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篇献给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界泰斗费孝通先生。皇天不吊，丧我哲人，其魂长在，其神永存；泰山苍苍，东海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笔者题记。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任何一种理论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需求、实践总结和冥思升华的结果，同时又必然是对其他相关理论的借鉴和吸纳。费孝通（1910—2005）先生创立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就是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
一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以全新的思路、百倍的热情，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棘手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并一直探索着一条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逐步予以解决的道路。实践证明，上述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尤其值得大书特书者，便是伴随着这个过程，一个由中国学者自己创立的、旨在解决中国自身民族问题的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也应运而生，并在指导我们研究我国的民族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回顾新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进程，首先是从民族识别开始，其后便是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开展。作为这两项艰巨任务的亲历者和“智囊”之一，费孝通先生曾翻山越岭，涉水穿林，不辞辛劳，历时数载。在与众多少数民族成员的直接接触中，他实实在在地感到了民族作为“人们共同体”，是“代代相传，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具有强烈的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一体感”；且“由于他们共同的语言和经常生活在一起，形成了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亲切的社会关系网络”。（1）尤其是这种“一体”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真正进行理论上的思考，是在民族识别工作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展开、日渐清晰的。
众所周知，民族识别的实践必然要牵涉到“怎样才可以认定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费孝通先生在民族地区实地和少数民族接触中亲身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民族不是一个由人们出于某种需要凭空虚构的概念，而是客观存在的，是许多人在世世代代集体生活中形成，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方面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社会实体。而对于民族的形成、对其所具有的特征的说明，则属于民族理论的范畴。所以，必须有一种较为成熟的民族理论作为民族识别的依据和标准。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我们用作参考的民族理论来自苏联。简要言之，其对于民族的定义就是斯大林所说的“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而追根溯源，这个定义是根据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所形成的民族情况总结出来的。这里所提出的“在历史上形成”这个限词，就说明定义里提到的四个特征是动态而不是静止的，只适用于历史上一定时期的民族。而审视我国的少数民族，在解放初期大多还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这就意味着这个定义中提出的四个特征在我们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只能起参考作用，而不能生套硬搬。否则，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将无法开展。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从苏联引进的理论也曾经促使我们从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这四个方面去观察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因而启发了我国学者有关民族理论的一系列思考，促进了他们探讨中国民族理论的进程。
费孝通先生就是根据以上思路结合实践进行思考的一代学者的典型代表。他首先考察的是有关“共同语言”这个特征。他注意到，聚居在一起的少数民族的确是用相同的语言交谈的，没有共同的语言也就不可能进行日常的共同生活。同时他也发现，少数民族民族的语言和汉族的语言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语言亦不相同。少数民族与汉族人之间、不同民族的成员不能直接用各自的语言通话。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另一方面，自认为是同一民族的人，如果来自不同地域，他们之间也并不一定能直接通话，也就是说他们之间语言也存在相当差别。尤其是在汉族中，这种情况更是司空见惯。由于汉语虽书面语相同，但口语差距极大，以致许多不同地区的汉族人不能通话。这里就发生了“共同语言”共同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只有依靠语言学专家来解决。由于我国的民族研究早已在少数民族的语言调查方面有所积累，民族识别时又不乏语言学家的参与，所以当我们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不仅有足够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料提供我们参考，而且有语言学家的智力支持。
费孝通先生还注意到，从语言角度审核各民族名称的自报名单，发现有两种情况。一是所报不同的民族有不少语言是相同或相近的，另一种是所报同一民族中包含着不同语言。第一种情况比如广西的“布壮”、“布越”、“布雅依”、“布衣”、“布土”、“布雄”、“布侬”等等讲的都是侗傣语系的语言，经过讲这些话的人相互对话之后，都同意他们所说的话是出于同一母语，所以自愿合并到壮族这个民族中去。第二种情况，比如费先生回想起30年代调查过的广西大瑶山的瑶族，大瑶山里就有三种不同的语言，第一种是属苗瑶语族瑶语支的勉语（盘瑶），第二种是属苗瑶语族苗语支的布努语（花篮瑶），第三种是属壮侗语系侗水语支的拉珈语（茶山瑶）。这些说不同语言的人虽各有自称，但都一致认同于瑶族。我们根据自愿的原则认定他们都是瑶族的一部分。瑶族在其他地方还有许多不同自称的群体，一起都称为瑶族。
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民族专家们当时并未将从苏联引进的“定义”所提到的特征孤立起来对待，而是认为必须和其他特征结合在一起，特别要考虑这些合并在一起的自报单位间在历史上的渊源关系。因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长期以来不同民族在不断的流动中有的被分散，有的被孤立，也有的在相互接触中已相互融合。在分分合合中形成了当前各族交杂分布在广大地域上的格局。我们这时要进行识别，必须采取历史观点和自愿原则。同时要承认这个复杂的情况，不能用行政手段加以定论，凡是一时不易解决的事例，宁可存疑待决，不作武断。（2）
关于“共同地域”这一特征，也与中国当时民族的实际情况多有不符。因而在识别工作的实践中不得不提出了“民族聚居区”的概念加以补充和修正。不能否认，同一民族的成员倾向于居住在同一地区，但是不应把“同一地区”和“共同地域”混为一谈。因为同一地区里可以有不同民族的人共同聚居在内。这个现象在中国尤为突出，我们称之为“大杂居，小聚居”。据1982年人口普查的资料，聚居在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4.5%，约有四分之一的少数民族人口杂居或散居在全国各地。总之，从微观而言，即已某一特定区域考察，中国各民族的居住形态并不是区划齐整、界限分明，而是犬牙交错、杂居共处。这是中国各民族长期穿插流动和相互交往的结果。但就宏观而论，从全国范围的民族人口分布上来考察，同一民族聚居的倾向仍然较为明显。而聚居区有大有小，同一民族的聚居区可以分散在各处，甚至并不联接。在一个民族的聚居区内还可以有不同民族聚居或散居在内。因此，当时民族工作的决策者根据中国这个特点提出了“民族聚居区”的概念，这不仅在理论上有它结合实际的重要意义，而且在一个国家怎样处理民族关系上体现了民族平等的原则。
费孝通先生认为，西方民族理论中把“共同地域”作为民族特征，和政治观念中把国家和领土密切结合在一起是分不开的。正因为这种概念，使民族与国家结合成为民族国家，进而要求国家领土的完整，这正是当前西方民族纠纷连绵不断，民族战争至今未息的一个重要原因。和西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关系相对照，我们以“民族聚居区”的概念代替民族定义中的“共同地域”为特征的作法是颇具远见的。
前苏联的民族定义中的第三个特征便是“共同经济生活”。费孝通等先生经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加以检讨后，也认为这不符合我们国情。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欧洲确曾出现过建立民族共同的统一市场的趋势，而实际所形成的是一个超越国界的殖民主义市场。暂且不论这个包括殖民地在内的民族国家市场是否能说是现代民族的特征，即便以西方现代民族而论，一个民族内人民的经济生活能否说是“共同”也是一个问题。这个“共同经济生活”显然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层次，或说是阶级、阶层，甚至有人说是在民族矛盾和斗争之中共处。而我们就更不能照搬“共同经济生活”来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特征。一般说，中国少数民族在解放时大多是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小农场耕种和草场放牧的经济状态。至多我们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少数民族在解放前只有相同或相似的（而不是共同的）经济生活。
在考察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生活方面的问题时，费孝通先生还注意到，不同民族之间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历史上汉族凭借其在经济和文化上比较国内其他各民族为先进的优势，已经将其强势文化渗透到其他民族聚居的区域，建立了沟通各民族的各种渠道。汉族聚居的商业据点分散在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内，遍布全国，构成了巨大的经济流通网络，起着汉族吸纳和传播各族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作用，逐年累月地把各民族“捆绑”成一个高层次的共同体，这就是费孝通先生心目中尚处于不甚清晰阶段的“中华民族”的概念。
最后是“共同文化特点的共同心理素质”。这或许是前苏联民族定义中最重要的特征。但正是这个特征，也最不易捉摸。费孝通先生坦言他至今还是没有真正理解。在确定这个特征的意义时，他特别注意到“心理素质“这几个字，想从人们心理方面去看民族意识是如何形成的。这个思路一直引导他在理论上进一步探索。在探索过程中，他回想到早年在社会学里学到的in-group或we-group一词。In-group或we-group就是指我们把周围所接触到的各种人一分为二，一是自家人，一是陌生人，简单说是把人己之别用来区别不同的群体，而且用不同的感情和态度来对待这两种群体。凡是和自己同属一个群体的，即是自家人，相互之间息息相关、休戚与共。自家人的认同意识就发生了共同的命运感和共同的荣辱感。In-group或we-group不就是“认同意识”所产生的么？民族不就是一种in-group或we-group么？沿着这条思路，费孝通先生认为他已经找到了民族这个群体的“心理素质”的真实涵义，就是民族认同意识。他断言：“民族认同意识并不是空洞的东西，我们每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反省体会民族认同意识是什么，因为当今之世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属的民族，都有民族意识。（3）
结合这几年民族研究的实践，费孝通先生对我国在民族方面的诸多特点有了较为深刻认识，同时也体会到民族是在人们共同生活经历中形成的，也是在历史运动中变化的；要理解当前的任何民族决不能离开它的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过程，现状调查必须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就学科而言，必须让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历史学相结合。这也是当时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以及领导者达成的共识。应当肯定，这一阶段的实践与思索为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1956年，另一项宏大的民族研究与实践工程正式启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做出决定，要尽快组织一支强大的科学研究队伍，对中国各少数民族进行一次全面的社会历史调查。参预这项调查研究的工作人员前后总共超过1700人，分别在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中进行实地调查，并反复分组分批进行研究讨论。从1957年开始，至60年代中期告一段落，一直到1991年才结束。调查结果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出版“五种丛书”，除一本综合性的概况介绍外，还包括少数民族的简志、简史、语言的专刊和实地调查资料的汇编，全书共计403册，8000万字。这项大规模的民族研究工作历时30余载，其中虽因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停顿过10多年，但就其成果价值而论，堪称是我国民族研究的空前创举。
在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过程中，费孝通先生亲身参加了最初的一段，负责筹备、组织并赴云南省进行实地调查。1957年，先生被召回京，不久就受到政治上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得“右派”头衔，被迫停止社会调查工作。至1966年，文革乍起，先生累受重创，直到1980年彻底平反，正常的生活研究才得以恢复，迎来了学术上的第二次生命。此时正值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国民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各方面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每每虑及岁月蹉跎，来日无多，而回想起早年为自己制定的学术目标，一种紧迫感便油然而生。当年参加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遇到和思考的一系列问题又重新被审视。其实，先生虽自1957年以后已无缘在实地调查中寻求答案，但从未在思想中抹去困惑，其中主要问题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发生的作用，和怎样去看待包含汉族和国内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
在建国之初，我国的民族工作主要是指有关少数民族事务的工作，所以“民族研究”也就意味着是“少数民族研究”的同义语，并不包括对汉族的研究。这种约定俗成的看法可追溯到中央访问团的建立时期。中央访问团的实际任务就是向少数民族讲清楚，在新中国他们已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即宣传民族平等的政策。因此，访问团只访问少数民族而不访问汉族。这样的任务决定了工作的程序就是以各个少数民族为对象对其分别进行访问。在组织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也是同样安排，最后还是以每个少数民族为单位编写出各族的历史，每个少数民族各有一本简史，共55册。最初看来这种体例似乎顺理成章，但深入推考，这种分民族写历史的体例淡化甚至割裂了各民族在历史上不可割断的联系，不能不给思想敏锐者带来困惑甚至不安，费孝通先生就是其中的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先生的困惑首先出于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事实上少数民族从来就离不开汉族。如果撇开汉族，以任何少数民族为中心来编写它的历史都很难周全。这种困惑，在编写“民族简史”时就已经是摆在执笔人面前的难题。因之在60年代初期有许多学者纷纷提出要着重研究“民族关系”之倡议。对“民族关系”的理解，应是指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接触和影响，但就我国的少数民族而论，主要是各族与汉族的关系。这个倡议反映出历史研究不宜以对一个个民族为单位的孤立研究入手。
费孝通先生不是历史学家，但他对中国史学界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汉族中心论”的观点一直怀有反感。如何跳出这一窠臼来重新认识中国的昨天？如何能够公允、客观地描述中国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相互依存的历史，一直是萦绕在先生心头的问题之一。从中央访问团回来后，先生参与筹备中央民族学院的工作。他以学术战略家的眼光提出建议，聘请一批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来民院执教，以形成合力，推动民族研究事业。这个建议得到上级领导首肯，一批学有专长的各类专家聚集在先生麾下。不久，先生又建议在课程设置中增加一门综合性介绍各民族历史的基础课。却未能找到愿意承担该课程的学者。因为当时的许多历史学家皆无讲授该课程的学术积累和准备。的确，过去从来就无人从民族角度有系统地讲授过中国通史。无奈之下，先生只得亲自出马登上讲坛。这门课程讲授一个学期，并形成一本讲义，最后还是不得不知难而退，未能继续下去。这本讲义亦没有外传，被束之高阁，并有幸在文革期间得以保留下来。
1989年夏，先生已年近八旬。出于对民族研究的留恋，老问题又涌上心头。他利用去威海度假的机会，带上这本幸存的讲义，打算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重新把这20多年来的思考结合这本讲义，整理出一篇文章。恰在此时，先生接到Tanner讲座之约，赴香港中文大学作一次学术讲演。利用这次机会，先生将作为数十年思考与研究成果的文章作讲稿，题目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这篇文章中，先生初步走出了郁积多年在民族研究上的困惑，也提出了一些值得继续探索的观点。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民族理论体系的诞生。
二
在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结构的研究领域孜孜以求的同时，许多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也在思索和探讨着同一问题，陈连开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陈连开先生（1933——）生也晚，50年代就读于中央民院。他沉潜典籍，勤于思考，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他曾谈到，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性思考研究，是从1969年受到周恩来总理一个批示的启发开始的。在此以前，虽对中国历史上农牧民族关系有所思考，也进行过一些调查研究，但未遑去深入思考关于中国民族及民族关系总体结构的问题。
1969年6月13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政府声明》，为予以回击，外交部来中央民院院组织中苏边界问题资料组。在“文革”以前，民院一些老专家曾参加关于中缅、中印等边界问题的研究，而当时这些老先生皆背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包袱，于是陈连开先生因无历史问题又年富力强之故，被指定为中苏边界资料组负责人。外交部联系人王荩卿同志（中苏边界问题谈判组副组长，后曾出任中国驻苏大使，苏联解体后又出任驻俄大使）第一次与陈见面时，即传达了总理的批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俄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这两个多民族国家是怎样形成的？怎样发生了边界问题？给现在中苏边界遗留了哪些问题？请组织一些专家研究一下。”（口头传达，未经与文件核对。）（4）
在中苏边界资料研究整理工作开始之后不久，中央又发指示，决定恢复改编“杨图”的工作。这是毛泽东主席在1950年代提议要抓紧进行的一项重大历史地理工程。
毛主席好读史，涉及历代地理时，多用清末学者杨守敬主编的《历代地图》作工具书。此图集为线装，共34册，用中国古代传统的地图学方法编绘，用起来很不方便。于是毛主席提议，聘请专家用现代地图学方法改编杨氏所编地图，所以此项工程最初称之为“杨图改编”。从50年代提出开始，至60年代分别由几所高校分工按地区编绘，然后由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主持总绘成册，过程漫长，全过程组织工作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局负责。
在分工过程中，中央民族历史系由傅乐焕教授领衔组成编绘组，研究和编绘东北地区各图幅。此项工作在“文革”开始时已有了较好的基础，至1970年春此项工作恢复时，傅先生已不幸去世，军宣队成员黄寿年来组宣布由陈连开先生担任中苏边界资料组和地图组组长，开展上述两项研究工作。在进行过程中，各校地图组负责人集中到复旦大学，先后开协作会议数次。大家都认为，此项工作已经不是“杨图改编”，而是重新研究和编绘以历代政区为主体内容的历史地图，遂定名为《中国历史地图集》。在中苏边界资料的整理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中，陈连开先生进一步思考周总理提出的问题，希望能回答“中国自古以来，如此之多的民族如何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问题。
历史上中国的农牧民族中，农业民族有华夏汉民族，还有南方众多的水田农耕民族和山耕民族，这些农牧民族及南北农耕民族关系的发展，对统一多民族中国之形成和发展有何种影响？如何看待历史上各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些政权对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起过何种作用？这些问题及其它相关问题从1969年起，一直索绕、徘徊于陈先生脑海之中。
《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之《清图》草图完成以后，周总理批示请“中央文革”各成员和郭沫若先生审阅。主持其事者委托中央民院和中科院（当时尚未成立社科院）民研所的相关同志去请郭老审阅，于是林家有和陈连开等先生到郭府请教郭老。在谈完地图的一些问题之后，陈先生等便抓住机会就“如何从总体上评述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问题”向郭老请教。郭老在当时万马齐喑、一般人不敢随你向他人发表意见的情况下，略加思考，脱口讲出“北方防御，南方浸润”。他担心听者没有明白，还特别解释了一下“浸润”二字的写法，并提出主要是文化浸润。郭老的这个概括，对陈先生启发很大，从总体上概括“中国南北民族关系不同”的思路，在陈先生其后的研究工作中，起了启迪和指导作用。同时，陈先生认为，郭老的这一概括虽然未能十分准确涵盖中国南北民族关系的不同特点，但已初步勾勒出中国历史上南北农牧民族关系的发展脉络。
1983年，北京历史学会、北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伟大祖国”历史讲座，陈先生以《我国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的贡献》为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论证之。该文后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陈先生提出了其主要观点：
总起来说，少数民族对祖国的历史贡献，大体可以分为四大方面：
一、中华各民族的祖先共同开发和巩固了祖国广大的疆城。
二、在一百余年的反帝斗争中，中华各民族共同保卫了祖国的统一与领土基本完整，并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缔造了统一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在经济领域中，自古以来无论农林牧渔生产，还是经济交流，中西交通，以及日常生活，包括社会经济各方面，少数民族都做了很大的贡献。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少数民族地区更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四、在文学艺术科学等文化领域中，少数民族也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了不少宝贵财富。
这样，陈先生对1969年以来一直思考的问题作了初步的概述和分析。他认为较为深刻的是以下两点：
第一点，是我自己第一次明确阐述了中国的地理环境自然形成了中国的民族、经济、文化区域是由东西两大版块和南北三带所构成，即湿润的东部（或曰东南部）和干旱的西部（或曰西北部）；长城以北草原游牧带，长城至淮河以北旱地农耕带，淮河以南水田农耕带。（现在所说东中西三部，是在传统的东部，又分出工商业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东部，而长江、黄河中游传统的经济文化发达区域，对东部而言相形见绌）。这些生息繁衍于东西两大部和南北三带广大区域内的民族相互依赖和矛盾统一，构成中国农牧民族关系的基本内容，是中国众多民族形成统一国家的根源所在。
第二点，在陈先生的论著中，第一次较为系统而概括地论述了如下观点：中国各民族共同开发了中国的疆域，并且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在近现代，共同保卫了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基本完整。中国各民族交替作用，共同缔造了统一中国，并保卫了祖国的统一，争取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和总的趋势。当然，我们不应忽视汉族作为主体民族的巨大贡献，它起了主导文化的作用。强调各兄弟民族的作用和共同缔造共同保卫，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传统的观念忽视了少数民族的贡献，甚至认为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只起消极作用，只把他们当“夷狄”看。这些观点，在他以后的论著中不断充实和明确，大概是我得到师友关注和鼓励的原因之一。
该文出版之后不久，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和北京语言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前身）合作，主持编撰了一部《中国古代文化史》，由阴法鲁、许树安两位先生主编，作者除来自上述两校之外，还邀请了一些其他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共计30余人，其中大多数在当时还是中青年。陈先生被邀请撰写第一章《中华文化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在这一章当中，他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关于“中国”、“番汉”、“华夷”、“中华”、“中华民族”等名称的由来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也较为系统地综述了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域的概念，并结合考古，考察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起源。这样的研究，在当时大体属于前沿性研究。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以前，陈先生在1987、1988两年发表了《中华民族含义初探》和《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两篇论文。这是他研究关于中华民族形成问题的初步尝试。其价值在于一是明确阐述了如下观点：一是“‘中华民族’一词，最初是指中国的主体民族，即汉族；随着中华民族在文帝斗争中日益自觉地结合成整体，它的全部含义才得到了充分的阐明：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许多民族结合形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目前，我们在讨论中华民族的含义时，仍集中在如何涵盖中国各民族与中华民族这种‘多’与‘一’的关系方面。”二是运用中国古人类学和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与中国的古史研究相结合，得出自己的结论：（一）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整个中华民族与大多数中国的兄弟民族，从总体上看皆是由起源于中华大地并继续在中华大地上创造历史的人们形成的。（二）中华民族及其中的主体民族和一些分布较广的少数民族，其起源是多元的。特点是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而又反复汇聚与辐射。往往在同一民族中，也是既存在广泛的认同，同时又存在明显的区域文化特点。
上述论著的发表，逐渐得到费教通教授的关注与重视。费老为后学中有人在研究与自己不谋而合的课题深感欣慰，并认为有许多观点可资借鉴。
1988年春某日，费老召陈连开先生去费府，谈到他要到香港中文大学去作一次学术讲座，主题是关于中华民族的“一”与“多”之关系。他注意到陈发表在《民族论坛》和《北方民族》研究关于中华民族含义及中国新石器文化区系的两篇文章，有一定的价值。同时他也指出，把中华民族概括为“多元集合体”的提法很不好理解，不如概括为“多元一体”。他已预料到，提出这个理论构架，会引起学术界不同意见的争论。但不要紧，可先提出初步的理论框架，再在讨论中不断完善，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使整个理论成为一个完善的科学体系。
费老的高瞻远瞩，使陈先生顿开茅塞。他立即把手头存有的上述已提到的几种论著全部送给费老作撰稿参考之用。费老以其高度的概括力，将中华民族结构作了高层次阐发，完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篇著名杰作。其主要论点可概括为：
一、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论点后被陈连开先生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
二、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元多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
三、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 ，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
同时，费老认为，一种理论的出现和成熟之间相距甚远。这只是经过多年探索和思考得到的一些不够全面的认识。在这种认识里，“中华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可以各得其所，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认同体，尽管我们在语言中都用“民族”这同一个名词，但它可以指不同层次的实体。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同属于一个层次，他们互相结合而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多元形成的一体，是高一层次认同的民族实体。如果把具有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如实地摆清楚，也就是一部从民族观点描述的中国通史，也可以说就是我在民族研究领域中悬想已久而至今没有能力完成的一个目标。” （5）
至此，一个中国学者通过亲身实践、长期思考而形成的民族理论呱呱坠地，并从一开始便表现出其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和深远影响。而在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费老作为学术大师和社会学家，以其发达、缜密的逻辑思维在构建理论框架、形成完整体系等宏观方面颇多贡献，而作为历史学家的陈连开先生以其对史料的整理和对诸多细节的描述，在微观层面为这一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支持。
三
费老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演之后，反响极大，由于国家民委领导司马义艾买提、赵炎年等同志的支持，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于1990年主办民族问题学术讨论会。会议邀请了中国海峡两岸三地及日本知名专家共计40多位。其中包括台湾中研院院士李亦园教授，当时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乔建教授，日本著名人类学社会学家中根千技教授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苏秉琦、佟柱臣教授以及中央民院的费孝通、林耀华、王钟翰教授等在国内外均享盛誉的专家。在此次会议上，大家畅所欲言，各抒高见。何理解中华民族构成格局中的“多元”与“一体”，也是这次讨论会讨论得比较集中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如何理解中华民族的含义是相联系的，或者说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角度与侧面。
有学者指出，汉、藏、回、满、瑶等民族都是多元一体的。“多元”是指这些民族的来源是多元的，各地区也发展不平衡，文化、习俗、语言、宗教等方面也呈现多元的特点；“一体”是不管来源如何，经济、文化、语言、宗教等方面有何差异，都认同为一个民族。比如藏族，其形成发展中有多种来源，现在分卫、藏、安多、康等几个大区域，有农区、牧区的划分，改革前农奴制各有特点，宗教有藏传佛教中的各教派，还有本教等。但不管各地有何差别，都认同为藏族。在多民族插花分布的中国，各地各民族大概都存在这种情况。如果“多元”与“一体”是指同一民族上述差异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那么中华民族的“多元”是指当代中国的56个兄弟民族，但中华民族还没有形成为一个民族，不能称为一体。如果是指祖国的统一不可分裂，中华各民族都要为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大陆上各民族都要支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改为“中华各民族的多元一体”、“中国各民族的多元一体”或“中华各民族的多元一统”就比较好懂一些，也确切些，说“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一体”是指什么，较难理解。
另一种理解认为，仅提“中华民族一体”不确切，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可以辩证地表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与“一体”的关系，是很恰当的表述。
林耀华教授指出，“多元一体”这个核心概念在认识中华民族构成格局方面是有力的工具和钥匙，他说：“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本人积多年来的研究心得，认识到多元一体，或说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这一对矛盾确实主导着中华民族的现实格局和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历经几午年连绵不断的发展，终于形成今日这样的统一国家；这样一种汉族和少数民族插花分布、交错杂居而又相对聚居的分布格局；这样的一套建立在互补共生的基础之上，由多种经济文化类型构成的完整的体系。凡此种种，甚至包括我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无不与‘多元一体’这个特征密切相关。几千年来，中国这个辽阔版 图上发生过无数分分合合的事件，但无论是分是合，多元和一体这一个对立统一体中的两个相辅相成的侧面始终没有停止它的矛盾运动。”（6）
有的学者还列举了近百年来，国外有各种政治背景和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理论”，如中国各民族关系的“南北对立论”、“异民族统治中国论”、“中国无国境论”、“长城边疆论”，都是将汉族与中国少数民族对立分割起来，这些“理论”在中国已没有什么市场，在国外还有较大的影响。而“多元一体”的理论，是一个新的学术体系，科学地概括了中国历史上和当代各民族关系的总特点，因而也是消除上述各种非科学的“理论”的有力武器。
在讨论中，许多学者列举了丰富的历史事实说明，今日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结果，不是任何人主观可以规定的。
还有的学者指出，历史上的剥削阶级不论属于哪个民族，不管他们推行的民族政策多么开放与开明，都摆脱不了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总是带有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孔子和他的弟子，一方面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一方面又主张“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子西游不至秦，是鄙视其他民族的。我国在历史上的发展，是忽视西部的，也就是忽视民族地区。我国现代才真正实现了民族平等，因此可以在自觉的基础上实行各民族的相互支持，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在现代化的事业中，少数民族地区资料丰富，与四邻接近，在开放、改革、现代化建设中都有很优越的条件，我们如果通过恰当的政策，调动各民族的积极性，我们会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很快发展起来，实现中国各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与共同繁荣。所以，民族研究要注意这个方面的研究。
经过讨论，比较明确，“多元”是指各兄弟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而区别于其他民族；“一体”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这种一体性，集中表现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表现为共同关心与争取祖国的完全统一与繁荣富强，大陆上各民族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中华民族的“一体”，是指各兄弟民族的“多元”中包含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而不是其中某个民族同化其他民族，更不是汉化，或者马上实行“民族融合”。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全面贯彻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坚持民族区域自治，自觉地注重各兄弟民族的共同发展，使各兄弟民族在现代化中走上繁荣发达富强的发展道路，才会有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和繁荣。
经过充分探讨，多数与会学者达成了公式以下共识：这个理论和因之形成的新的学术体系还需要作许多课题的研究。比如，中华民族的起源，考古界、民族史界、民族学界都认为是多元的，那么有多少个源头？像汉藏语系各民族是不是一个源头发展出来，如果不是，为何形成汉藏语系，如果是，为什么发展成这么多民族？其他民族和语系也有类似的课题。又比如，东北、北方、西北、西南、中南、东南各地区，如何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漫长的发展中起过何种作用，民族关系发展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有何特点等等，这些课题都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才能使“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得到完整的发展。
费孝通教授尽管工作繁忙，仍坚持住会三天，与国内外学者广泛交换意见，并且认真听取发言。他在解答讨论中的问题时曾说，开这次学术讨论会，目的就是要听取大家的评论，听了许多补充的意见和不同的意见，很高兴。有认同，有不同，才是真正的学术讨论。请大家不要有任何顾虑。
他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问题提出来了，但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他对民族的整体概念和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作了进一步的阐明。他认为，名称和概念的含义是随时代发展、事物发展、学科发展而发展的，最重要的是要把握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发展的客观科学内容，已有的概念在不断思考中更新。科学的概念，不要作表决，不急于取得一致。关键在于它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是否有利于促进学科发展。几十年，我们都在思考，在探索，现在还有许多问题不能完全解决，但解决得比以前多了一些。今后还靠大家来完善、补充、发展。
他又指出，民族也是有发展的，有量变，有质变，中国各民族是客观的存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的整体认同意识也是客观存在，用“多元”与“一体”来概括，这是名与实的辩证关系，不能离开这个哲学基础。中华民族已有长期发展的历史，今后还会既有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又有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同和异还会长期存在，不是说“同”就完全一样，说“异”就大家分开。各民族的差异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是辩证的统一关系。
费老还特别强调，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研究，是科学研究，大家遵守学术讨论的原则，不要有了争鸣就互相扣帽子，这样大家就不敢讲话了。这次讨论大家团结、愉快、争鸣，气氛很好。他语重心长地说，我已经80岁了，年纪大了，多年思考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现在不提出来，怕没有机会了。但这项研究仅仅是初步，子子孙孙还要继续研究下去。他勉励年轻学者，继续努力，学无止境，经过长期的共同探索，会把对中华民族的多元与一体辩证关系的认识提到新的更高的水平上。
这次研讨会的成果后收入由费老主编出版的《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一书。此后在十余年中，已出版了相关专著5种，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其修订本；费老主编的《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陈连开先生的论文集《中华民族研究初探》；以及陈连开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纲要》。在费老和王钟翰先生支持下，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点由陈连开先生任导师，以中华民族形成史为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已有一批青年学者获得博士学位，初步形成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核心理论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学术梯队。（7）
十几年来，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中有很多人开始运用这一理论指导自己的研究实践，一批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专著先后问世。如由张磊、孔庆榕主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由卢勋、杨保隆主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等。两书均运用了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理论，并对中华民族由多元到一体的过程及其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同时，学界也曾召开过多次学术研讨会，以推动中华民族总体研究的发展。如1997年中国炎黄研究会与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在北京举办的“炎黄文化研讨会”；2000年中国汉民族学会与福建社科联举办在泉州的“汉民族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中国汉民族学会与澳门社会科学学会在澳门举办的“澳门文化、汉文化、中华文化”国际研讨会；以及此次于2002年9月3日—6日在贵阳召开的由台湾中流文教基金会、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台湾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贵州省社科院和贵州省台湾事务办公室协办的“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架构’研讨会”，都是在费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推动下，继续深入探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议题的重要学术活动。
以此次研讨会为例，与会的海峡两岸学者就“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架构”的历史轨迹、发展趋势、国家认同、民族整合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认真探讨，共提交论文３０余篇。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副院长王洛林研究员出席会议并致开幕辞。他指出，大陆和台湾的居民都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组成部分，大陆和台湾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架构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的这种多元性与一体性，共同创造和丰富了绚丽灿烂的中华文化，也使中华文化成为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郝时远研究员提出了他的新观点。他指出：在５０００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经历了多次领土盈缩、朝代更迭，但中国的统一大势并未因此受到阻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在互动交融中构建了“文化多样、国家一体”的多元一体格局。
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魏良才和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唐彦博引述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比喻对多元一体理论加以阐述：“中华民族乃是一大水系，是汇合许多小支流而成一大流。”台湾学者桂宏诚、叶锦栋则进一步提出：“我们应该深切体认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与凝聚性，更应该在这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大架构上，在两岸关系上先从文化上紧密联系而凝成一体”。台湾“中央大学”教授曾昭旭说，“要求统一、拒绝分裂，的确是中国人内心深处非常普遍的一种情怀”，这种情怀在其底层蕴涵着伟大的道德理想性，即愿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
尽管学者见仁见智，但对费老提出“多元一体”理论的意义和作用都表示出由衷的钦佩和赞赏。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该理论体系会更加完善，有关我中华民族历史、现实与未来领域的研究定会更加全面与深入。
注释：
（1）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4页。
（2）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7页。
（3）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9页。
（4）邸永君：《陈连开先生访谈录》，在《民族研究年鉴》2001年卷。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5）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3页。
（6）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305页。
（7）邸永君：《陈连开先生访谈录》，载《民族研究年鉴》2001年卷。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邸永君，1957年5月生，河北固安人，汉族。1997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副研究员。邮编：100081，电话：68933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