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王朝肇兴于盛乐，奠基于平城，盛极于洛阳。定都盛乐以及其后的两次迁都，对拓跋鲜卑的发展壮大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前贤所言，“拓跋部从大兴安岭往西南迁徙之后，依次经过以盛乐、平城和洛阳为中心的时代，就像三级跳远一样，完成了虽然短暂但却辉煌的历程。”学界关于北魏迁都洛阳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众所周知，不必赘述。关于北魏迁都平城前后的政治、文化、民族状况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如楼劲对北魏开国史的研究，张继昊对北魏建立政权之前北方草原地区各部族政治斗争的研究。此外田余庆、李凭、张金龙、何德章、罗新等学界前贤的相关论著在探讨北魏时期的政治、民族、文化等主题时，对北魏政权建立前后的情况均有所涉及。然而北魏迁都平城前后的国家建构与政治转型问题，却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付诸阙如。而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人们对北魏王朝政权演变历程的认识，也关系到人们对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因素的理解与阐释。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考察迁都平城之前的拓跋氏政权的政治特点、政权性质，梳理北魏王朝开国时期的国家建构过程与建构内容，并在对两个历史时期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探讨北魏王朝迁都平城前后的政治转型问题，从而尝试以拓跋鲜卑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程为个案，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历程中的影响因素。
一、盛乐时代的拓跋氏政权及其特点
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位于阴山之南、长城以北，是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形态的交汇区，历史上以游牧生产方式为主，同时宜农宜牧，一直是北方各游牧民族生息繁衍之地、多元文化交融汇聚之所，也是北方游牧民族南向进据中原的重要后方基地，曾为匈奴活动地域。匈奴西迁后，这里成为鲜卑、乌桓及留在故地的原匈奴等各族人民的共同家园。盛乐是拓跋鲜卑肇兴之地，是拓跋鲜卑获得部落联盟酋领地位、步入中国历史中心舞台的起点。李凭指出盛乐“曾经是整个漠南的中心”，“它的鼎盛与鲜卑族拓跋部的兴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拓跋鲜卑首领力微在位第三十九年(258)率众“迁于定襄之盛乐”开始，至北魏天兴元年(398)迁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为止，以盛乐为中心的拓跋氏政权前后绵延一百四十余年，其中包含了部落联盟体和中原王朝的边疆属国政权两个阶段，在后一个阶段，又分为国号为“代”和“魏”两个时期。这一时期是拓跋鲜卑的“盛乐时代”，是北魏王朝的前身。
盛乐时代的拓跋氏政权主体上属于塞外草原游牧政权的性质，兼有中原与边疆、农耕与游牧以及华夏与夷狄等多种文明类型交融汇聚于一体的政治文化元素，显示了政治上的复杂性与文化上的多元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盛乐时代的拓跋氏政权虽然事实上一直独立于中原王朝管辖之外，但是在政治制度、政治礼仪上始终没有突破作为中原王朝边疆属国政权的政治规格。不管是代国还是魏国，政治名分上都是隶属于中原王朝的边疆属国，其统治者以“王”的身份而非“皇帝”的身份自居。同时，盛乐时代的拓跋氏政权虽然显示出复杂多元的政治文化交融汇聚的特点，拥有中原政治文化的某些元素，但是总体上始终没有突破作为塞外草原游牧政权的基本性质，政权内部的松散性、政治中心在一定范围内的移动性始终存在。盛乐时代的拓跋鲜卑已经走在国家化的道路上，但是始终没有正式迈入建立国家的门槛。
二、迁都平城的北魏王朝及其国家建构
盛乐时代在拓跋鲜卑的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为北魏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文化基础。经过盛乐时代一百四十余年的充分酝酿，特别是经过拓跋珪复国后十余年的潜心经营，到拓跋珪攻占并州、继而攻灭后燕坐拥中原之后，拓跋鲜卑迈入国家的门槛已经是水到渠成、呼之欲出了。吞灭后燕之后，拓跋鲜卑正式建立了北魏王朝，并按照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模式积极进行国家建构，逐步完成了从塞外草原游牧政权到中原王朝、从边疆属国政权到皇权国家的过渡与转型。
迁都平城是拓跋氏政权从塞外游牧政权迈向中原王朝的重要标志。平城位于代郡、雁门之北，长城之南，拓跋猗卢在位时期已经纳入拓跋氏政权的管辖领域。晋永嘉六年(312)，拓跋猗卢以盛乐为北都，以平城以为南都，并于灅水之阳修筑新平城，命长子六修镇守，前已有述。不过在猗卢去世以后，未见拓跋氏政权继续开发建设平城的历史记载。此后几十年中，拓跋氏政权仍以盛乐为政治中心，平城的地位与意义并不醒目。拓跋氏政权攻占后燕大片土地、入主中原已成定势后，拓跋鲜卑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略中原成为新的政治重心，平城的重要性骤然上升，先是成为拓跋氏政权继续南下、进取中原的后方基地，稍后又成为拓跋氏政权迁都的首选之地，继而成为北魏王朝的国都。自天兴元年(398)迁都平城至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北魏王朝定都于平城长达97年，拓跋鲜卑进入“平城时代”。
迁都平城的北魏王朝，虽然与盛乐时代拓跋氏政权一脉相承，统治者仍是拓跋氏贵族，然而政权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与盛乐时代拓跋氏政权相比较，新建立的北魏王朝政治面貌焕然一新，政治制度、礼仪制度、都城建制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原王朝政治文化特征，为北魏王朝塑造了外在的中原王朝模式的国家肌体。而大力推崇儒学、争夺中华正统则为北魏王朝塑造了中原王朝模式的政治灵魂和文化精神，完成了对北魏王朝的思想文化建构，这是北魏王朝国家建构的内在的、深层次的内容。至此，拓跋氏政权在统治者入主中原、一统天下的强大政治动力驱使下，凭借地理优势和人才资源，在攻占后燕、入主中原之后，经过十余年苦心经营，已经脱胎换骨，实现了由塞外草原游牧政权到中原王朝、从边疆属国政权到皇权国家的华丽转身。如果说盛乐时代的拓跋氏政权具有较为明显的草原游牧政权特征，那么平城时代的北魏王朝本质上已与秦汉以来的历代中原王朝无异。
三、北魏王朝政治转型的历史意义
北魏王朝政治上的成功转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是顺应历史潮流，入主中原后主动认同中原政治与文化，为北魏王朝赢得中原地区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认同与支持奠定了政治基础，为北魏王朝在中原地区确立、巩固和扩大统治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使北魏王朝最终得以结束自西晋末年以来北方地区持续百余年的动荡与分裂，完成了北方地区的政治统一并统治北方地区一百余年，为北方地区创造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秩序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有利于北方地区的政治稳定、民族融合、社会安定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北方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其次是主动担当起传承、弘扬中原政治文化的历史使命，为接续中原政治统绪、传承与发展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正因如此，北魏王朝被后世历代史家纳入中原正统王朝的谱系，名列正史，开创了非华夏民族所创立王朝纳入正史序列的先河。再次是加深了拓跋鲜卑对华夏民族的认同，加快了拓跋鲜卑部族的整体发展，推动了拓跋鲜卑融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迁都平城之后的北魏统治者不仅积极接受中原政治文化，而且认同华夏族源，以黄帝后裔自居，自觉融于中华民族共同体。
北魏王朝的发展演变轨迹，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史上具有典型示范意义。透过北魏王朝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赖以形成的重要路径之一，是借由国家力量的引导，通过加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来促进各民族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历程中，政治因素的作用引人深思，值得高度重视。
（摘编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7期《从盛乐到平城：北魏王朝的国家建构与政治转型》，马爽/摘编）
（作者简介：彭丰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