂散居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又有部分汉族生源,族群身份的多样性决定了民族高校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多元化。研究发现,对民族高校大学生文化认同影响比较大的因素有族群身份、个体从小生活环境、教育背景和现实社会、经济地位。为增强大学生文化认同,民族高校要积极创造和谐的校园环境,发挥文化融凝作用;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资源,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外,国家在大力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兼顾效率和公平。

在民族宗教方面，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王武林在《民族地区老年妇女宗教信仰问题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一文中，阐述了民族地区老年妇女信仰宗教的现象比较普遍,信教老年妇女的主体是汉族老年妇女,且佛教是信教老年妇女信仰的主要宗教。在信教趋势上,民族地区信仰宗教的老年妇女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农村信教老年妇女的比例将降低甚至会低于城市信教老年妇女比例,未来汉族老年妇女仍是民族地区信教老年妇女的主体。由于基层政府不够重视,主流文化建设滞后,以及宗教传承和发展的特点,加之信教老年妇女对宗教的认识不足,使得民族地区老年妇女宗教信仰影响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挑战基层组织的管理能力,让非法宗教有机可趁,影响信教老年妇女正常的社会生活。充分认识民族地区老年妇女宗教信仰的状况和变化趋势,探讨民族地区老年妇女信仰宗教带来的问题及其成因,有利于完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

在国外民族理论研究方面，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齐顺利在《马来西亚肯定性行动研究——马来人优先政策的合理性反思》（《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一文中，探讨了为了帮助马来人追上经济上处于优势的华人,马来西亚建国之初推出了肯定性行动。认为随着马来人在现代经济部门的就业结构与全国族群结构相一致,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大大缩小,这有助于马来西亚社会的稳定,但也导致了马来人过于依赖政府,没有完全建立起与他族公平竞争的自信心,不利于族群间的和谐相处及马来西亚的长远发展。马来人和华人在经济领域的结构性差异得到根本性改善之后,马来西亚有必要从"争取族群之间利益分配平等"的观念逐步转向"争取个人之间竞争机会平等"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王超在《民主德国民族政策的演变及其失败原因探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一文中，阐述了二战后,受美苏冷战的直接影响,战败的德国被分裂为两个国家——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面对这种人为的分裂,民主德国起初坚持了"一个民族一个德国"的政策。但由于两德在统一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分歧,两德竞争中处于下风的民主德国逐步放弃了民族统一的旗帜。20世纪70年代初,昂纳克政府开始提出并践行"两个民族两个德国"政策,民主德国由此彻底走上了民族分裂主义道路。然而,该政策并没有实现维持国家稳定的目标,究其原因在于民主德国自身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失误、联邦德国"接触政策"施加的影响以及苏联在德国政策上的巨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