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西南这片有众多族群栖息的版图上，自然世界神奇无边、文化世界神秘无穷、心灵世界神妙无尽，环境、遗物、生态的文化多元性特质始终吸引着众多国内外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生态学、语言学等专家学者探寻的目光。古夜郎、古滇国、古巴蜀文化在人类不断的考古发掘、研究探索中被激活，古彝文化的活态“基因”在长江中上游人类文明史探源中的重要性逐渐显露出来。而近年来本体学者有关本体历史与文化源流的追根与诠释，逐步活显为中国学界不可忽视的一支学术资源与力量，为中国学界注入了新鲜的学术血液与厚度。近年来，在中国彝学界崭露头角，不断推出新果的彝族文化学者安东先生就是构筑这支本体学术力量的一个活跃因子。
安东，原名安文忠，一个自尊有度，自强不息的彝族学人，一个对彝族文化研究满怀忠贞与挚爱的彝族学人。他当过教师，做过彝汉双语文字翻译，当过新闻记者，其新闻作品获得过国内几十个不同级别的奖项，荣登过四川凉山首届“十佳新闻工作者”的榜单。作为一个长期在民族地区最基层工作的彝族文化人，他敏锐的新闻职业视角在他的身上得以凸显，一切古老而富有文化事像的事与物都对他充满磁性，身陷其中而乐此不疲。南高原的空旷、大西南的辽远、古彝文化的瑰丽，古夜郎、古滇、古蜀等大西南古老部族、邦国的神秘文化因子都在他内心的版图之上留存疑惑、暗藏千结百问。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那些在大西南彩云飘飞的天空下渐渐迷蒙的木栅栏，那些弥漫过潮湿岁月的苦荞花香，那些在山岗上随意起落的弥冥的经诵和神舞，都让他为之着迷。 “宇宙中无奇不有，人世间诸事可究”，他说前人总是留下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折腾后人，后人总是对前人留下的不解之谜着迷着魔。
与安东一起聊彝族文化，传递给你的是快乐和享受。记得有次深入大凉山做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我，在路过他巢居的冕宁彝海边时，与他相遇。他关于彝族对火的言语，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我们民族盘踞在南高原，我们部落的骨头里，火是一个词，也是一个神秘的符号，火其实就是我们民族生命的形态、文化的象征与脚注，我们民族世代栖息在属于他的版图上用火锻造着悠久的文化和古老的文明，我就想用自己思绪触摸到那些正在消逝或即将来临的思想，让我的灵魂沐浴于人类文化精神的光辉。”缘此，他怀揣着无人能扳倒的这样一个情感：我想历史本身就是人来创造的，而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新一代彝人，为什么就不能够坐在彝族祖先创造的悠久、厚重的历史上，涂写更新的神话与传奇呢！因此，一路走来，安东在学术探究的道路上，始终遐想大胆，分析细微严谨，宋代诗人梅尧臣那“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的胸襟在他的学术考究中得以落落大方地彰显，他看待和切入民族文化事象的学术研究视角更远，目光更为独到且深邃。
经过多年的学术思考、知识积累和文化沉淀， 2008年6月，光明日报出版社鼎力推出了他的首部学术著作《龙腾鹰翔虎啸蜀——一个凉山彝人的三星堆遐想》。当我在北京用几个晚上认真读完安东先生的这部著作时，为一个在最基层工作的彝人能充分利用工作之隙，奔赴田野进行调查，在茶余饭后挑灯把火、伏案探究，用自己的汗水铸成这样一部很有水准的著作而感动不已，我感动之余写下的那些文字仍历历于目：
泱泱华夏，文明顶天立地。
大量的地下文物的出土，中国文明的多元性日益凸显，渐为世人共识。
一方水土，一味文明。
当“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文明裸露在太阳之下闪显其千年文明光芒的那天起，生活在现代文明国度的现代人就从没停止过注目和惊叹，打探这一让世界震惊的古文明的光辉的族之源头始终成为千万双眼睛关注的焦点。有关三星堆文明的不同视角、不同猜想、不同层面、不同水准的思想意识如雨后春笋，泛滥“成灾”。而在我看来，真正将三星堆文明与彝族古老文明联系起来，进行全方位梳理探究的著述几乎为零。
三星堆考古发掘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量的实物和研究成果已经雄辩表明距今4800年历史的三星堆遗址是一种高规格的人类史前文明的重要遗址，而不是什么“中原大国周边的邦国文化”或“地方古蜀文化”之类的狭隘定性所能够包涵和掩盖其万丈光芒的。“三星堆”的发现，让世人震惊的众多的青铜文物的出土，将夏朝之前的700年辉煌文明史，活生生地摆到世人的面前。可以说，三星堆的发现，与人们以往对中华文明起源学说的认识,从客观上说是具有颠覆性的，它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量和审视中国的社会发展史、冶金史、艺术史、宗教史以及长江上游大西南这片惯以蛮夷居所之称的土地，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应有地位。
文化多元的发展自古亦然，至今也是一个无争的事实。要孤立地看待一种文化体系，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而在当下，文化多元性正为世人所认同，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不少主流的史学专家依然固守着中华文明“中原核心”观念。显然，中国学界对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上所应具有的重要环节上还没作好客观面对的心理准备。
在中国这样一个学者成堆，学术观点如垃圾和雪片，相信强势文化，力主汉文化为华夏文明主流的中国学界当下，始终没把在大西南这片广袤土地上演绎着高度文明和灿烂文化的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明进行过认真的考量。这样的学术状况，这样的学术背景和前提下所进行的任何学术探究所得出的结论之“科学性、客观性”往往与历史的真实面目相距遥远。这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学术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原则。但在当下，还有多少良知去真正思考这个事关中国文明源头多元性的学术命题呢？
华夏文明如厚土高天，让很多西方国家望之惊叹。几千来在华夏大地上，各方国、各族群间通过接触交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才混融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各自异彩纷呈的中国古代文明。而安东先生所著《龙腾鹰翔虎啸蜀——一个凉山彝人的三星堆遐想》一书，无疑在这片文化交流的领域，添上了自己灼热而切实的一砖和一瓦。著述中安东对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与至今还鲜活在彝族民间器物、文化现象进行对照与探究，认为古蜀三星堆部分文化与彝族文化属于同一文化，三星堆和金沙文化中的彝文化“基因”之多，非“巧合”二字能够概括。作为彝人原生图腾的龙、鹰、虎之外，一些器物传递的信息，不仅在古彝文化中找得到对应且可能只有在古彝文化中找到影子。如青铜鸟爪人身像、金杖、玉璋、玉璧、青铜神树、青铜公鸡、纵目面具等。三星堆部落有可能消失，但三星堆部族并未消失。拥有与三星堆文化共同“基因”的彝人，从未在滔滔的历史长河中消失过，并在世间生生不息。古蜀三星堆族人“与众不同的巫鬼文化”与凉山彝人的“与众不同的苏里、毕摩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三星堆的两个器物坑在两个不同的文化层上，属于两代祭祀所遗。有专家说是三星堆部族遭遇洪水之灾之后迁徙金沙所致，这和彝族在蜀地曾有的三次“祭祖分支”大典中“第一、二两次分支是发生在遭受‘洪水泛滥’之前，第三次分支是在遭受‘洪水泛滥’之后”的记载不谋而合。安东先生从民族典籍、语言、民俗等多学科视角切入，以历时和共时的解读方式，为世人展示了三星堆文明所包含的古彝族文化基因与元素，三星堆文明与彝族古文化间深厚的文化渊源关系，以及彝族文化自身皆闪显出耀眼的文明光芒。《龙腾鹰翔虎啸蜀——一个凉山彝人的三星堆遐想》一书，将带你进入彝族文明与三星堆文明的隧道，探幽索隐，感受华夏文明源头的本源曙光！
多年学术阅历告诉我，好的学术著作应该既无定式，更无范式。在我看来，任何一部启迪人类思想和智慧的质感文本的孕育与诞生，想要获得学术研究客观性与本真性，就必须敢于质疑既定的一切模式和既定的话语。特别在全球多元文化和语境共存的当下，要使学术命题的文本成果脱俗，需要抱持一种与传统研究范式相异的研究风格和言语模式才能求得新生。
安东先生虽然不是一个在科研院所或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专门从事科研的专职学者，但他的思想深度、社会责任、道德良知、科学态度以及超常的敏锐性等方面都具有一个专业科研工作者应有的素质和高度。最基层的工作环境并没有影响和阻挡他成为一个学术视野开阔，学术见解独到的彝学专家。他对生养自己的家园永远怀着感恩和朝圣的心情，他对卑微的生命永远怀着深切的怜惜，他始终在呐喊和拯救、悲怜和关怀的精神遭遇中坚强地矗立，用自己的良知本分地呼唤着自尊与自觉的文化修养，他在更低的生活境遇和感受中找到了人文科学的精神源泉和人性的光彩。
安东的学术视野总能在反判的思考与不断追问中得到提升。他的学术影响没有停留三星堆与古彝文化源流关系这一单一的学术命题上，他总在不断的文化比较和探究中找到新的研究方向和切入点。就在很多学者对他的首部著作新颖的学术观和视角点津津乐道之际，安东先生又一部新著《悬棺密码》的文稿出笼，厚实地摆到了我的面前。
研究僰人悬棺对巴蜀文化特别是对三星堆、金沙遗址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年前他曾向我透露，僰人悬棺与成都商业街等地出土的船棺，巫山、武夷山等地的船形悬棺以及彝人的灵棺有着神秘的联系。他说有关的材料已经收集了不少，接下来他想做这方面的考证和探究。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陈保亚教授、汪锋教授在《论原始羌夏语及其转型——兼说蜀、夏、彝和三星堆文化的渊源关系》（2009年10月13日至15日在西昌召开的“首届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探源学术研讨会提交的学术论文）中，通过对古彝语和汉语的同源关系、原始羌夏语的研究，认为蜀、夏、彝和三星堆文化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碰撞与分裂，对夏、商、周的研究有可能带来新的希望和突破。
关于悬棺，据多种考古资料和多种媒体介绍，最早出现在福广一带，后扩展到长江流域及其他十多个省区，遍及川、黔、滇、湘、桂、粤、浙、赣、闽、皖等省，主要存在于福建武夷山地区和四川与云南交界的珙县、兴文、筠连、镇雄、昭通等县。在东南亚及太平洋南岸的一些岛屿上也曾发现。目前发现，在中国南方13个省份都有所分布。就如北京大学陈保亚 杨海潮 汪锋等在《滇僰古道上的僰人（孤人）调查研究》一文中所说：僰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族群。僰人的认定是解释中国西南和东南亚民族移动、汉藏语演变、滇僰古道和茶马古道形成的关键问题之一。
悬棺是古代少数民族的一种葬式，在武夷山一带俗称“驾鹤船”、“仙蜕”、“仙函”、“金棺材”等，在四川宜宾珙县一带俗称“挂岩子”。悬棺葬，就是将死者放入棺内，将棺木放置在人迹罕至的悬崖绝壁之上。年代主要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棺木的放置方式因时因地而有不同，或利用岩壁间的裂隙之处架设棺木；或在岩壁上凿孔，楔入木桩，以支托棺木；或利用天然岩穴及人工凿穴，盛放棺木。棺木多为独木凿成，呈长方形，也有少数用船形棺者。葬式有一次葬和二次葬，二次葬即待死者肌肉腐朽后，将骨殖收入棺内，再送到悬崖上去。
悬棺葬与天葬、土葬、水葬、火葬、瓮葬等葬身方式，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其形式的采用上始终令人难解。尽管这些悬棺放置的形式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的是：它们都是源于原始宗教的一种古老习俗，它们都高高地悬在距离地面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悬崖峭壁之上。半个多世纪来，许多爱好者、兴趣者、专家学者孜孜以求，不懈地对其进行调查研究与理论探讨，取得了卓越成果。然而，悬棺的主人是谁？是什么族属？生活在哪个朝代？最后去了什么地方？为什么把棺木悬在悬崖峭壁之上？是怎样将沉重的棺木悬上去的？等等之类的问题，都成为难解之谜，学界至今尚未定论。
这些高高悬置于崖壁的悬棺，如一个个巨大的“？”号，高高挂在中国南方13个省内的高峻临水之峡谷的悬崖峭壁之上，挂在中国学界、世界学界之上，挂在中国学界、世界学界的专家学者心上，悬棺迷雾令国内外民族学和考古学界瞩目。
安东新著《悬棺密码》在系统梳理有关僰人与中国悬棺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对古蜀船棺、中国悬棺和彝人灵棺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分析与对比研究，提出了中国悬棺中的“僰人悬棺”与“彝人灵棺”、“僰人”与“彝人”、“船棺”与“悬棺”、“灵棺”同源的新论。《悬棺密码》由六个组章分卷构成，以文化考古的研究方式，逐一对中国悬棺遗迹的文化事象与彝族活态的文化事象，如彝族的“尼姆措毕”仪式与“僰人悬棺”的关系、中国“悬”棺文化之缘起与高置悬棺的由来、峭壁上的天菩萨与棺主之谜、僰人岩画的意义、悬棺物迹、文迹、“僰”之音、“僰”之说、“僰”之源、天下“悬棺”之源与“悬棺”种种以及外国 悬棺等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多视角、多学科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大胆将中国的悬棺文化的考察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之下，做出了“僰人”就是“彝人”、“中国悬棺就是东方的诺亚方舟”新说。
我想作为学术命题，任何一个新的学术观点的提出都不会是空穴来风，在尊重科学研究客观性原则的基础上，任何观点和理论都有可能“横空出世”。
《悬棺密码》包容了考古、哲学、天文、民俗、宗教、语言文字等综合知识的完美融合。我作为第一个拜读《悬棺密码》的读者，任何一句对安东作品的赞美，其实都是多余的。只有通过对他学术文本的阅读，我们才会发现，安东先生一直在用反叛既定话语的文字思考学术命题并加以考察，将母体文化所包含的富核心话语指义、文化底层的思想转化为更有特质的学术思想加以表达，在文化个性和共性中寻找超越与突围，力主自己的学术观点在不同的话题背景中透穿历史和现实重重迷雾，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利刃之剑独放学术的生存个性与文本价值。
[普驰达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国内外著名语言学学术刊物《民族语文》杂志副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年鉴》副编审、彝族人网（www.yizuren.com）总编，著名学者型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