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40个年头，正在迎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毋庸置疑，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进程中，中国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话语体系，在理论界、学术界、思想界形成相对一致的共识，并深入到广大群众当中，打造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改革开放话语体系。在这一宏大的话语体系当中，民族话语子体系具有重要的构成性作用。本文运用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的方法，着眼于分析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民族话语体系及其变迁，深化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认识。

一、研究设计

民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基本主题。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出发，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一直延伸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理论与实践结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着重大的研究价值，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并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族话语体系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形成的，因此，笔者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体系来分析中国的民族话语体系。本文选取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作为分析的主要对象。

《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三套文选见证了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纲领性文件；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更是代表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民族内涵，是我们分析中国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民族话语体系及其变迁的最佳样本。

为了更好地分析三套文选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体现出来的民族话语面貌，我们以“民族”为参考点，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 11进行了基本的参考点和覆盖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四位领导人提及“民族”的次数是不一样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三卷很少提及民族，而《江泽民文选》（第一、二、三卷）和《胡锦涛文选》（第一、二、三卷）提及民族的次数则增加到《邓小平文选》的十倍，覆盖率也大多保持在2%-3%。为了更好地研究三套文选体现出来的民族话语，我们将三套文选当中有民族的段落（前后25字符为界）整理出来，做成一个民族话语语料库。对文本数据进行必要清理后，我们得到一个122，502字的民族话语语料库；同时，我们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内容进行了同样的整理，得到一个51，456字的民族话语语料库。这构成了我们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基础文本。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结构要素

为了更好地从整体上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结构要素，我们分别把《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当中体现出来的民族话语视为独立的话语体系，对其中带有“民族”的段落分别进行了词频统计，并在计数、加权百分比之外加上了排名比较。我们可以来分析那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核心共享词，并判断其结构要素。核心词出现频率高，与话语中其他关键词联系紧密，有利于我们更方便地认识话语体系的结构要素。排序在前10的实体词主要有：中国、中华民族、发展、人民、国家、伟大、社会主义、社会、文化、党等。我们可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结构要素进行分析。

在理清这些关键概念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民族话语体系即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中华民族为指称，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导向，以各民族共同发展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尽管四位领导人的民族话语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不同时期，针对中国不同的民族发展状况形成的，但是，这些基本的概念及其形成的体系基本上没有变化，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结构性要素，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常”，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在变迁过程中良好的继承性。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历史变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变迁的数据分析与研究

话语体系的基础是特定的理论体系。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他们的民族话语背后蕴含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体系，因此，这四组民族话语之间具有紧密的一致性，形成了良好的继承性，表现出严谨的逻辑性。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族话语背后的民族理论，尤其是民族政策也会随着民族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从而使话语发生变化。因此，要想全面地了解话语体系，我们还需要去研究话语体系的发展与趋势。从这一点出发，分析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四位领导人民族话语的不同之处，发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民族话语体系的变迁，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对四组话语的差异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对四位领导人民族话语当中排名前200位的词汇中差值较大的条目进行摘录，将其中具有实际意义的关键词整理出来，形成了四组话语差异词表。分析差异词表，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四位领导人民族话语特色及其变迁。在这个过程中，特色词和淡色词的发现非常重要，如果能找到不同阶段领导人民族话语的特色词和淡色词，我们就能发现不同的阶段领导人民族话语之间在语词上的取舍，并进一步通过特色词和淡化词的变迁总结出这一变迁的基本特征。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发展规律

通过对量化结果进行质性分析，我们发现，江泽民、胡锦涛民族话语与总民族话语体系更为接近，而《邓小平文选》二、三卷的民族话语则与总民族话语体系表现出相对较强的差异性。最引人注目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的话语的形成，将在新时代民族工作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总体来看，中国民族话语体系的变迁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渐进发展的轨迹。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突显，与现代化共同构成了民族话语体系的目标性要素。同时，民族话语的改革色彩、观念内涵越来越突出，更注重从文化、精神、宗教等方面来理解民族，提出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则。更为有意义的是，这一趋势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当中进一步突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奋斗目标，民族话语中文化和精神的成分、和谐的民族关系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四、结论与讨论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本文的结论。在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大背景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得以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在这一话语体系形成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贯穿始终，表现出良好的继承性，这就是民族话语体系的“常”，也就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基本导向，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目标。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也表现出良好的创新性，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不断发展的轨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变”。在这一渐进变迁的进程中，民族话语的现代化目标逐渐转向复兴目标，同时，民族话语的文化内涵越来越突出。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话语体系的创新性不断增加，形成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

本文采用计算机辅助进行话语分析，混合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的长处。这种方法有着独到的优势，但问题也比较明显。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结合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两种思路，需要综合运用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在这里，数据所起到的作用仍然是提示性的，最终结论需要更为细致的质性研究和专家介入来进行。虽然我们尽量追求准确，但是，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使用的词频分析、共现分析等方法，其所得的数据并不具有最终的精确意义。比如，我们很难说，共现128次和127次之间有什么区别，对于所差较小的数据，我们需要做更进一步的精确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讲，计算机辅助的文本分析无法代替人工分析。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还处于研究的早期，数据的使用，甚至是专用名词的使用还并不是非常规范，需要我们不断完善。当然，这一技术的不断深入会解决一些问题，比如，更为深入的语词情感分析、语词树结构分析、语词关系分析、语词网络分析、主题模型分析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可能会使话语分析更科学、更规范，也更有启发性。

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阶段。习近平在民族理论方面发表了内容丰富的系列重要讲话，尤其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等主题上，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见解，对于中国的民族政治走向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如何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创新民族实践，发展民族理论，丰富民族话语，这将对中国的民族事务治理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研究中国民族话语体系的“变”与“常”，仍然有两个方面的工作需要来完成：一是完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的总体认识，对其中达成的共识旗帜鲜明地加以坚持，并以制度化的方式确定下来，构建更有特色的民族话语体系；二是把握民族话语变迁的规律，将创新性的改革成果推向深入，并在与民族理论的交融中达成新的共识，更新民族话语体系。

（摘编自《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民族话语体系及其发展》，马爽/摘编）

（作者简介：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