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7日上午，民族理论研究室举行学术座谈会，本次会议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新。大家本着“坚定方向、开拓创新”的宗旨，结合一些学者对当前我国民族理论研究的批评，就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民族理论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讨论内容主要包括：
1.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民族理论研究中的指导。理论室成员在讨论中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也是我国民族理论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原则及其中国化研究既是我们高举旗帜的需要，也是我们正确认识、解决当前和未来民族问题的实践要求。不能因为提倡解放思想，我们就可以放弃对基本原则的坚持。解放思想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不能将两者放至对立的位置。大家认为，有人批评民族理论界的“僵化”和保守，这些问题的确是存在的，有的表现还很严重，但这种现象是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大家指出，当前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正呈现着多角度、多学科、多种方法并存的局面，思想解放的程度和取得的成绩前所未有，这一评价并不过分。不能把某些人和某些地方存在的现象放大到整个民族理论研究领域，这样看问题是以偏概全。至于说“由于我国民族理论和相关制度政策长期不变和僵化，使得近年来民族矛盾呈现出普遍化或恶性化”，这涉及到对基本事实的认定问题。当前民族问题增多的根源是现实情况变化的必然结果，还是由于理论政策的“僵化”，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简单定论。
2、民族理论是否是一门“教条”的学问。有学者批评中国的民族理论“教条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因为他把“教条”和“解放思想”的“鉴定标准”界定为：“看他们专注于阅读梳理经典著作，中央文件和首长讲话，还是长期坚持实地调查。”大家认为，与存在僵化现象一样，教条性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民族理论界也是存在的，但如果因为民族理论需要梳理阅读经典等就被视为“教条”未免武断。学科是有分工的，也各有其自己的研究方法和传统。以前人们认为做学问就是抠书本，现在都知道不对，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以为只有“实地调查”才能发现真理。有的学科以田野调查为立身的根据，而有的则主要依据逻辑的思维和文本的梳理。同样是在做民族研究，摩尔根和马林诺夫斯基依靠长期甚至终生的时间在做“田野”，而盖尔纳和史密斯等则依靠对历史和现实民族现象的宏观思考。谁能说后者做的就不是真学问。马克思写《资本论》主要靠的是图书馆，埋头各种资料和数据，可谁能否认他由此发现了资本的本质，进而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所以，我们强调民族研究要有田野调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但如果把这种理解绝对化同样是不对的。不能用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去衡量其他研究的是否科学或正确。民族理论以对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宏观研究为学科特征，所以阅读和梳理文献必不可少。如果因此而去否认民族理论研究的必要性或一概贬之为“教条”不啻为一种偏见。如果说，我们在阅读和梳理上存在问题的话，那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梳理不够、阅读不够，而不是我们该不该这样做。那些经典的也好，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也好，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资料是否我们都看到了，理解了，有没有一个系统的科学的解读，恐怕都还不能说。从这一点来看，对于文献的梳理和经典的阅读，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不能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一味地强调实地调查未必能发现问题、发现真理。
3、民族理论研究的视角问题。一些学者在批判民族理论教条、僵化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路径，认为不符合这种路径的便不会有正确的认识。大家认为，这实际上也是在为民族理论研究设置框框。民族理论研究涉及三个大的方面，即宏观理论研究，现实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制度研究，这些研究涉及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的诸多领域，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民族问题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民族理论研究要重视传统方法的运用和积累，也要不断扩大学术视野，打破学科界限，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我们不能在反对一种僵化的同时去提倡另一种僵化。解放思想是对我们的共同要求，而不能用来作为一种排斥异己的借口。
4.正确开展学术批评。近年来随着国内民族问题的凸显，大量新的民族现象和问题正在出现，原有的理论、观点乃至政策都面临着新的挑战。针对当前民族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大家认为民族理论要发展，必须正确对待不同声音，应该提倡学术批评，争鸣和批评是学术进步的必要途径。但作为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学术批评也应秉承学术规范，摆事实，讲道理，有质疑有回应，在共同探讨中提高，而不能不通水火、孤行已见。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不仅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而且也带来了研究的更大复杂性和多学科性。在当前形势下，如何解决我们的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如何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前提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需要我们持续思考的问题。民族理论研究也是如此，研究要有突破，必须认真总结过去，勇于创新思路，争取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