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非常感谢所里安排这么一个机会向大家简单汇报一下在日本访学的一些基本情况，以及地震等灾害发生之后的一些感受或想法。
我是在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下，从2010年12月到2011年11月在日本的东海大学东洋史研究室，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学活动，研究的题目是“华北的民间宗教活动与近代日本——以黄天道为中心”。可以说这一年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年，一是受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影响，中日两国之间无论是从官方层面，还是民间层面都取消了一些相关的交流活动，如从2011年起日方取消了中国政府派遣研究员的项目，这个项目本来是与国家留学基金相配套的一个项目，由日本科技交流协会为中国访问学者一年提供42万日元的资助，用于科研、交流等等，撞船事件以后这项合作就被取消了，自然一些相关的交流活动也就因此中止。二是日本311地震、海啸、核泄漏事件的发生，对正常的研究活动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所以说，在日本访学的这一年是比较特殊的，而且是特别折腾的一年。
本来，我的研究计划是分两个阶段，也就是大致用4个月的时间完成资料的搜集整理，其中抽出一些时间来安排一些主要的学术交流活动，然后利用8个月的时间专心写作，但地震、核泄漏发生以后，由于生活、学习的环境发生变化，研究计划也就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样以来，这一年的研究活动实际上也就被分成了三个大的阶段：
在地震之前的3个多月可以说是第一阶段，就是从2010年12月到2011年311前后，这三个多月主要是来往于日本各相关机构的图书馆搜集资料，查漏补缺，这项工作在地震前可以说已全部完成，进展顺利。
311地震之后，南下京都、大阪避难，然后从大阪，经过上海，回到北京，不久因为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事先安排有会议发表，所以在4月中旬又回到大阪，然后回到东京。
到6月初，因为国情调研重大项目获批，回国到青海、西藏调研一个月，前后算起来，在国内有3个多月的时间。原则上，回国滞留时间是不允许超过一个月的，但因为是非常时期，而且事先和大使馆文化处打了招呼，所以在规则上也就不存在什么障碍。
从8月底回到日本，到2011年11月底最终回国这3个月，这一段时间是集中写作的时间，虽然没有最终完成这一课题，但基本上也是在计划的范围之内，完成了全部资料的搜集整理和部分章节内容的撰写工作。
总之，这一年感觉过得特别快，加上地震、海啸、核泄漏等突发事件的影响，印象又特别深刻，也有很多感想，特别是在地震、核泄漏灾难发生期间。下面就地震、海啸、核泄漏发生期间的一些情况和感受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
日本是个多地震的国家，311地震应该说是日本继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1995年的阪神地震之后的又一次大地震，由于日本国民从小就接受一些必要的防灾应急训练，所以地震发生后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淡定和镇静。这点，国内的各大媒体都有相关报道，也有不少文章，在谈到日本国民为什么这么镇定时，钦佩之情，溢美之词，屡屡见诸报端。当然归根结底是长期训练的结果，以及日本的建筑抗震设计标准很高，质量不错。
不过这种表面上的淡定，在核泄漏发生以后，慢慢地也就变得不那么淡定了，甚至产生了一些恐慌的情绪，这种情绪到3月15日一度达到高峰，之后便群体进入一种日常性的不放心，或者说是担心的状态,直到现在依然如此。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核泄漏之所以没有引发东京地区失控性的大恐慌，我个人认为可能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1、日本传媒，如NHK、各大报纸等，积极配合日本政府和东电利益集团，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和选择性报道，电视节目中有意穿插各种娱乐节目，甚至拿地震灾害事件搞笑开涮，努力淡化灾害、特别是核泄漏引发的紧张气氛，极力营造出一种平安无事的正常生活状态。
2、严密封锁核泄漏事故的真相，有意降低核泄漏的等级，直到事后2个多月，才逐步披露实际上早在地震后不久福岛核电站就已溶堆的事实，事故等级也由最初的所谓4级，不得已提高到相当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7级。采取了一种逐步地逼近人们心理承受底线的策略，从而造成一种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并以此来进一步证明生活环境的安全性。试想一下，如果当初就定为7级，在东京地区造成的恐慌当是不可想象的。
3、学术界的配合，如东京大学的一些教授、核专家，电视现身说法，出于国家利益，社会稳定的考虑，愿意配合政府的意图，对福岛核泄漏事故轻描淡写，一再强调是安全的，福岛核事故完全不同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声称原子炉中的制御措施是有效的。甚至个别教授声称，适量的核辐射对人体是有好处的。当然，也有个别教授私下告知，福岛电站已经失控。
4、指标处理。提高正常的辐射水平，譬喻原来的正常辐射指标是每天150贝克勒尔，现在提高到300，那么过量的辐射也就在正常范围之内了。
5、机构的控制。日本的各大公司、机关、学校等等，危机关头，一律坚守岗位，一切看上去又都是那样的正常，其实大家都很清楚，这时一旦逃离东京，就意味着从此彻底失去工作岗位，甚至被视为对日本的背叛，无形中造成一种群体的压力。那么在这种氛围下，即便是想逃离，也没有这种勇气，而对于那些在日本学校、企业等机构就职的中国人而言，为了不丢掉来之不易的饭碗，也只能是原地不动。
尽管如此，东京地区3月14日以后，还是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恐慌情绪，超市的瓶装水、方便面等已经断货，日本的家庭主妇开始有计划地储备应急物品，新干线、机场等交通枢纽，出现了大量逃离东京的人群，特别是以不受机构控制的家庭妇女、学龄前儿童、老人和西方人居多，新干线甚至首次出现拥堵现象，但秩序井然。应该说，日本人的行事特点是不动声色，只做不说，或者是做了也不说，而且行动迅速，组织性强。这点给人的印象尤其深刻。
经过这次大地震、核泄漏事件，从在日中国人的情况而言，我觉得在灾难发生期间，有这么几个最突出的问题需要提一下，也是我感受最深刻的几个问题：
一、信息渠道比较单一，主渠道信息不明确，从而导致留学生群体行动混乱，各自逃难。虽然当时大使馆是发布信息的主渠道，但只是在3月20日之后，公派留学人员才收到电子邮件，内容大致是希望大家注意人身安全，并报告当前所在地点等等。但也有个别公派访学人员，直到月底才收到电子邮件，之前竟然不知道有核泄漏。而这时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有计划地撤侨，明确要求本国公民尽快撤离，并免费提供回国的机票。
二、机票非常难买，堪称一票难求，而中国的航空公司包括国航，令人难以接受的却是趁机抬高票价，正常5万日元左右一张的机票，最高者竟然卖到十几万日元。危难关头，航空公司的这种行为无异于趁火打劫，令人愤慨。个别航空公司，如春秋航空公司，竟然不顾合约，见利忘义，谎称接到大使馆的通知，取消一个多月前就已预定好的航班，且事前没有任何有效的通告方式，更没有提供任何替代性的措施，这在国人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三、后乐寮作为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一个窗口，有着非常不错的生活设施和比较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在危难之际，应当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在大使馆需要后乐寮这样的机构提供帮助的时刻，但遗憾的是，在大使馆人手不够，忙碌万分，急需志愿者时，后乐寮200多号人，竟然找不出几个志愿者，要么悄悄离开，要么借故推脱，最后勉强凑齐4个人。这种国家、集体意识的群体性失落表现，不免令人失望，甚至可悲。
四、在日访学人员的灾害意识需要强化。日本人的灾害意识普遍很强，好了伤疤忘不了疼。国人则往往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或许只有在伤疤没好时还记得那么一点点疼。譬如后乐寮每年定期组织针对留学生的防灾应急训练，但每次都是虽经多方动员，但报名参加者却寥寥无几。不过311地震以后，情况有所好转，在日学人的灾害意识普遍有所增强。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和想法，不妥之处还望指正包涵。
2012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