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难民危机主要是指从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中东变局尤其是叙利亚内战之后，从中东、非洲和西亚等伊斯兰国家向欧盟国家寻求居留而产生的大规模难民潮。这一难民危机在2015年迅速激化成政治、社会危机并席卷整个欧洲大陆。难民潮发展的迅猛之势不断挑战欧洲战略安全并深刻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欧盟左右翼政治力量重新洗牌，欧盟价值观和欧洲认同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一向秉持人口自由流动和开放边界政策的欧盟国家很难应对来势凶猛的难民潮。一方面，此次难民潮具有独特的伊斯兰宗教文化渊源，另一方面，难民潮的泥沙俱下也使伊斯兰极端主义活动卷入其中。因此，要让具有保守伊斯兰文化背景的数百万新移民群体，被渐呈分裂之势的欧洲社会成功“消化”，显得困难重重。

一、从民族主义的欧洲到多元文化主义的欧洲

二战是欧洲从移民输出国转为接纳国的重要转折点。大量来自第三世界包括前殖民地的移民进入欧洲大陆，欧洲逐渐由传统的民族国家转变为非典型意义上的现代移民国家。欧洲采用的移民文化政策可分为三种类型: 以法国为代表的同化模式或共和模式; 以德国为代表的分化排斥或部分排斥模式; 以英国和瑞典为代表的多元文化模式。这三种移民政策是各国在对外来文化融合与排斥的矛盾心态下形成的选择，但它们始终经历着动态的发展并在左翼政府执政期间经历了实质性的改变。

首先，法国的同化模式( assimilation model)，试图以制度化的方式弱化移民的族群意识。它强调基于“个人－政府”契约带来的公民身份共同性，甚至因此故意不登记人的宗教信仰，认为政教分离的世俗性原则一定能够瓦解宗教性社群的反抗而将社群拆解为平等的公民个体。

其次，德国的分化排斥( differential exclusion)，主要体现在二战后长期施行的客籍劳工制度，即将外来移民部分纳入特定福利体系，但提高获得永久居留和德国公民身份的难度，使其难以参与政治活动并避免形成少数族群社区。德国政府在2000年之后进行了结构性的移民政策改革，部分允许双重国籍并引入了属地给予国籍原则，转向承认和促进多样性的多元文化公共政策。

最后，英国“多元文化模式”( multicultural model)，其代表性的例子是雨伞群组( Umbrella Groups) 政策。这种政策强调各个族群“成为不一样”的权利以及政治权利因种族、族群、文化和信仰上的差别而有所不同。由此，黑人和亚裔的社群和组织领袖被有意识带入主流政治，以促进其成员在公共政策上做出表达。

欧洲在近三十年逐渐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元文化社会”，彼得·基维斯托( Peter Kivisto) 曾指出多元文化社会的特性，“在此社会中以尊重的态度来欣赏并宽容各种差异”。这一理想尤其体现在哈贝马斯以“宪法爱国主义”取代族裔爱国主义、以建构“后民族的”新型多民族国家的设想中，即各族群在尊重差异和彼此认同的商谈政治基础上，将自己拥有的文化传统和宪法基本价值原则相结合，形成开放和谐的公共政治文化。但在欧洲基督教急剧衰落的同时，穆斯林移民族群信奉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法却生命力日趋强盛，并与欧洲传统价值认同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们也有效抵制了使其宗教沦为私人活动的各种世俗化努力。

二、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现实困境

西欧宽松的移民文化政策吸引了大量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和难民，其中约90%是北非、中东、西亚和南亚等地区的穆斯林族群。快速增长的穆斯林移民人口数量、社群规模、宗教影响力及其对欧洲价值的抵制，对欧洲文明构成了巨大挑战。

总体来说，欧洲穆斯林社群中伊斯兰教的激进化趋势日趋严重。在欧洲个体权利意识强化、欧洲文化认同缺失和民族国家政治认同削弱的同时，在多元文化主义荫庇下逐渐丧失本土羁绊的穆斯林移民产生了强烈的对普世性伊斯兰共同体即“乌玛”( Ummah) 的认同。高生育率的穆斯林移民族群在欧洲各国渗透和增长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已显现巨大流弊的多元文化主义移民政策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 一) 封闭的平行社会

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最常见的批评是它导致大量割裂的“平行社会”，即各个少数族群、主流社会间皆相互隔绝并存，宛如“难以同化的孤岛”。

英国国家男女平权和人权委员会前主席特雷沃·菲利普斯( Trevor Phillips) 指

出，实际上大多数英国穆斯林社群根本不想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他建议政府需要采取更好的融合措施。例如英国公立学校控制穆斯林学生比例不超50%，要进行“英国价值”教育并开设公民课程; 要改变教育界过分向伊斯兰文化传统妥协的倾向。

( 二) 破碎的价值共识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过分注重文化权利的平等和“分”，反而形成了公共领域的价值观空缺。这样一来，缺乏强有力整合纽带的社会宛如搅拌在一起的水果沙拉，这不仅使移民社群无法建立起新的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反而使其更坚持并保留了自己的传统价值观、生活方式、家庭结构及其宗教共同体的身份认同。

在人口结构上日渐占据优势的穆斯林族群也越来越善于利用宽容、民主、自由、多元等主流价值观和人权政治话语来为自己辩护，并进而在欧洲残留的社团主义传统背景里将自己的宗教诉求和宣示不断向公众领域推进，达到强化自己独特的伊斯兰宗教共同体认同的目的。这些要求又往往得到欧洲左翼政党和多元文化主义者的支持甚至赞许。

( 三) 分裂的国族认同

国家认同是国民团结和凝聚力的基础，在全球化时代仍然是关系到任何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在多元文化社会框架中，移民族群被归整为单个封闭的文化群体，穆斯林社群更倾向于只认同自己的宗教族群，构成了一种对现代西方的个人主义社会结构及自由主义政治方向的拒斥。欧洲穆斯林社群将伊斯兰教认同为个人努力的具有集体概念的政治与道德理想，从而更愿意把其他国家的穆斯林而非本国的非穆斯林公民视为同胞。在这种政策模式下，多元文化的权利得到大力张扬，国族的团结性却受到了破坏。

( 四) 激化的宗教冲突

现代欧洲的社会文化仍旧根植于基督教传统，但是已经达到政教分离;而欧洲穆斯林族群文化根植于崇信的伊斯兰宗教传统及其教法，有着强烈的政治认同倾向。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和政治正确的包容使欧洲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宗教、法治、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分裂。欧洲一些穆斯林移民社群已出现较为严重的原教旨主义倾向，并利用多元文化主义的宽容来推行其极端主义的不宽容。

众多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欧洲大部分穆斯林坚守传统的穆斯林生活方式，对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兴趣淡薄，或者策略性地参加民主政治力图谋取更多的伊斯兰政治影响力。近年来发生在欧洲的一连串的恐怖袭击标志性事件，都被解读为欧洲建设多元文化社会的失败以及欧洲伊斯兰化的进一步加深。

三、从多元文化主义到主导文化主义

    “主导文化”是一种反抗多元文化主义的代表性思潮与理论主张。这个观念由叙利亚裔德国学者巴斯姆·蒂比在1996年首次提出，他以“欧洲主导文化”概念来描述欧洲人和移民社群之间的社会性价值共识，即与宪法相关的“自由的民主基本秩序”。

    起初，所谓欧洲主导文化和德意志主导文化的界定都非常的宽泛，实际上指涉的往往只是以宪法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基本秩序。近年来，主导文化要求彻底取代多元文化主义达到对移民的文化融合。主导文化观念可以被理解为具有三个层次: 即西方主导文化或欧洲主导文化、国家主导文化和乡土主导文化。

首先，西方主导文化或欧洲主导文化观念主张的底层根基有两种: 一种是非种族性以公民意识为基础的“欧洲观念”，包含理性优于宗教启示、政教分离、民主、多元主义和宽容等;另一种是欧洲各国主流中，以犹太－基督教、古典人文主义、启蒙传统和现代民主价值观等共同作为欧洲主导文化的基石。其次，由欧洲主导文化观念引申出来德意志主导文化、英国性、法兰西文化传统和荷兰价值观等关于国家主导文化的多样提法，本国的“语言”始终被视为国家认同的坚实核心，与此相关的争论也往往与移民法、国籍法的改革相缠绕。最后，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和地区，主导文化的理解往往植根于其独特的历史。

总体来看，近二十年来主导文化观念在欧美逐渐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和政策负面效应的纠正与反动。也正因此，这一主张始终受到欧美左翼力量在政治、媒体、学术和教育界的强烈批判与抵制。伴随着欧洲伊斯兰化的不断加深和2015 年难民危机的急剧激化，主导文化观念在欧美政治文化语境里更是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关于移民融合的讨论里也成为对抗多元文化主义最有效的理论资源。

在目前欧盟复杂的认同危机、移民融合和难民危机中，面对移民潮的不断加剧和移民群体的日益壮大: 一方面，承认少数族群之宗教、文化、习俗合法权利要求的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政治正确和对文化多样性的合理宽容;另一方面，人权话语和选票压力使占据人口结构相对优势的移民社群尤其是穆斯林社群，在欧洲国家赢得越来越大的政策话语权。在推广主导文化主义的政策框架中，基督教文化传统和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对抗越来越严重;很可能造成更大规模的族群分裂而导致恶性循环。

四、结语

20 世纪70 年代以后伴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对文化多样性持宽容态度并承认少数族群合法权利诉求的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国家的基本共识。然而欧洲各国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却使民族、族群和文化的界限固化与泛政治化，使外来移民日益成为影响欧洲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严重社会问题和严峻政治问题。 在现实中，移民是否能够融入欧洲本土社会，不仅仅涉及经济平等和政策调整，还有着更为长远的人口、政治、宗教和社会等立体层面的影响。

    近些年来欧洲各国的传统文化价值与民族认同正面临被大规模移民浪潮尤其是伊斯兰化吞没的风险。调查结果显示，许多欧洲国家的民众对本国的穆斯林移民社群持负面看法并支持某种形式的“禁穆令”。在此民意基础上，欧洲各国近些年兴起的新右翼政党的共同主旨是反欧盟、反伊斯兰化。今天积重难返的欧洲面对的不仅仅是多元文化主义的黄昏，也是刚刚走上现实舞台的主导文化主义和全面同化政策共同的不确定未来。（原作者：鲍永玲，世界民族2018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