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试图通过公民身份的制度安排将社会成员从“集群化”状态打碎到“原子化”的境地，继而通过一族一国的“国族建构”实现“民族国家”的构建；在这种普世性或普遍主义的治下，“民族国家普遍地通过破坏少数民族身上先前就存在的那种独特的民族观念而谋求建立共同的民族观念”； “全体的人民断绝过去所有的一切的有关地域、语言、宗教与社会的认同，而能以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缔造一新的‘民族’”。这样一个来自西方的观念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实绩，对中国人现代国家意识的开启无疑是具有巨大震撼力的，同时也引起了关于如何以及怎样在多民族环境下建构现代国家的讨论。

一、“种族之战”还是“引而亲之”：近代学人关于现代中国的不同解决方案

1894年的甲午战败与1895年的乙未割台，使得近代中国学人油然而生“将有灭种灭教之惧”，由此产生改变国家形态的思考。但如何变、怎样变和变为何，就成为志士仁人们争议的焦点，而“满汉之界”也随之成为问题的焦点。

梁启超认为“因满人主国，而满汉分界，因满汉分界，而国民遂互相猜忌，而国民遂互相猜忌，久之而将见分裂之兆也”；基于法国、西班牙和美国建立现代国家的经验，他建议通过“散籍贯”“通婚姻”“并官缺”和“广生计”等四策来化解满汉之间的差别待遇和彼此敌意，并呼吁以“和种”代替“种战”，以族际沟通代替民族仇恨并据此抵御外侮。具体到如何处理满汉之间的民族问题，他主张以个体权利的平等来彻底弭平社会成员在民族身份上的差异，并进而构建一种“引而亲之”的民族关系。

二、从“分疆划界”到“风同道一”：民族主义洪流之下的族际政治策略

在各地官员的建议之下，慈禧太后在1902年初懿旨准许满汉通婚。 1907年，慈禧又谕令推行旨在“融化满汉事宜”的多项政策，但“相对于革命党人声势浩大的反满宣传，人们可以明显感到这些 (平满汉畛域) 改革措施的数量之少、范围之窄和作用之有限”，因此“总体来说，慈禧太后的一些新政措施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既没有消除满汉之间的种种差别，也没有减轻旗人的经济困境。” 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同时公布的《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中列有“变通旗制，一律办定，化除畛域”；但这一在光绪四十一年 (1916) 才得以全部落实的规划，到1911年就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荡然无存了。也正是看到了满汉之见“残杀相寻，势必演成种族之惨痛将至”的实景，裕隆太后在清帝退位懿旨遂不得不将黯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共诸全国，立为立宪共和政体”，“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三、“伟大之单一国”与“同化于我”：孙中山的国家定位和政策主轴

如何建构多民族的现代国家，是清末民初的一个重要的讨论议题，而效法西方建立单一民族的民族国家，则成为讨论中的一个“时代强音”。在具体举措上，孙中山主张将少数民族同化为一个民族，并据此建立“一族一国”的现代国家。早在1903年的檀香山演说时，孙中山已经完成了“汉族=中华民族”的国族构想，而在辛亥革命的一周年纪念日，孙中山明确地表明多民族的中国是一个“伟大之单一国”，“中国自广州北至满洲，自上海西迄国界，确为同一国家与同一民族”。在1919年完成的《三民主义》一文当中，孙中山更明确地将辛亥革命定位于“汉族光复”并进而提出将美国的国族建构经验应用于中国。在孙中山看来，将汉族改名为中华民族并借将各少数民族“同化于我”是这个解决方案的核心。1921年，孙中山在对“党内同志”的演讲中也指出，“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四、“兴者一宗”与“昆弟甥舅”：对日抗战期间的多民族国家整合方案

早在1926年，吴文藻就在《民族与国家》一文中比较研究了梁启超、张慰慈和孙中山的“民族之见解”，并进而提出了包括单一民族和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分类体系：

民族与国家结合，曰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有单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之分……一民族可以建一国家，却非一民族必建一国家，诚以数个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多民族国家。

而受到孙中山民族思想和陈寅恪影响的傅斯年，则认为“文化之统一与否，与政治之统一与否相为因果；一统则兴者一宗，废者万家”。由此出发，傅斯年在完成《东北史纲》力陈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之后，在1935年12月15日撰文指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

这一句话怎么讲呢?原来二千几百年以前，中国各地有些不同的民族，说些多少不同的方言，据有高下不齐之文化。经过殷周两代的严格政治之约束，东周数百年中经济与人文之发展，大一统思想之深入人心，……所以世界上的民族，我们最大；世界上的历史，我们最长。这不是偶然，是当然。“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

身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在1939年2月1日专门致函要求顾颉刚响应他的观点。有鉴于此，顾颉刚在1939年2月13日的《益世报·边疆》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

“以前没有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时，我们没有办法，只得因别人称我们为汉人而姑且自认为汉人，现在有了这个最适当的中华民族之名了，我们就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的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遂使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傅斯年、顾颉刚的观点甫一发表，就得到了国民党高层的积极应和。

1942年8月，蒋介石在西宁的演讲中继承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述：“我们中华民国，是由整个中华民族建立的，而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是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而在1943年3月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蒋介石更明确指出，“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

针对傅斯年和顾颉刚的主张，吴文藻的弟子费孝通则撰文回应说：“谋政治上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民族’以及各种经济集团间的界限，而是在消除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依我们看来，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是不容易混一的，若是我们的目的在建设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文化、语言、体质上没有混一的必要。若是我们的国家真能做到‘五族共和’，组成国家的分子都能享受平等，大家都能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团体得到切身的利益，这个国家一定会受到各分子的爱护。不但不易受任何空洞名词的分化，而且即便是外国强力的侵略，自然会同起来抗战的”。

通过“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国的史学界大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作为顾颉刚先生的弟子，白寿彝先生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之说“在此非常时代，从各方面抗战工作上，更切实地有了事实上的表现，但在全民心理上却还不能说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信念，而还是没有走出口号的阶段。”而作为讨论的一方，费孝通在1997年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也认为：“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

五、“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人的解决方案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 (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 ，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中国共产党人在1937年公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和“抗日的民族团结”主张；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把“团结各民族为一体”作为党的任务.

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还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架构提出了初步的厘定，并通过课本进行教育和宣传。“我们中国是一个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为汉人；此外还有回人、蒙人、藏人、满人、苗人、夷人、黎人等许多少数民族，组成近代的中华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

共产党人在国内民族问题上的这个规划，不仅明确地将中国定位于有别于单一民族国家的多民族国家，而且明确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国族和构成国族的各个民族。这样一个“国族—民族”的双层结构，与孙中山、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关于中国的“国族=民族=汉族”的单层结构认知，有完全的不同；也正是基于这种完全不同的认知，中国共产党由此不仅建构了与国民党人完全不同的民族理论，而且在未来国家建构和制度安排上有完全不同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解决方案，是建构在对多民族国家的国情认知、对多民族国家的国族厘清和关于“国族—民族”架构规划这一基础之上的，这一国族观和民族观，不仅有效地凝聚了全国各民族一致抗日、共赴国难的共识，也在事实上成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建构多元一体的国家制度架构的核心指导理念。费正清等西方学者曾经就此指出，“实行这些政策后，共产党成功地使辽阔的少数民族地区归附于中央控制之下”；“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少数民族地区比以前任何一个主权都赢得了更坚实的立足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孔敬/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