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3-5号，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主办的国际敦煌学研讨会在圣彼得堡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70余名敦煌学和西夏学专家参加了会议，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西夏学专家聂鸿音、孙伯君研究员以及研究生院的博士生王培培受邀出席了会议。
    作为敦煌学和西夏学文献的重要收藏地和东方学研究的重镇，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在国际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自上世纪初开始，聂历山、孟列夫、克平、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吐谷舍娃、克恰诺夫、克里亚什托尔内等著名学者潜心研究，在敦煌学和西夏学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会议由现任所长波波娃主持，主题为“敦煌学：第二个百年研究视角与问题”，学者们不仅围绕敦煌学的各个分支，包括文献解读、宗教研究、经济民俗分析、唐五代史补正等各个方面展开了讨论，还特别把西夏学作为敦煌学的延伸纳入敦煌学的研究范畴。期间，我院的西夏学专家就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时期的讲经文、医书和佛教文献与敦煌学专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1036年，党项首领李元昊攻陷了觊觎已久的瓜、沙、肃三州，取代回鹘而成为河西的真正主宰者。两年后建立了以党项为主体的民族政权——白高大夏国，中原史书一般称之为“西夏”。西夏全盛时期的统治地域以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中心，兼及内蒙古、陕西、青海和甘肃部分地区。如果我们把敦煌藏经洞的发掘品比作一幅唐五代时期西域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画卷，那么黑水城文献则是宋元时期河西各民族人民谱写的壮丽篇章。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献不仅在出土地域和时间有交叉性和延续性，而且在文献的种类和性质上都极为一致，其研究方法当可以互相借鉴。
    第一，宗教上，西夏进占沙州后，敦煌藏经洞封闭，但这并没有终止佛教的传播，而是为佛教在西夏又开辟了另外一片生长的天地。西夏佛教除与中原佛教交往甚密外，又上承敦煌、吐蕃，下启元代。西夏皇室曾致力于把大量的佛经翻译成西夏文，因此，西夏文佛经中不仅保存了很多中原大藏经中没有的经典，而且保存了藏传佛教萨迦派等早期作品，对它们的刊布和研究必将为中国佛教史、藏学、蒙古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至为宝贵的材料。
    第二，语文学上，20世纪初发现于敦煌的“守温字母”残卷和多种《切韵》残卷展示了隋唐五代的韵书发展史，目前对中国音韵学萌芽时期的认识大多来自这些资料。而同时期的梵汉、藏汉对音资料又对这些韵书多有补充和证明。借助这些时代确定的资料，学者们为我们勾勒了以长安话为代表的唐五代时期的汉语西北方音。同样，借助西夏时期遗存的韵书和《掌中珠》，我们可以建立汉字和西夏字音的对应关系，而同时的梵汉对音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12世纪前后西夏地区流行的汉语河西方音，从而使我们接续隋唐五代西北方音发展史的设想成为可能。此外，黑水城文献中不仅有西夏文、汉文文献，还发现有女真、回鹘、蒙古文文献，相关文献的解读对促进这些文字本身的研究也大有助益。2008年11月3-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古文献研究室组织召开了“辽夏金元历史文献国际研讨会”，就是希望借这次会议之机，邀请世界各地相关领域的专家，以多学科的视角，对中国北方古代众多民族进行综合的考察，会商各种语文学难题，并在此基础上对文献所映射的西夏、女真、蒙古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入探讨。
    第三，文学上，西夏在与北宋交往的一个多世纪间曾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北宋的书籍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了西夏，黑水城文献中保存有一批中原典籍的西夏文译本。这些译本涵盖中原典籍的经、史、子、集各个部类，其丰富程度为中古少数民族地区之最，而有些译本所选底本与藏经洞发现的汉文本颇为一致。另外，黑水城文献中的西夏本土僧人的作品多为讲经文，这也与敦煌文献相似，两种文献互相对照，当对研究汉文儒家经典和僧侣文学在河西地区的传承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史学上，敦煌藏经洞发现后，中国史专家不断地从中吸取养料，可以说，敦煌文献为勾勒和构建更为清晰的唐五代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同样，黑水城文献中有些书籍利用了中原官府文书的纸背，客观上为我们保存了宋代更为直接的历史材料。此外，西夏文献中还有官府的文告、书信、户籍、账簿，以及民间的契约等各种官私文书，其中就有与宋朝、金朝往来的文书，深入研究这些材料无疑会对相关历史的研究极有意义。基于这种考虑，2008年6月和2009年7月，河北社会科学院一批敦煌学专家和宋史研究专家特别组织了两次有关“黑水城文献”的研讨会，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西夏遗存文献对宋史研究的补正意义。
    近十年来，世界上几个最丰富的西夏文献特藏相继公开，1993年，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东方文献研究所前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关于整理刊布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合作计划开始实施。到目前为止，巨型图片资料集《俄藏黑水城文献》已经出版了13册，这项出版工程被看成了中国西夏学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我们相信，随着黑水城文献的进一步刊布，这批对西夏历史和文明的重建研究，对宋史，辽、金、元历史文化，乃至对吐蕃和回鹘佛教的传播研究都有着同样价值的文献，将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价值。而作为敦煌学延伸的西夏学，也必将会树立在国际东方学方面的显著地位，迎来光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