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有了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围绕社会经济建设展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新探索。改革开放后，党对民族问题理论判断演变基本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即破除“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阶段和深入实践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的阶段。面对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对民族问题的具体判断更加深入和细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破除“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魔咒

理论界早就有研究成果指出“民族问题”在不同的领域或对于不同的研究者来说有着不同的含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中“民族问题”内涵不同，解决办法不同。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政治实践中，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做出对民族问题的理论判断，其目标任务也较为明确。20世纪50年代，“三大改造”一经完成，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特定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影响下，“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理论判断流行开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转移，党和政府民族工作面临新部署和新格局，即“要广泛深入地宣传贯彻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政策。”1980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特邀评论员文章，进一步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全面厘清“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理论判断的错误，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实质，指出：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各自有着发生、发展、消亡的规律。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实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内民族问题主要是各族劳动人民间的问题。澄清“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提法造成的思想理论混乱，为当时民族工作和理论界的拨乱反正提供了重要理论和舆论支撑。民族工作领域也进一步突破阶级斗争为纲的约束，有效推动了民族理论与思想界清除“左”的影响和民族工作领域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促成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使得党和政府的民族工作转向推进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此后，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具体解决西藏、云南、新疆、内蒙、海南等民族地区面临的发展问题过程中，贯彻执行以发展为总目标的新时期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并使得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

二、在深化改革实践中丰富民族问题理论认识

20世纪90年代是国际社会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深化的阶段。1992年，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进入深水区。面对国际风云变化、国内改革问题，党对民族问题的理论判断更为深化和细化。党中央认为“90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促进各民族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关键时期。”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为民族工作部署了五项任务，即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逐步与全国的发展相适应；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全面进步；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增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活力；坚持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进一步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部署工作任务同时，也全面总结了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成果，主要内容包括：对民族问题基本概念的厘清、对民族问题产生原因的总结、对民族问题影响的评估、对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产生原因的总结，以及对新时期民族问题集中表现的清楚描述等。

1999年，为“进一步认识和努力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规律，深入研究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全面部署跨世纪的民族工作”,党中央再次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申明并要求“全党同志都要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必须把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工作的行动纲领。重申“民族问题往往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特点，要求不断提高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能力。为完成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党中央谋划了民族工作的四项重要任务，即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加强党对民族工作领导和提高民族工作水平。

进入新世纪后，党中央坚持中国特色民族问题解决道路，更加重视民族工作，探索出台了一系列有助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各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持续改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各种思想的激荡，学术界和社会上对于党中央处理民族问题的制度和政策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议论甚至争议，质疑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者有之，称民族区域自治为假自治者有之，主张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者有之，甚至视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特殊政策为所谓逆向歧视等。对此党中央明确指出：“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民族问题理论和话语创新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扩大，新一届党中央在继承和创新中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民族问题，统一思想认识，明确民族工作的目标任务，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从实践来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运行良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成绩，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逐年提升，精准扶贫和对口支援等持续发力，各民族人民生活从解决温饱为重点过渡到共同团结奋斗进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党中央在改革开放深化发展中不断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问题，并正确判断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民族工作目标部署更为精准。党中央特别强调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强调人们要认识和理解中国多民族的国情实际，指出：“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是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基于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党中央指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就是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坚持依法治国，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共同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八个坚持”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核心内涵。

党中央在推进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实践中提出民族工作阶段性特征“五个并存”论，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势头和发展低水平并存，国家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并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反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斗争成效显著和局部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并存。”“五个并存”论高度概括现阶段正确解决民族问题面临的主要形势，对于深化理解民族工作的任务和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也是民族工作创新推动的基础。

面对与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民族领域尖锐复杂的思想政治斗争，面对“五个并存”的民族工作实际和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特性，根据国内外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明确指出：“企图通过取消民族身份、忽略民族存在来一劳永逸解决民族问题的想法是行不通的”,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基础、国情特征及实践依据，必须认清多民族是我国一大特色和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加强民族团结是各民族人民生命线，是战略性、基础性和长远性的工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一大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的符合中国国情之路，“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种说法可以休矣”。面对民族问题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党中央强调了解决民族问题的物质和精神并重论：“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哪一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都会出更多问题。”“物质层面的问题要靠增强物质力量来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要靠增强精神力量来解决。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并不会自然而然带来人们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要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来抓。”引领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方向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基础则在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文化认同，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要增进各族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讲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摘编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深化》，孔敬/摘编）

（作者简介：周竞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