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彝学专家普驰达岭副研究员应邀在清华大学做讲座
受清华大学考古学会邀请，我所彝学专家普驰达岭（普忠良）副研究员于2009年12月17日在下午3点半到5点在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为清华大学学生作“三星堆遗址文化中的古夷（彝）文化‘基因’”讲座，受到清华学子的热烈欢迎。这次讲座系清华大学考古学会主办的“中国民族文化系列讲座”之一。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鲁迅文学院等院校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及有关民族学方面的在读大学生、在京彝族学人共50多人前来聆听这次讲座。
三星堆遗址位于距成都市20多公里的广汉市西7公里处,从1929年发现第一块玉器到现在,经历了几代学者的辛勤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已探明遗址面积达12平方公里,古城城址面积达3平方公里。特别是1986年两个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从中出土了大量金器、青铜器、玉器、石壁、陶器、象牙等文物。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及三星堆文物的出土，震惊了世界，各国报纸称这一发现可以改变人们对上古文明的基本看法，日本人称这是南殷墟，英国考古权威称这一发现所表现出来的物质文明比兵马俑还要不同凡响，堪称世界奇观。它的发现足以和发现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和玛雅文明相提并论。其出土文物赢得了无数个世界之最和中国之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及三星堆文物的出土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及其文物的出土，不仅震惊了世界，而且还使史学界、考古学界无不为之尴尬，它的主人是谁？它从哪儿来，又去了哪里已有的学说都似乎难以自圆其说，人们在寻找谜底的同时也在反思过去的研究是不是过分依赖了“华夏中心”论的学术理念，求诸四野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关于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源流的关系，早在2003年10月在德阳市召开的“三星堆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有学者将三星堆青铜神树与彝族神树信仰加以比较，提出三星堆神树与彝族神树交通天地灵气极其相似，而交通天地所体现的是天意与君权神授。有学者提出，“纵目”的正解，可以在彝语支几个民族的神话里找到。蚕丛纵目，表明三星堆文化的主人与彝语支先民族属相近。近几年来凉山州州语委古籍科研究员，著名古彝文专家阿余铁日运用古彝文文字学知识，破解三星堆出土的各种青铜器和玉器上的铭文与古彝文的关系影响最为深远。他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部分文物铭文与古彝文字有很大的渊源关系，认为古彝文字和古汉文字也有同源异流的关系。
我所彝学专家普驰达岭副研究员通过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与彝族文化元素共性与相似性的文化特征比较后认为：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与彝族文化元素共性与相似性除了表现在彝人原生图腾的龙、鹰、虎文化崇拜之外，一些出土的器物所传递的信息，不仅在彝文化中找到对应且可能只有在彝文化中找到影子。如在青铜鸟爪人身像、金杖、玉璋、玉璧、金箔鱼形饰、青铜太阳形器、青铜神树、青铜公鸡、纵目面具、青铜菱形眼形器、青铜等腰三角形眼形器、石蟾蜍、金面罩人头像、金冠带、巴蜀图语、青铜铃器物上都有彝族文化的共性和相似“基因”元素。进而他指出：古蜀三星堆部分文化与彝族文化属于同一文化，三星堆和金沙文化中的彝文化相同或相似“基因”很多，并非“巧合”二字所能概括。他根据彝族学者安东先生所著《龙腾鹰翔虎啸蜀——一个凉山彝人的三星堆遐想》及彝族文献《西南彝志》所载的“彝人在数千年前曾栖息于成都平原，是成都平原最早的居民之一”、《黔彝古籍举要》所载的“糯氏的另一支渡过滇川交界的金沙江，进入四川境内，势力曾发展至成都一带，在六祖中成为富有的一家。他家用银缸装水，用金钵吃饭，交纳租赋的人如雾升蚁行”、《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历史文献中所载的关于古蜀国第四代王“杜宇”的来龙去脉和彝文典籍中所述之彝人的再生始祖“笃米”的踪迹等相关文献资料记载，指出三星堆之主的往来与古滇国云南有关。三星堆部落有可能消失，但三星堆部族并未消失。拥有与三星堆文化共同“基因”的彝人，从未在滔滔的历史长河中消失过，并在世间生生不息。古蜀三星堆族人“与众不同的巫鬼文化”与凉山彝人的“与众不同的苏里、毕摩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三星堆的两个器物坑在两个不同的文化层上，属于两代祭祀所遗。有专家说是三星堆部族遭遇洪水之灾之后迁徙金沙所致，这和彝族在蜀地曾有的三次“祭祖分支”大典中“第一、二两次分支是发生在遭受‘洪水泛滥’之前，第三次分支是在遭受‘洪水泛滥’之后”的记载不谋而合。
普驰达岭指出，彝族是祖灵崇拜最厚重的民族，而祖先崇拜的直接宗教表达形式就是彝族宗支氏族共祭大典“耐母”分支习俗。他指出彝族祭祖大典“耐姆”习俗是彝族宗教活动中“祖先崇拜”的具体体现和缩影，被视为是支系宗教活动的头等大事，是彝族最高级别的祭祀礼仪和彝族氏族宗教活动的重要支柱及纽带，体现的是“天、地、人”三位一体之间的和谐共处理念。这一宗教体系认为祖先是子孙后代的保护人，是祸、福的主要根缘，人死后回归祖源地与祖宗团聚是对来世的最大愿望，祖源地是宇宙间最美好的乐土，而做好这一仪式对生者和死者关系较大，尤其对死者的关系重大。因此，祭祖大典“耐姆”仪式在彝族社会现实生活中，仍然被视为以氏族宗支为单位的对全氏族宗支祖先的最大的集体共祭礼。彝族祭祖“耐姆”共祭仪式，除了具有缅怀祖先业绩、为祖先解除各种“罪过”、超度祖灵以求得子孙兴旺发达为目的外，最主要的而且最重要的目的是氏族分支，叙谱续谱。从这一角度，可以说彝族的历史就是祭祖分支的历史。
他指出由于宗教信仰是彝族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族祭司毕摩所司理的祭祀活动，带有极强的宗教性质。毕摩在主持彝族民间包括祭祖大典“耐姆”在内的祭祀、巫术、兆卜、禁忌等信仰活动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又极具宗教信仰活动色彩的祭祀词汇（术语）。这些彝族的毕摩祭祀词汇或术语不仅承载着彝族先民的种种信仰理念，如：“人神合一”信仰理念、“崇祖”信仰理念、“万物有灵”信仰理念、“鬼魂”信仰理念，表达着彝族的宗教信俗，而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生产、婚丧嫁娶等方面对彝族社会的精神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谈到为什么三星堆祭祀器物焚烧后埋坑的缘由和宗教性质时，普驰达岭副研究员阐述了他的独到见解。他指出在彝族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彝族公认的父系始祖希慕遮传至31世孙笃慕（父系社会）后，彝族开始以父子连名的方式按血统关系记载谱牒。根据许多彝族古文献记载，古夷人（彝族）每隔七代至十代，都要举行一次宗支氏族祭祖大典“耐姆”分支仪式。祭祖分支大典是彝人生活中一件极其悲壮的事件。举行仪式时，天地烟雾沉沉，世间毕声朗朗，哭祖泣别之声感天动地。因为同祖同宗的亲人们将对共同的“祖先祖灵们”——塑俑雕像等进行具有诀别意义的焚烧毁埋，彝谚语说：“先辈不逝，后辈不旺”，对祖先的雕塑偶像等进行焚烧毁损埋葬，寓意“先辈逝去，后辈兴旺”，以此祈求分离后的各家支兴旺发达；同宗兄弟们将告别骨肉之连，各赴东西，开拓疆域，自立门户，成为不同的支系。同一大的支系在分支前，同系一个支系或家支的人，因为是同一祖先的后代，视为是同一血缘亲属，禁止通婚。祭祖分支后，各支的酋长、头人，便可以帅领家支族人，远距离迁徙他乡，各自寻求生活地域和开发新的生活领地，继续独立发展和壮大。这是彝族祭祖大典完毕为什么将祭祀器物全部焚烧填埋的重要原因。这种祭祀习俗至今还在鲜活在彝族祭祀大典活动中，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后焚烧填埋的性质上具有相同的宗教性质。
他认为如今分布在西南地区的彝族现在之所以自称繁多、支系繁杂、方言土语众多、服饰多样，除了同彝族形成和繁衍过程中的部落内外战争（冲突）、民族迁徙、彝族社会的等级制度、民族融合以及自然图腾崇拜等诸多因素有关之外，最主要的是与彝族自古以来就延续下来的祭祖大典“耐姆”分支习俗有着重要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彝族是个崇拜祖先祭祀祖灵十分厚重的民族，在历时和共时来看，彝族的历史实质就是祭祖分支的历史。
普驰达岭最后指出，三星堆考古发掘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量的实物和研究成果已经雄辩表明距今4800年历史的三星堆遗址是一种高规格的人类史前文明的重要遗址，而不是什么“中原大国周边的邦国文化”或“地方古蜀文化”之类的狭隘定性所能够包涵和掩盖其万丈光芒的。因为当我们面对具有4800年历史的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之时，它为中国远古文明史打开了一道耀眼的窗口，它将人们对中国文明史的认识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中国文明“上下五千年”，但真正的文明，只能追溯到夏朝，之前的伏羲、炎黄、尧舜、颛顼，只是传说而已，学界没真正当实史来看。而“三星堆”的发现，让世人震惊的众多的青铜文物的出土，将夏朝之前的700年辉煌文明史，活生生地摆到世人的面前。可以说，三星堆的发现，与人们以往对中华文明起源学说的认识从客观上时具有颠覆性的，它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量和审视中国的社会发展史、冶金史、艺术史、宗教史以及长江上游大西南这片惯以蛮夷居所之称的土地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主要地位。就如今天，文化多元的发展自古亦然，至今也是一个无争的事实。当爱斯基摩人的雪橇上挂着印第安人的弓箭，恒河的渡轮上摇晃着阿拉伯酒壶，中国贵州一个叫石门坎的偏僻山村里彝族老太太用纯正美式口语背诵原版《圣经》，马达加斯加岛的中学教师家里挂着博什瓦黑岩画的拓片，甚至南太平洋丛林中的土著祭祀时叨念911这样万恶的词汇，也不算什么稀奇事。要孤立地看待一种文化体系，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而在当下，文化多元性正为世人所认同，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不少主流的史学专家依然固守着中华文明“中原核心”观念。显然，中国学界对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上所应具有的重要环节上还没作好客观面对的心理准备。但是，我们相信随着对考古实物和研究的逐步深入，有关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所具有的重要环节，会在中国文明史册上写上重重的一笔，在人类古代文明史上会铸上中国三星堆文明的烙印。
讲座结束后，普驰达岭一一回答了在坐的清华学子及其部分前来聆听讲座的学生的精彩提问。得到了热烈掌声。
（同 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