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理论室2013年5月学术沙龙在本研究室会议室举行。本次学术沙龙的主题是“道路探索•理论创新•制度完善——中国民族问题提出的历史轨迹”，周竞红研究员主讲，杜世伟主持并评议，理论室全体成员参与了讨论。

周竞红研究员将中国民族问题的现代转型和道路选择问题置于中国社会从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发展道路选择的宏观历史背景下考察，指出中国民族问题的提出、演化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并与资本主义时代和国家政治转型密切相关。历史中国在其发展进程中，形成各种不同族类群体之间矛盾冲突、相互融合、互补共生的社会历史形态。在王朝政治背景下，多样化的差异性群体在差序、五方之民和大一统政治的体系下共存。19世纪末20世纪初，“洋夷”的强势侵略迫使中国社会全面转型，在封建“大一统”政治社会中长期发挥影响的“华夷”观和“五方之民”历史资源向民族和民族主义转变，这一转型也造就了主权中国建构过程中民族问题的基本结构，民族的多样性和国家统一性之间的张力，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理论在主权中国建构中被改造。清末从国家和族裔两个层面提出“民族问题”，民初在“五族共和”中容纳“五方之民”之裔，国民党执政后期则试图使用“宗族”观念来消解族裔民族问题对国家的分解作用以建立同质化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则接受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借重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潮流，在各民族共同奋斗进行现代国家建构中，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消解族裔民族主义对人民国家的负面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各民族共同奋斗的重要历史成就，民族区域自治的确立和实践同样有其历史逻辑。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及其取得的成就，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创造重要社会条件，历史表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没有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捷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仍然要求中国社会在三个“自信”中正确面对和处理民族问题，保障各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发展繁荣。

理论室成员在讨论中认为，该文章使用大历史的视角来讨论民族问题的提出和演化历程，这样的研究进路值得肯定。民族问题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大背景下，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清王朝的过程中，由最初的汉民族主义，激发出边疆、族裔民族主义，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继而产生国家民族主义。在探索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过程中，不同的阶层提出了不同的民族问题解决方案，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解决现代民族国家构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实现了中华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决，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走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总结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于民族问题的提出与演进，理论室成员的意见因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概念的界定不同而有所区分。一部分学者从广义的民族概念出发，认为民族的概念经历了从古代民族或传统民族向现代民族、国家民族的转变，经历了从自在向自觉的转变，因此，只要存在族裔群体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存在执政者和社会对相关问题的看待和处理，就会形成一定的民族观点和民族政策。近代以来的民族问题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将民族与国家相对应，提出国家民族的概念；二是给民族问题涂上民族主义色彩，这就使得近代以来的民族问题与之前民族问题产生质的变化。一部分学者则从狭义的民族概念出发，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是将民族与国家相联系的产物，因此，民族问题的提出是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周竞红研究员在回应大家的意见时指出，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的民族现象，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有道路、理论和制度创新。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同时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的特性，对中国社会而言，民族概念不是中国社会的原生概念，而是近代以来与科学、民主各种“西来说”类似的社会意识和价值理念之一，辛亥革命的动员中最早运用“民族”和“民族主义”这套话语体系来解读王朝政治和社会。王朝社会政治的规则是基于差序格局，而现代民族国家的规则是民族平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民族问题提出的时间节点应是近代以后。

关于民族问题的面对与解决，周竞红研究员指出，民族问题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历史规律，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民族问题还不能消除和彻底解决，仍然是人类社会面临的社会问题之一。在当今中国，民族现象将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任何试图通过取消或激进方式等人为消除民族问题的想法都徒劳无益。理论室成员对这一结论表示赞同，认为试图否定民族问题存在和违反民族问题发展规律强制取消民族政策的做法，无益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

此外，理论室成员还就与此主题相关的主权国家概念的理解以及王朝国家和主权国家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理论室 刘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