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际上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且多次郑重呼吁以后，“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有一整节的重要论述，而且成为中国宪法的应有内容。它与半个多世纪前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道，都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战略方针。由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理所应当地备受关注。

一、地域性命运共同体得以形成和维系的历史基础与现代民族国家命运

能够组成命运共同体的群体，往往由多种命运攸关的因素凝聚而成。在诸多因素中存在最具基础性的三个支柱：(1) 物质生活的生命攸关所构成的经济利益共同体；(2) 精神生活和价值认同上的密切关联所构成的文化共同体；(3) 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权力结构存在所构成的政治共同体。实际上，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并非是建立在共同体内部成员自愿的基础上，还有着复杂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制约等因素，人类历史上的各共同体形成或消亡都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民族国家作为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和发展，是因其政治结构在捍卫民族利益和维护民族性统一等方面获取了合法性和向心力，从而形成上述共同体的三个根基。

首先，从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来看，现代民族国家之所以具有共同体作用，在于它通过对外争取到民族独立和权利自由，对内形成统一的政权、疆域、语言文化、流通市场，推动商品经济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大发展，进而产生实现工业化即现代化的富强梦。

其次，在文化共同体上，任何一种文化最初都是由某个民族创造，都具有民族性，也因此成为民族文化，包括民族语言、民族风俗、艺术和人文精神等；任何一个民族都存在群体利益，也因此可以寻找出共同利益。

第三，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基础是政治向心力，即具有凝聚力的权力结构的确立，表现为从一般个人到整个民族的效忠指向。

需要指出的是，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并非完全出于某种主观愿望，而是有着共同体内在和外在诸多因素决定。从外部看共同体是一个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利益密切关联的整体，但深入到内部，共同体内的成员并非真正地位平等、利益共享，往往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富与贫之间的阶层分化、地位差别和阶级对立。这种内部矛盾也是推动共同体不断发生变化的动力因素。从共同体规模变化的历史趋势看，人类历史上的共同体规模逐渐由小到大的发展衍变具有客观的必然性。由地区或区域性的宗族种族团体，到民族国家，最后走向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历史的大势所趋。

二、世界历史趋势下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扩展

(一) 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与人类命运的改变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和发展趋势：“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从相对隔离封闭的区域性单一性的民族历史转变到世界历史，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资本主义兴起使产品普遍采取商品的形式，商品交换构成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不断打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所有市场界限，不断开拓世界市场，把商品交换扩展到全球，从而不断消灭旧的生产方式，不断促使新的国家形成，不断将新国家纳入商品经济体系，形成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完成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且，这种转变是不以个人或民族的意愿为转移的，它无情地将民族命运乃至个人命运与世界历史联系在一起。人类命运也开始步入具有共同体性质的整体性历程。

(二) 不能再用外部刺激和挑战的旧眼光看待世界历史潮流下的人类命运

地域各国各民族乃至个体命运纳入世界历史潮流之后就成为世界历史的内在构成。似乎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整个社会变迁都是出于对外部刺激因素的反应过程和互动过程。虽然这种理解也符合事实，但不够全面和本质。在世界历史面前，各地域、国家、民族所遇到的外部刺激和挑战已经不同于古代历史上的无数次外部刺激和挑战，以往发生的相邻地区之间的民族、国家间的冲突都有相对孤立性、封闭性、间歇性，对方往往是经常变换的，是可以消灭掉或同化掉的。

世界历史对于各地域、国家、民族命运的影响不仅是外在的，而且具有内在规定性。其一，地域性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并非先验的主观力量或偶然因素使然。其二，世界历史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即发展规律，它将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卷入进来并按照世界历史的规定性重构自身道路。其三，其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永久性的，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不是可规避的封闭的，而是难以逃避的，对手也不再是确定的、个别的、可以消灭掉的有形国家，而是不断变换聚合的无形力量，它使得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地区、每个人都不再愿意也不能够自我封闭和孤立发展。从此，各地域国家民族的发展道路也不能远离世界历史潮流，都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

虽然资本主义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但资本主义主宰阶段，许多地域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被践踏，人类发展命运遭到扭曲。人类要走出厄运，就要摆脱资本主义对世界的主宰，未来愿景是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平等相待、一荣俱荣地共同发展，形成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但这需要一个历史变革过程，人类正在经历这一过程。

(三) 从少数列强主宰世界到各民族国家共命运的时代变换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最先表现为西欧列强的轮番向外武力扩张，先后形成以少数欧美发达国家主宰其余多数国力弱小落后国家的霸权强权局面。

可以说，世界历史这种早期由西欧主导或欧美列强主宰他国命运的阶段必将过去，改变已经在发生。当然，真正消除长期形成的旧秩序，建立平等、共享、共治的国际社会，让世界各国彼此真正共命运，从而形成全人类命运共同体，则需要具备多方面的历史条件。这些条件推动的趋势一旦形成，世界历史新进程便已悄然到来。

三、世界历史新进程推升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时代，上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条件正在逐步生成。

(一) 科技大发展推动信息时代的人类交往革命

以新科技革命为标志的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飞跃性发展，不仅重新改变了世界分工，而且缩小了人类时空，使得地球人之间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自然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产生互联互通和相互影响，其趋势就是不断将全人类的命运关联起来。以物联网、智能制造、生物工程为标志的当代极致技术在不断推升人类生产力达到极致，生产力飞跃发展必然带来生产方式的发展。这种生产力革命不仅造成对生产方式变革的客观需求，而且将带来人类主观意识的认同变革。

(二)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模式

经济全球化必将呈现新态势，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从大西洋重心向太平洋重心的转移，以美国霸权为特征的旧时代已经悄然发生新变化。所有这些预示着人类命运将发生巨大变化。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又具有中国特色，让世人看到世界历史趋势变革的希望。因为中国主张无论国内或国际上大小民族一律平等，民族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和平共处、合作发展、共同繁荣，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民族剥削，反对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共享共治的全球治理新秩序，努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预见，新一轮世界经济政治中心或重心的转移，将造就一批新兴国家的崛起，世界历史将终结西方扩张道路，而不是由其终结世界历史。

(三)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实基础的主观努力

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全球共治、共同发展，地球本是全人类的，应该姓公而不是姓私。分工合作基础上的经济利益相互交织和交往能力的提升，已经提供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物质基础，从地域性的民族命运共同体已经开始扩展到全球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对整个人类命运构成危害的旧体制旧秩序依然存在，必须变革，也必将彻底变革，从而构成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改革动力和实践基础。这就需要世界人民共同努力、同心协力地去奋斗去创造条件。

1. 争取在社会主义实践上取得重大成就，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

作为消除西方资本主义现实弊病的替代制度，社会主义被寄予厚望。社会主义作为批判思潮已经存在了数百年，在完成从空想到科学的理论形态革新之后，又经历了近百年实践探索。社会主义实践既让世界见证了苏联在二战中的辉煌战绩和强大历程，也遭受了苏联东欧上个世纪末改革失败的严重挫折，更让世人瞩目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可以说，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性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道路的曲折性二者之间具有直接相关性。

2. 深入揭示资本主义危机与人类命运危机的内在本质，促进人类的普遍觉悟。

社会主义和人类共同体的当下命运还受制于资本主义以及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人类的普遍解放不是地域性的，没有人类的普遍交往和普遍觉悟，也无法实现人类的普遍解放。正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指出，个人的解放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通过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及个人之间实实在在的利益关联和感知，实现物质流通和认知交流等交往的充分化，从而促进人们认识领域的彻底变革和新型生产方式的构建共识，实现人类对世界资源共同占有基础上的财富共享，从而达成全人类共命运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互联互通等技术的广泛运用，不仅将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和步入变革的新进程，而且将不断加快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摘编自《世界民族》2018年第2期《从地域民族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兼论共同体变革的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孔敬/摘编）

（作者简介：曹泳鑫，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