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3－5日，笔者参加了在芬兰小城科沃拉（Kouvola）举行的名为“铁路与社会：铁路作为革新型的地区因素”的跨学科研讨会。铁路作为一个社会－技术系统，对于所经地区的地景、经济、社会与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对于铁路的研究通常局限在技术层面，本次研讨会试图提供一个从社会经济与文化层面探讨铁路的跨学科论坛。
    共有来自芬兰、英国、俄国、中国的11位学者在研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大多数人来自历史学领域或交通研究领域；本所人类学室的翁乃群曾经主持南昆铁路给沿线村庄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的课题，是中国方面合作的协调人，不过因为日程紧张未能赴会，笔者成为来自人类学领域、也是来自中国的唯一代表。
    英国约克大学铁路与交通史研究所所长，同时任英国国家铁路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的科林•迪瓦尔（Colin Divall）教授作了题为“‘鼓励人们可以稍稍旅行，就多多旅行’：火车、飞机、汽车以及流动性的历史与未来”的基调演讲，对关于交通和流动性（mobility）的研究做了框架性的探讨。他提出，在温室效应和气候变迁（交通所释放的废气是促进因素之一）的大背景之下，对于流动性的未来的探讨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而历史研究应该发展出一个“可使用的过去”（usable past），为当下的困境提供参考。为此，需要建立一个关于流动性的文化史，因为交通方式的选择，不仅仅是由价格决定的，它与人们社会性的态度、价值和预期密切相关。这样的一个文化史，不仅涉及历史自身，更涉及到公众对于流动性的文化史的当代理解，因而不仅需要历史学家也需要社会研究者的训练和技巧。与此同时，流动性被交通技术所提供的机会和物质限制所塑造，交通的技术与文化层面远不是分离的，要完整地理解其中一个必须把另一个考虑进来。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关于流动性的技术－文化史。
    来自英国的另两位学者芭芭拉•史穆克（Barbara Schmucki）和新光纪（Hiroki Shin）分别做了题为“坐铁路轮渡从英格兰到大陆：两次大战期间的联运旅行”和“商业策略与公司形象：英国铁路，1872－1977”的报告，他们所共同关心的是英国铁路公司把坐火车（及火车轮渡）旅行作为一种消费文化加以推广的策略和手段。两位俄国学者伊戈•基斯勒夫（Igor Kiselev）和伊夫金尼•科罗维亚科夫斯基（Evgeni Korovyakovskiy）的报告题目分别为“历史与社会视角中的铁路交通发展”和“不同的交通方式结合方案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芬兰学者的发言主题比较分散，尤卡•T.塞皮伦（Ilkka T. Seppinen）谈到了芬兰从19世纪初到1950年代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竞争，欧思•科托瓦拉（Ossi Kotovaara）讨论芬兰铁路网络建设与城市化之间的联系，提娜•派伊瓦里尼（Tiina Paivarinne）梳理了19世纪说芬兰语的民族精英在民族建设的背景下对于铁路网络发展和民族技术进步的构想。笔者的报告题目是“一段爱恨交织的历史的呈现：一个铁路博物馆的视角”，主要谈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现代化与民族（或维护主权）的双重主题，以及它们在今日铁路博物馆的双重社会功能――科普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中的回响，并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为个案，梳理、分析了相关的研究和博物馆的展览内容，讨论今日博物馆如何处理双重主题和双重功能之间的张力。
    研讨会最后讨论了未来各方进一步合作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