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方现代城市发展伊始，族群居住隔离就相伴而生。西方学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形成了诸多理论模型和政策主张。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初步整理与反思，以期为中国越来越引人关注的城市民族问题提供有益思考。

一、理论模型：空间同化、族群分层与文化偏好

（一）空间同化理论

根据空间同化理论，族群的城市空间分布是其人力资本及其同化状态的反映，居住时间、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及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外来少数族群居住选择的最主要因素。该理论认为，外来少数族群之所以会在市区选择集中聚居，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相对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所导致的支付能力问题及初期的语言文化障碍问题。

毫无疑问，空间同化理论对于西方城市族群居住隔离提供了较强的理论解释力，而且被诸多的经验事实所证明。然而，空间同化理论也有显著缺陷：一是受信息、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城市外来少数族群成员在个体意义上不可能与主体族群成员一样同等地实现他们的住房愿望。二是空间同化不仅不一定是必然现象，而且也不一定是自愿现象，其理论假设被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证伪。三是空间同化理论假定的同化是外来少数族群同化于西方城市的中上阶级，如在美国，是同化于典型的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主的新教白人中上阶级。然而，外来少数族群既可能同化于城市主流社会的中上阶层，也可能由于长期聚居于“飞地”而同化于主体族群中与其经济社会地位相同的“下层阶级”（underclass），正所谓分割化同化（segmented assimilation）。

（二）族群分层理论

族群分层理论认为，城市少数族群的居住格局及能否被空间整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族群在整个社会等级结构中的地位。

尽管族群分层理论注意到了空间同化理论线性同化观的局限，指出了空间同化理论只看到了住房需求的一面，而没有注意到住房供给的另一面，认识到少数族群经济条件的改善不一定导致居住空间的自动整合，仅靠自由市场经济不能解决城市族群居住隔离问题，稳定的族群分层秩序很难打破。但是也存在诸多局限：一是族群分层理论是西方整个同化理论的一个补充而非对立面。该理论认为，在族群关系自然发展的生态闭环上，同化最终仍会发生。二是尽管族群分层理论认为居住空间的调整不能单纯依靠市场力量，而要更多地依赖于政府及社会的住房供给侧改革，但同样认为居住空间的调整是社会整合的关键环节，而居住空间的整合不一定导致社会整合。三是族群分层理论的预设前提是一种被迫性假设，即城市少数族群的居住隔离是被迫的，是族群不平等在城市空间的反映，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居住隔离都是被迫的。对于许多城市少数族群而言，自愿隔离可能是一种更加安全的居住选择。

（三）文化偏好理论

文化偏好理论(cultural preference theory)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谢林（Schelling）的邻里关系选择偏好模型。他认为，族群居住选择上任何细小的偏好（或选择）变化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居住隔离。后来以罗宾逊（Robinson）为代表的基于亚裔群体的居住选择研究，以克拉克（Clark）为代表的对非裔等群体的居住选择研究，以查理斯（Charles）、爱默生（Emerson）为代表的对白人的居住选择研究等不断兴起，进一步深化了文化偏好理论研究。

在城市族群居住隔离的原因问题上，空间同化理论强调经济困境，族群分层理论强调社会结构性压迫，而文化偏好理论强调个体与群体的文化偏好，但三者既是紧密联系的，又各有重点，相互补充。自主选择的背后仍然是社会结构性剥夺，社会结构性压迫的背后是经济地位的反映。空间同化理论只看到了外来少数族群住房需求的一方，忽视了本土主体族群作为住房供给的另一方；族群分层理论看到了主流社会的歧视是主要原因，但也相对忽视了少数族群自身的因素；文化偏好理论则过于高估了少数族群自主选择的作用。因此，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一方面由于三大理论解释模型过于突出单一因素的影响，每一个理论都可以找到相当多的实证反例；另一方面这三大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假设，那就是个体对于自身的住房选择拥有完全和正确的信息，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城市族群居住隔离的真正原因，还得从这三大理论模型之外去探究。

二、西方城市族群居住隔离的空间整合政策

尽管西方学界对城市族群居住隔离的原因与机制充满争议，但三者都希望通过找到城市族群居住隔离的动力机制，以便采取相关政策，通过促进城市族际居住的空间整合以最终实现社会整合。在具体政策上，三者一致认为住房政策是通过空间整合最终实现其社会融入的关键步骤。只是由于各国政府所持理念不一，政府权威不等，少数族群来源也不一样，因而其具体政策各不相同。到目前为止，以自由市场经济著称的美国的公平住房政策、以自由福利国家闻名的荷兰的城市更新计划，以及以福利国家驰名的芬兰的住房配额制度较具代表性。

（一）美国的公平住房政策

综观美国的公平住房政策，可以发现：一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仅限于立法禁止族群歧视。二是空间同化理论是美国族际空间整合政策的主要理念。三是无论哪项具体的公平住房政策，其政策效果都充满争议。总之，在美国，尽管法律层面上保障住房公平，但由于缺少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在社会层面上族群歧视依然普遍；尽管有系列政策期望通过居住分散来实现族际空间整合，但并无单独法律，而是一般都将其嵌入反贫困计划当中，效果难以准确评估。

（二）荷兰的城市更新计划

纵观荷兰城市更新计划政策的发展，可以发现典型的荷兰特色：首先，自由福利国家特征明显。其次，深受族群分层理论影响。再次，居住空间整合与荷兰“柱式”社会相矛盾。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荷兰的族群居住空间整合政策越来越严厉，由过去较为强调物质居住条件的改善及居住格局的调整，转向了更为严格的城市社会结构互嵌与荷兰文化认同。

（三）芬兰的住房配额制度

相比于其他欧美发达国家，芬兰的族群居住隔离问题并不严重，但族群居住隔离问题仍然成为芬兰政府与社会普遍担忧的问题，且采取了比欧美其他国家更加严格的住房配额制度，体现了鲜明的芬兰特色：首先，更加重视发挥政府公共住宅的空间整合作用；其次，在城市化过程中既有的住房政策的惯性下，芬兰作为一个后发城市化工业化国家，通过有效的福利国家建设，特别是进一步实施住房混合政策，成功避免了其他欧美国家较为严重的经济社会隔离现象，阶级隔离不明显，没有产生大量的“贫民窟”；最后，受文化偏好理论影响较大。

当然，就政策效果而言，与美国、荷兰等国一样，芬兰的住房配额制度效果也争议不断。芬兰的族群居住隔离问题并不突出，近年来也未有大规模族群冲突事件，但还不能就此认为其住房配额制度就比其他国家实施的公平住房政策、城市更新计划等更有效，也不能断定文化偏好理论比空间同化理论、族群分层理论更有解释力。

总体而言，回顾以上三个国家典型的住房政策，我们可以发现各国的政策主张与理论模型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也各有侧重点，但值得注意的是，相互之间并无一一对应的必然关系。因为除了禁止种族歧视这样的法律性制度化规定外，西方各国普遍没有统一的全国性公共政策。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也往往是多种政策的不同组合，而且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相关政策也在不断调整过程之中，只是各有侧重。

三、西方城市族群居住隔离的空间整合政策反思

纵观西方城市族群居住隔离的空间整合政策，尽管有研究表明，少数族群居住空间的分布确实与社会住房构成有关，其政策效果取决于不同类型的住房在空间上如何分布，但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各种空间政策效果都不明显，在政策目标与族群居住隔离现实之间，还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一）政策目标的“文化同化”困境

尽管各理论模型认为导致城市族群隔离居住的原因各不相同，各国具体政策也不一样，但当西方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地将政策取向集中于“社会整合”或更进一步说是“文化同化”目标时，表面上是为了解决城市少数族群聚居所带来的犯罪等社会问题，其背后仍然是传统的美国式的通过“文化同化”以应对全球化时代与后冷战时代现代民族国家遭遇的共同体危机。在当今世界，现代民族国家不可能建立在少数族群的彻底同化基础之上，理论上既不正当，实践上也无可能，因此，旨在彻底同化城市少数族群的各项空间整合政策的效果注定不如预期。

（二）政策制定的“选举政治”制约

在西方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涉及政策议题的设定、提议、辩论及最终决策等复杂的过程。城市族群居住隔离之所以能成为西方社会热门的政策“议题”并最终出台不同的公共政策，是受制于所在国家的基本政治格局的。而且，其政策效果如何也与各国政治密切相关。政策的制定、执行等受制于各国具体的政治环境。在西方，城市族群居住隔离的空间整合政策，既是一项公共政策，更是一种被操控的政治话语体系。

（三）政策路径的“居住空间”局限

除了居住空间以外，社会整合最终有赖于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环境上其“生存条件”的改善。一方面，技术更新会带来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例如，自动拾棉机的使用，使得美国南方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即非裔美国人向北方工业区迁移，从而改变了整个美国的族群分层模式；另一方面，少数族群与主体族群不稳定的人口比例的改变，在少数与多数之间，少数族群人口的增加意味着选票的增加，也意味着社会政治权力的增长。随着智能化时代的来临及全球各国人口大迁移加速，城市族群居住隔离的空间整合政策既需要超越传统的“文化同化”目标，也难以摆脱西方选举政治的影响，更需要在“居住空间”之外寻找更有效的政策手段。

四、余论

在西方，近百年的相关研究形成了空间同化理论、族群分层理论、文化偏好理论等主要理论模型，也出台了许多应对政策。但是，理论模型事实上都是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变量后突出某些影响因素的结果，在现实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控制相关变量与行为。

近年来，“推动建立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正成为我国各级政府促进各民族团结以实现“久久为功”的重大举措，学术界也进行了积极探讨。尽管中国的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建设与西方城市族际空间整合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当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在一些城市也产生了族群聚落所带来的治安问题或群体性事件，催生了很多新的族群聚居社区和多族群杂居社区。国内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提升，也需要有政策工具来推进。反思西方城市族群居住隔离的理论研究与政策主张，我国的“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建设”更加具有基础性战略性意义。在我国，“互嵌”的目的不是“同化”，而是促进各民族同胞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互嵌”在政策上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住房政策上的混居，而是要通过“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等多方途径，实现各民族同胞的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

总之，随着全球化进程及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我们的城市如何防止出现西方城市经济社会隔离与族群隔离的双重现象，同时如何防止出现西方主流社会对待城市族群问题时的杯弓蛇影心态，是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议题之一。

（摘编自《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西方城市族群居住隔离的空间整合：理论、政策与反思》，马爽/摘编）

（作者简介：彭庆军，中南民族大学中国城市民族宗教事务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