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上半年（即2017年1-3期）在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实践方面主要探讨了田野调查方法、民间仪式信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 田野调查方法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王媖娴在《“我看人看我”——田野调查初期的身份猜疑遭遇之反思》（《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一文中，阐述了民族志的反思揭示了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主、客体互为观察和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深刻意识到这种存在会显著影响到观察的结果和研究的结论。因此,在收集、记录各种田野资料的同时,研究者自身的具体参与过程及其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各种交往和互动——田野关系——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研究者思考的范畴。但是这种反思大多是研究者对自身固有的身份及自己的参与对研究关系造成的影响的自我剖析,并未能充分考虑被研究者对研究者动机、行为的反应而造成的对研究者观察与研究的影响。只有当研究者在“我看人”——“我看我”/“我看我看人”的同时充分自觉地做到“我看人看我”时,民族志方法的反思才会更加完善,田野调查的效果才会更有成效。

（二）民间仪式和民间信仰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龙晓添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萧放在《“热闹”的白喜事:复合的仪式过渡与身体表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身体视角对当代西方社会理论产生了变革性的作用。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身体不再被视为抽象话语的载体,而是重新恢复了其丰富的各种感觉和肉体性,是能动的创造与实践主体。仪式中形成的情感方式、感觉倾向、行为方式与规范,往往都是在耳濡目染中习惯成自然,成为刻骨铭心的知识和文化模式。"白喜事"是丧礼的一种复合表述;"热闹"却是种对丧礼的诉求,是种最理性最实际的民俗选择。从丧礼的各类角色、各种身体参与,探讨"热闹"的白喜事的矛盾与复杂,目的在于从交往、饮食、表演、器物等入手,以切实的身体感受与创造,展现丧礼建构的过程与方式,探讨其中蕴含的生活逻辑与权力关系。

广西科技大学西部地区产业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社会科学学院李鹏在《中渡城隍“巡街”的人群与社会——兼论祭祀圈理论的解释力》（《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一文中，阐述了祭祀圈理论是人类学区域社会研究的重要理论范式,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中渡作为西南边陲的小镇,每年城隍巡街吸引了周边民众参与其中。一方面,运用历史资料和传说,以国家与社会为视角,说明帝国为了教化边疆把城隍带入中渡,而中渡由于其移民社会的特质,接纳并广泛祭祀城隍。另一方面,结合民族志,当下中渡民众由于不同的诉求对城隍有不同的理解,在地方社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意义图式。在此基础上,进而说明祭祀圈理论不仅要关注"地"对"人"的影响,也要研究"人"对"地"的作用,才会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韦光化、高崧耀在《师公对维护瑶族内部稳定的作用探析——以广西田林县盘古瑶师公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师公作为盘古瑶的特殊群体,其社会威望和宗教影响力对维护盘古瑶内部稳定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师公群体对盘古瑶族社会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对盘古瑶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生产生活、疾病治疗、传统知识传承和维护民族内部团结等方面。师公群体对维护盘古瑶内部稳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驱鬼娱神、择吉、解关、心理调适等方面。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马晓梅在《尔曼里仪式中的圣餐——“果碟”象征意义与功能的宗教人类学阐释》（《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一文中，阐述了在哲赫忍耶的尔曼里仪式上,“果碟”被视为圣餐,是道乘功修必不可少的神圣用品之一。“果碟”的象征意义源自哲赫忍耶门宦所崇尚的反对宗教世俗化,追求净化信仰的苏菲精神。“九品”是苏菲修行的最高境界,赋予“果碟”这一象征意义旨在从个体伦理修养的角度维系门宦制度下的等级秩序。随着哲赫忍耶门宦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宗教语义支配社会秩序和解释世界意义的功能逐渐弱化不可避免,当前,在尔曼里仪式中,“果碟”与“油香”、“宰牲”等仪式食物作为沟通人神的媒介,发挥着增强门宦内部认同与整合的功能。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冯智明在《“禁风”灾难叙事与族群迁徙流动——基于广西临桂县宛田乡瑶族禁风节的考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一文中，阐述了禁风节是广西临桂县宛田乡瑶族独特的节日,成因与瑶族"飘洋过海"的苦难迁徙历史记忆、对风的自然崇拜和遭受风灾的现实根源有关。其从瑶族禁忌到多民族共同参与的会期和节日的历史演变是不同群体文化互动的结果,体现出族群迁徙流动对区域文化建构的影响。禁风节的生成是南岭走廊上民族关系和文化形态演变的一个缩影,也是人类学关于"流动"研究的典型案例。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孙金菊、谢冰雪在《回族妇女疾病治疗的场景仪式解析——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田野调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一文中，阐述了回族妇女对疾病类别有着特定的分类,包括医学疾病与超自然病因引起的疾病。医学疾病需要药片、针剂治疗,超自然病因引起的疾病的治疗则与之不同。患病妇女处于世俗世界,超自然病因则深处神圣世界。作为世俗世界普通个体的患病妇女无法与神圣世界直接交通。她们需要特殊人物作为中介提供帮助。以特殊人物为中介点,形成了三个场景,分别是民间、宗教和家庭场景。在这三个场景中,中介人物将采取一系列的仪式为患病妇女进行治疗。从田野调查资料上来看,民间、宗教和家庭场景仪式具有一定的功效。这些场景仪式能直指患病妇女的内心,调动她们体内自我康复的能力。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娟丽等在《重庆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困境及开发模式》（《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庆剪纸在产业化道路上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由于长期缺乏规范,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程度较低。事实上,重庆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具有重要意义和良好的现实基础,应该采取以政府主导和政策支持;以企业为主体、民间积极参与、并联盟学校教育、社区多方参与;以校企合作为主、多方辅助合作形成专业人才培养;拓宽剪纸的目标市场、开发多样化产品;多渠道的网络传播、网络统一服务平台宣传与销售等模式以促进重庆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王亚文在《云南德宏傣族传统制陶术调查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一文中，阐述了云南德宏曾是历史上制作和使用陶器的重要地区,但今天仍在制陶的村寨仅遗芒巷村。调查发现,芒巷村制陶者用一整块陶泥捏塑陶坯,然后拍打修整成型,不像云南大多数地区的傣族那样使用泥条盘筑技术。以往学术界对陶器的成型技术的描述常为过于简单的:“这个陶器用拍砧成型法制成”。但是国外学者根据东南亚的调查研究指出,一个陶器拍砧成型之前的过程是多样的,仅靠“拍砧成型法”这样的简单分类不可能全面了解制陶者如何制陶,也不可能正确看待以不同方式使用拍砧成型技术的制陶者,因而拍砧成型前的过程在生产中至关重要。关于历史上的德宏傣族制陶术未见详细文献记载,芒巷村的传统制陶术不仅是德宏傣族制陶技艺的难得遗存,也为制陶技术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例证。

滁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胡继艳在《端午艺术符号的传承应用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一文中，阐述了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端午艺术符号是端午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现,如系五色缕、穿五毒肚兜、悬艾叶、挂菖蒲、贴门符等,这些符号凝聚着传统的民俗观念,潜隐着丰富的文化象征,蕴含着崇高的审美理想,表达了人们祈求天人合一、求真崇善、辟瘟除害的美好愿望。对端午艺术符号传承应用的客观基础、遵循原则等加以研究,旨在提炼核心价值,顺应时代发展,用活文化遗产,丰富传播形式,使其在"对接"现代节日生活的过程中,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周园在《近现代多重语境下的怒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怒族民歌“哦得得”及民族舞“达比亚”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一文中，阐述了民歌与民族舞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立法与结构,它规范了这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伴随着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各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及各种形式"保护"措施的实施,云南怒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哦得得"和"达比亚"从原生环境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呈现出多元化态势,表演者不断地进行着文化"再生产",让原始艺术与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不断杂糅,使得新的艺术形式再生之后进入了"后民族艺术"时代。在现代以市场为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环境中,以怒族为例的各民族艺术存在于近现代多重语境中,当前这种环境导致了对民族艺术形态进行了"再生产",重构了当下民族艺术的生存状态——艺术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