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大陆以外藏缅语的研究无论在语音、词汇和形态句法等本体研究方面，还是从文字、文献以及社会语言学方面的研究都发表了一些论文。在语言本体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如林幼菁的《绝非若有似无：卓克基嘉绒语的缺性声调系统》(刊载在《语言暨语言学》，2012年(第13卷)第4期)广泛援引词汇及形态结构的丰富证据，证明卓克基嘉绒语的声调系统绝非若有似无，其功能也不局限于少量的语义对立。卓克基嘉绒语的声调贯穿词汇和语法层次，不仅能区别词汇意义，而且还是所有语法范畴建构时不可或缺的部分。作者主张卓克基嘉绒语是不折不扣的声调语言，其系统为缺性系统，呈现出降调/HL/与零声调/Ø/相对的格局。卓克基嘉绒语的声调对立的基本定义域为词，至于每个词的调型如何体现调节，则取决于其所处的形态结构与范畴。从声调类型学角度看，卓克基嘉绒语兼具“亚洲型”和“非洲型”声调系统的特点。
向柏霖等的《卡玲语动词形态概要》(刊载在《语言暨语言学》，2012年(第13卷)第6期)对卡玲语不及物动词和及物动词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描写，并重点讨论了形态变化中的词干交替。他们采用内部构拟法分析了卡玲语的词干交替。在构拟模式的基础上采用电脑程序自动生成所有动词的形态，进而让母语人验证电脑生成的动词的形态。
孙天心的《草登嘉绒语的补语句》(刊载在《语言暨语言学》，2012年(第13卷)第3期)首度针对川西北嘉绒语草登方言错综复杂的补语句进行系统探究。草登话补语句类型体系多样，兼具完整和减缩子句类型以及单、双子句模式，总共包括4种真正补语句和4类语义功能类似的补语化策略。这些语法构造的分布大致取决于与其搭配谓语的语义类型，且与形态句法类型学所期望的语义整合度与子句减缩度间的相互关联性十分吻合。
斯坦福(James N. Stanford)和余文生的《The influence of Mandarin Chinese on minority languages in rural southwest China-a sociolinguistic study of tones in contact汉语官话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乡村村民语言的影响：语言接触中声调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刊载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国际语言社会学杂志》，2012年第215卷，第79-100页)认为语言的变化可追朔到语言接触，但对具体社会语言学过程没有人能完全了解。该文作者根据田野调查材料报告汉语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乡村村民水语和羌语之间的接触，该研究表现出社会语言学领域里未充分表征的变量-词汇调作为语言接触和变化的经验手段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作者研究还发现，西南官话的高调影响这两个语言中的音系。作者运用社会共建主义方法(a social conconstructionist approach)模仿那些变化：通过个人的语言运动(时间)建构一个语言的结构，反过来言语运动受结构的影响。 从此角度看，每个汉语高调词建构和改变水语和羌语，因此，声调提供跨文化接触可听得见的标准，反映和建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乡村快速变化的社会语言学景观。
除此之外，2012年度最突出、最集中讨论的问题主要在以下5个方面：
1. 汉藏语比较的理论与方法
台湾中研院语言所编辑出版的《语言暨语言学》杂志，2012年第1期出了专刊《二十一世纪的汉藏语比较研究》，主要讨论词汇和形态句法构拟理论与方法，旨在推动汉藏语的比较研究，解决当前汉藏语比较的一些重要问题。本专集共收了7篇论文：
梅祖麟的《上古汉语的使动化*s- 前缀、名物化 *-s后缀及其相关问题》提出上古汉语承继了原始汉藏语的使动化*s- 前缀和名物化*-s 后缀。认为(1)上古汉语的清浊有别导源于使动化*s- 前缀的清化作用；(2) 汉语的去声来自*-s后缀，而上古汉语的去声别义承继了*-s 后缀的名物化功用；(3) 上古汉语的去声别义也承继了原始汉藏语*-s后缀标志既事式(过去时)的功用。
沙加尔(Laurent Sagart)和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的《上古汉语 *s- 前缀的构拟》讨论了白──沙上古汉语构拟系统对上古汉语*s-前缀的处理。*s-前缀的功能主要有两个：一个提高动词的配价，另一个是由动词衍生出指处所、受惠者或工具的名词。作者还讨论了*s-前缀对各种声母的语音发展的影响。
韩哲夫(Zev Handel)的《上古汉语和原始汉藏语动词清浊别义的前缀词头──再论 *s- 与 *N- 的构拟》认为中古汉语清浊别义的现象被认为是上古或者更早构词现象的反映。一种假说认为上古音的来源是起浊化作用的去及物性前缀*N-，还有一种假说认为是起清化作用的使动化前缀*s-。作者根据汉语内部的证据和来自比较语言学的证据，认为上古汉语时期可能有不同的构词过程并存，但各种词缀不一定都同时具备构词能力，有的到了上古汉语时期可能已经失去构词能力了。
向柏霖(Guillaume Jacques)的《论嘉绒语支与基兰提语支的人称范畴》重点讨论了汉藏语系的两个语支──嘉绒语支和基兰提语支。作者认为这两个语支虽然在历史上没有过任何接触关系，但是在动词结构和句法类型学上(特别是在人称范畴上)有诸多相同的特征。作者通过两个语支人称范畴的相同特征的比较认为是原始语留下来的存古特征。
罗仁地(Randy J. LaPolla)的《论汉藏语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和依据》探讨了汉藏语系语言之间亲属关系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该文中作者使用了一套固定的特征来衡量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这种方法能经得起统计概率的检验。
齐卡佳(Chirkova Katia)的《区域视野下的羌语支语言：木里县语言的个案研究》通过对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境内的4种羌语支语言与相邻的4个亚语族(彝语、纳西语、藏语和汉语)比较，对羌语支自成一支提出质疑，认为目前被看作羌语支成员的定义特征应该是由于相邻的语言之间的相互扩散。作者进一步提出木里县境内被划为羌语支的4种藏缅语各自相异，不大可能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因此，作者建议“羌语支”应被看作是一个以区域特征来定义的概念。作者在反思羌语支作为亚语族的同时，进一步思考汉语藏系的归属分类问题。
布莱德雷(David Bradley)的《从构词与句法的特征论彝缅语支为藏缅语族中的独立语支》针对用于藏缅语族缅彝语的各种名称之历史及其构成元素做了概述。简要说明了一些致使缅彝语与藏缅语族其他语支相区别的语音演变及其内部发展，同时构拟了缅彝语的词法(形态)和句法特点。
库伯(Alexander R. Coupe)的《那加兰邦藏缅语的「预估进位」数词系统及其对系谱分类的作用》认为印度东北部那加兰邦语言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建构藏缅语族那加兰语支，因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那加兰语言的下位分群仍无定论。作者根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文献中记录的那加兰邦中、南部的语言(即奥语言、昂噶米和波丘语)中有较罕见的“预估进位”(overcounting)数词系统，发现该复杂的数词系统，不像是相互借用的结果，由此推断那加兰邦中、南部的语言(即奥语言、昂噶米和波丘语)中有较罕见的“预估进位”数词模式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2. 选择性格标记(施事者标记)研究
藏缅语多数语言中的名词短语或者代词作及物动词的施事者时，有时有后置词标记，国内学者一般称之为格助词。狄兰西(DeLancey 1981) 最先提出藏缅语有作格标记，如Nocte语。Nocte语与嘉绒语相似，所谓的“作格标记”受认同等第的影响，严格说来，应该称为施事者标记。狄兰西把作格概念引入藏缅语后，国内外许多藏缅语学者把及物动词的施事者标记称作“作格”标记。罗仁地为了纠正学者们对“作格”标记术语的误用和滥用，他(LaPolla 1995)提出藏缅语的施事者标记不是强制性的(obligatory)，并不成体系(paradigmatic)。其功能主要是为了消除语义上的歧义,正如迪克森(Dixon1994, Ch. 2)所说的语义为基础的作格(semantically based ergative),语义为基础的作格不算作格型标记语言。只有句法基础上的作格(syntactically based ergative)才算作格型标记语言，所以建议使用施事者标记(agentive marking)。近几年来，国外藏缅语学者描写了一些藏缅语的施事者标记，如藏语(Huber 2005; Honglaradom 2007; Zeisler 2007),美特语(Chelliah 1997, 2009)、蒙升奥语(Coupe 2007)、仓拉语(Andvik 2010)、载瓦语(Lustig 2010)、库尔托普语(Hyslop 2010)，但学者对施事者标记在不同语言中的分布和形态句法、语义和语用特征的分析仍不够深入。
笔者(黄成龙2010)通过羌语施事者标记与其他藏缅语施事者标记的比较，提出藏缅语中博多–嘎若、纳嘎、达尼、克伦语等语言没有施事者标记，相反，藏语某些方言、切邦语、尼瓦尔语、卡姆语、松瓦尔语等语言施事者标记已经发展成相对固定，表达一定的句法功能，所以，可称之为作格标记。彝缅语、羌语以及其他一些藏缅语的施事者标记，不是强制性的，其功能主要是为了消除语义上的歧义，应称为施事者标记。
令人可喜的是2010年9月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召开“藏缅语的非强制性格标记”以及“喜马拉雅语言”专题研讨会，主要从术语的运用、语义与语用因素和分析方法等方面讨论藏缅语施事者标记。会后把藏缅语格标记相关的论文集结在《藏缅语区语言学》2011年第34卷第2期和2012年第35卷第1期上连载，共1篇引言和10篇论文。这些论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1)有标记施事者出现的句法、语义、语用和话语因素;(2)施事者标记的历史来源及其发展;(3)收集施事者标记语料时的田野方法;(4)施事者标记的术语问题。
尽管在这两期施事者标记专集里对施事者标记的术语没取得共识，有的学者坚持原来的传统，用“作格标记”术语，有的学者避免与作格-通格型标记区分开来，使用“施事者标记”术语，有的学者用语用学术语“前景”(foregrounding)，有的学者认为在选择性施事者标记没有赋予更好的特征以前，应该用传统的术语。从以上5种观点可以看出，一方面我们对藏缅语施事者标记的性质和特征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一旦一个术语误用之后，要纠正起来不太容易。随着藏缅语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施事者标记的术语统一问题迟早应该有共识的。
《藏缅语区语言学》第 34卷，第2期(2011年): 《选择性格标记》专集, 第 I集：
Chellia, Shobhana & Hyslop, Gwendolyn. 2011.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on Optional Case Marking in Tibeto-Burman(引言：藏缅语中选择性格标记专集). 34.2: 1-7.
DeLancey, Scott. 2011. “Optional” “Ergativity”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藏缅语的选择性作格标记). 34.2: 9-20.
Coupe, Alexander R. 2011. On Core Case Marking Patterns in Two Tibeto-Burman Languages of Nagaland(论印度那加兰邦两种藏缅语的核心格标记模式). 34.2: 21-47.
Lidz, Liberty. 2011. Agentive Marking in Yongning Na (Mosou) (云南永宁摩梭话的施事者标记). 34.2: 49-72.
Peterson, David A. 2011. Core Participant Marking in Khumi(库秘语中核心参与者标记). 34.2: 73-100.
Willis, Christina. 2011. Optional Case Marking in Darma (Tibeto-Burman) (达尔马语的选择性格标记). 34.2: 101-132.
《藏缅语区语言学》第 35卷，第1期(2012年): 《选择性格标记》专集, 第 II集：
Morey, Stephen. 2012. The Singpho Agentive - Functions and Meanings (新颇语的施事者-功能与意义). 35.1: 1-14.
Sawada, Hideo. 2012. Optional Marking of NPs with Core Case Functions P and A in Lhaovo(名词短语的选择性标记与佬窝语施受名词的核心功能). 35.1: 15-34.
Suzuki, Hiroyuki. 2012. Ergative Marking in Nyagrong-Minyag (Xinlong, Sichuan) (四川新龙县木雅语的作格标记). 35.1: 35-48.
Teo, Amos. 2012. Sumi Agentive and Topic Markers: no and ye(苏米语的施事者与话题标记：no和ye). 35.1:49-74.
Zeisler, Bettina. 2012. Practical issues of pragmatic case marking variations in the Kenhat varieties of Ladakh(拉达克肯哈特土语中语用格标记变异的实际问题). 35.1:75-106.
3. 区域语言学研究的进展
一般认为印度东北部是语言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据称大约有200种语言，包括藏缅语、侗台语、南亚语和印度-雅利安语。自2006年起，一些年轻的藏缅语研究学者Gwendolyn Hyslop, Stephen Morey, Mark W. Post组建印度东北语言学学会(Northeast India Linguistic Society)，并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在每次会议结束后，编辑出版一辑《印度东北部语言学》，2008年出版了第1辑，今年出版了第4辑，由新德里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辑共7个部分：
第一部分讨论历史、接触与演化问题，共有4篇论文：1. 论博多-噶若语的起源(On the Origins of Bodo-Garo)；2. 博多-噶若语的谱系树(The Stambaum of Boro-Garo)；3. 台语阿宏话修饰成分的词序变异：历史上博多-噶若语影响的迹象?(Variation in the Order of Modification in Tai Ahom: An Indication of Historical Boro Garo Influence?)；4. 藏缅语中名物化软腭音前缀*gV-：印度东北部语言(The Nominalizing Velar Prefix *gV-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of Northeast India)。
第二部分讨论博多-噶若语的语法，有2篇论文：5. 波若语的连动词(Serialized Verbs in Boro)；6. 迪马萨语的人称代词(Personal Pronouns in Dimasa)。
第三部分讨论正字法、诗律和口传文学，有3篇论文：7. 仓拉文正字法(Tshangla Orthography)；8. 诺克特语、新颇语、台语和唐萨语的诗歌形式(Poetic Forms in Nocte, Singpho, Tai and Tangsa)；9. 有关战争口传文学多用途项目(A Multi-purpose Project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War Oral Literature)。
第四部分语音和音系的新描写，有2两篇论文：10. 乌所依 特里普拉语的语音和音系注释(Notes on Usoi Tripura Phonetics and Phonology)；11. 哈俑语的音系描写(Phonological Description of the Hajong Language)。
第五部分讨论类别词(量词)，有3篇论文：12. 米兴语的类别词(Classifiers in Mising)；13. 论阿萨米亚语的类别词(On Classifiers in Asamiya)；14. 阿萨姆语的类别词：其语法和意义链(Classifiers in Assamese: Their Grammar and Meaning Chains)。
第六部分描写和分析了印度-雅利安东部语言的语法，有3篇论文： 15. 马达夫 坎大力的《罗摩衍那》中的人称代词(Personal Pronouns in Madhav Kandali’s Ramayana)；16. 阿萨姆语中的名物化与名物化子句(Nominalization and the Nominalized Clause in Assamese)；17. 阿萨姆沙德里语东部语言的系词结构(Copula Constructions in Assamese Sadri Eastern)。
第七部分讨论南亚语，只有1篇论文：18. 库登佤语连动结构中的极差被动和主动值(Graded Passive and Active Values in Serial Constructions in Kudeng War)。
第5辑已经进入编辑阶段，2013年即将问世。该学会的成立以及出版物大力推动了印度东北部语言的研究，对保护和传承印度东北部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4. 区域人群的起源与迁徙研究
从我国西南、东南亚到尼泊尔再到印度阿萨姆邦和那加兰帮地区使用藏缅语的人群的历史、传说故事中他们的来源及其迁徙是最核心的问题。由Toni Huber 和 Stuart Blackburn编的《Origins and Migrations in the Extended Eastern Himalayas喜马拉雅东部延伸地区人群的起源与迁徙》，2012年由荷兰莱顿的BRILL出版社出版。本书首次通过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和历史学者相结合，对这一区域使用藏缅语的山地居民来源和迁徙进行多学科的研究。通过对当地人群的一系列个案研究，作者们探讨了与起源和迁徙相关的理论与方法、语言、认同以及叙述的问题。本书包括《 Introdaction》(引言)和14篇论文：《Trans-Himalayan Migrations as Processes, Not Events: Towar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跨喜马拉雅迁徙作为过程，不是作为事件)、《Where the Waters Dry Up – The Place of Origin in Rai Myth and Ritual》(河水干涸之地─俫人神话和仪式中的起源之地)、《Where did the Question ‘Where did My Tribe Come From?’ 》(问题在于‘我们来自哪里’？来自哪里？)、《Coevolving with the Landscape? Migration Narratives and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Nyishi Tribe in Upland Arunachal Pradesh》(与景色共同进化？中印边界高地伲仕(Nyishi)部落的迁徙叙事和环境史)、《Micro-Migrations of Hill Peoples in Northern Arunachal Pradesh: Rethinking Methodologies and Claims of Origins in Tibet》(中印边界山地民族的小迁徙：来自西藏的方法论及其主张的反思)、《Apatani Ideas and Idioms of Origin》(阿普塔尼人的信念与起源有关的成语)、《Migration Narratives, Official Classifications, and Local Identities: The Memba of the Hidden Land of Pachakshiri》(迁徙叙事、官方分类与当地认同：帕恰喀什尔隐蔽地的门巴族)、《The Language, Culture, Environment and Origins of Proto-Tani Speakers: What is Knowable, and What is Not (Yet) 》(语言、文化、环境及其使用原始达尼语人的起源)、《Glimpses of the Ethnolinguistic Prehistory of Northeastern India 》(印度东北部民族语言学史前史一瞥)、《Origin and Migration Myths in the Rhetoric of Naga Independence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那加人独立和集体意识的修辞中起源和迁徙的神话)、《Oral Histories and the ‘Origins’ of Current Peoples: Dynamic Ethnogenesis, with Remarks upon the Limitations of Language-Family Subgrouping 》(口传史与当代人群的起源：人种形成发展变化，就语言谱系分类下位分群的局限性而谈)、《Cords and Connections: Ritual and Spatial Integration in the Jinghpaw Cultural Zone》(纽带与联络：景颇文化圈中仪式和空间的整合)、《Origin and Return: Genesis and the Souls of the Dead in Naxi Myth and Ritual 》(起源与回归：创世纪与纳西族神话和仪式中死者的灵魂)、《Migrating Brothers and Party-State Discourses on Ethnic - Origin in Southwest China》(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起源中迁徙的兄弟和政党国家的论述)。
5. 文献语言研究的最新进展
在藏缅语族中藏、缅、彝、古尼瓦尔(Old Newar)、美特(Meithei)、列普查(Lepcha)等有文献，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失传的文献，如西夏、南语(Nam)、象雄文(Zhangzhung)和骠语(Pyu)，这些文献对藏缅语历史比较语言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促进古文献的解读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2000年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Christopher Beckwith教授发起在荷兰莱顿大学召开了“Mediev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中古藏缅语研究)”专题研讨会和第9届“国际藏学”联合会议。本次会议的论文汇集成论文集《Mediev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中古藏缅语研究)》，2002年由荷兰BRILL出版社出版。2003年在英国牛津召开了第2届“Mediev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中古藏缅语研究)”专题研讨会和第10届“国际藏学”会议。会议论文集《Mediev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中古藏缅语研究)》，第II辑，2006年由荷兰BRILL出版社出版。2006年在德国莱茵小镇Königswinter召开了第3届“Mediev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中古藏缅语研究)”研讨会和第11届“国际藏学”会议。会议论文集《Mediev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中古藏缅语研究)》，第III辑，2008年由荷兰BRILL出版社出版。2008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召开第4届“Mediev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中古藏缅语研究)”研讨会和第41届“汉藏语言学国际会议”联合会议。2010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召开第5届“Mediev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中古藏缅语研究)”研讨会和第16届“喜马拉雅语言国际会议”联合会议。
从2008年会议论文中选出一些论文，由纳桑(Hill, Nathan W).编辑. (2012)《Mediev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中古藏缅语研究》第IV辑. 莱顿: Brill出版社. (大喜马拉雅地区的语言, Brill's Tibetan Studies Library).
本书为读者提供早期藏缅语之间的接触及其与其它语言之间相关的独特而翔实的资料。同时，本书试图建立在古典印欧语模型基础上的藏缅历史比较语言学，本书包括6篇西夏语研究论文、3篇研究藏文的以及孟语、缅语、列普查语、骠语、南语和彝文各1篇。构建语言学与文献研究，包括语音、文献解读和宗教方面之间的桥梁。本书适合于历史语言学、藏缅民族的文献与宗教等方面的读者，也适合于语言类型学家、藏学家和汉学家。
目录
0. Nathan W. HILL—引言
1. Christian BAUER—When Did Middle Mon Begin?(中古孟语始于何时？)
2. Rudolf A. YANSON—Aspiration in the Burmese Phonological System: A Diachronic Account(历时角度看缅语音系中的送气音)
3. Heleen PLAISIER—Two Lepcha delúk Texts(两个列普查delúk文本)
4. IKEDA Takumi(池田巧)—Highlights in the Decipherment of the Nam Language (南语解读最精彩之处)
5. Uwe KRECH—A Preliminary Reassessment of the Pyu Faces of the Myazedi Inscriptions at Pagan(初步评估蒲甘翡翠宝塔(Myazedi)碑文中的骠人面部)
6. ARAKAWA Shintarō—Re-analysis of “Tangut-Tibetan” Phonological Materials(西夏-藏文音系材料的重新分析)
7. IKEDA Takumi(池田巧)—Verbs of Existence in Tangut and Mu-nya(西夏语和木雅语的存在动词)
8. Guillaume JACQUES(向柏霖)—The Tangut Kinship System in Qiangic Perspective(羌语支视角里的西夏语亲属系统)
9. NIÈ Hóngyīn(聂鸿音)—Notes on the Predicative Personal Suffixes of the Tangut Language(西夏语谓语人称后缀注解)
10. Kirill SOLONIN—The Chán Teaching of Nányáng Huìzhōng (-775) in Tangut Translation(南阳慧忠禅师西夏文翻译文本)
11. SūN Bójūn(孙伯君) and Chung-pui TAI—Features of the Tangut Consonant System as Reflected in Sanskrit-Tangut Transliterations(梵文-西夏文音译中折射出西夏语辅音系统的特征)
12. Nathan W. HILL—Tibetan Palatalization and the gy versus g.y Distinction(藏语的腭化及其gy与g.y的区别)
13. ISHIKAWA Iwao(石川巌)—A Note on the Theme and the Author of PT 239 Recto399
14. Sam VAN SCHAIK—The Origin of the Headless Script (dbu med) in Tibet(西藏无头体(dbu med)的来源)
15. Halina WASILEWSKA—Orthography of Traditional Yi Writing: Conventions of Sign Use in the Ritual Scriptures of the Yi(传统彝文正字法：彝族仪式雕刻中符号使用的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