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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1日下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龙西江研究员应邀为本所研究人员作了题为《印度佛教起源于中国原始萨满宗教思想考》的学术报告。
龙西江先生现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79年—1984年，在四川凉山州博物馆从事考古、民族学研究工作；1985年—1988年，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民族史研究生。1988年至今，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龙西江研究员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藏区文化和汉藏关系。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1、《中国亟待建立自己的民族学理论》，载《新华文摘》1994年第10期；2、《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青藏高原古藏人“恰穆”与中原周人“昭穆”制度的关系》，载《新华文摘》1995年第10期；3、《再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青藏高原古藏人之古象雄(古支那)、西女国中的"嘉(夏)"部落与中原夏王朝的亲属渊源关系》，载《西藏研究》2004年第1期。其有关汉藏同源论的研究和相关学术观点在学界广受关注。
以下根据龙西江先生讲演的《印度佛教起源于中国原始萨满宗教思想考》的具体内容，对其主要观点作简要综述。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按照传统文献的记载，佛教起源于印度。但在过去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从公元十二世纪始，佛教在印度全境基本绝迹，由印度教一统天下。从二十世纪开始，佛教在印度有所恢复。但以十一亿人口之巨的印度，信仰佛教的人实在寥寥无几。
龙先生提出，佛教的思想几乎是东方蒙古人种与生俱来的、深入骨髓的东西，怎么会起源于印度呢？印度虽也是东方，但佛教中相当多的精神与印度相距甚远的。然而，依据历史文献，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65年出生在尼泊尔境内南部靠近印尼边界的兰毗尼。因此，佛教起源于印度、可以说是铁证如山、谁也推不翻的。这可以说是常识。可是，常识也有可能出错。再者，我们看到，历史上当佛教向蒙古草原和西藏高原传播时，像大海波涛汹湧，全力向外扩张蒙古民族，一听到佛教，就像听到天簌之音，平静了，扩张停止了。在青藏高原上的吐蕃民族，亦复如是。佛教与吠陀、婆罗门教、印度教、吠檀多、奥义书原理是什么关系？佛教与中国的萨满教、道教和东亚民族究竟是什么关系？需深究。
龙西江研究员围绕着这些问题，分六个层面对《印度佛教起源于中国原始萨满宗教思想考》进行了多学科多元证据的论证，具体为：一、上古印度河考古文化发现这里有着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民族宗教背景。二、印度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所属的释迦族为蒙古人种考。三、从中国上古经籍、释典及西方古地志穿越青藏高原考察蒙古人种在西北印度河流域、东北印度和喜马拉雅山麓南侧的蒙古人种上古居民和活动。四、从经籍、释典及人类学角度等考察印度佛教与中国原始萨满宗教在神话、信仰、信念、仪式等方面的渊源关系。五、从古典经籍中考察儒学、道教与印度佛教思想的渊源关系。
关于佛教的起源问题，龙先生指出：佛教起源，印度教与佛教，佛教与中国道教儒教的关系与区别。其研究基于在大量宗教文献的对比研究，人类学、民族学、原始宗教学的田野考察的证据。龙先生认为，中印可能存在某种共同的底层原始宗教文化（指黄色蒙古人种和棕色达罗毗茶人的共同原始文化），佛教是中印文化冲撞交汇的产物（这里的“中印”在上古不是指国家、而是指地域文明），印度佛教思想应该较多地源自中国和东亚黄种人的原始萨满宗教思想。
其历史线索为：沿喜马拉雅山麓南侧和印度河上游的蒙古人种部落，可能也同样是根据此山地的资源状况，从事着游牧、农业、城市手工业等生产和宗教活动。在公元前2000年，雅利安人从中亚进入西北印度的五河流域地区以前，印度的土著居民应该主要是达罗毗茶人、蒙古利亚人和少量黑人。黄色的蒙古人种主要占据了东方印度，达罗毗茶人主要占据了西部印度。蒙古人种和达罗毗茶人的混居至少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我推测，双方可能有共同的底层宗教文化。因为按照麦克斯·缪勒关于语言的划分，达罗毗茶人（即现代泰米尔人）的语言是划在南部图兰语（蒙古人种的语言）中。语言的共同性就可能标志着宗教起源的共同性。
从考古视角而言，从西藏的旧石器时代和细石器文化谈起。西藏细石器文化既有自己的地方特色，有存在大量中原仰韶文化和南方长江流域考古文化的重要因素。具体讲，昌都卡若遗址与仰韶彩陶文化系统的马家窑、半山和马厂文化存在广泛密切的联系；此外，与云南大墩子文化系统也存在密切的关系；拉萨曲贡遗址与齐家文化存在某种联系。从考古学上讲，西藏基本是属于中国考古文化范围，从西藏以西的克什米尔兹霍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半地穴房屋及长方形双孔石刀，有明显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因素；克什米尔扎霍姆遗址，有黄河上游彩陶文化的强烈影响的因素。西藏是连接东亚、南亚和中亚的中心，南亚、中亚发生的非几何细石器可能受到了西藏细石器的影响。这从人类学上证明在古代西藏与北方等地的联系。西藏和中国内陆的华北地区自古均是蒙古人种的居住区域。从远古、沿喜马拉雅山南侧，从缅甸、印度的阿萨姆邦、不丹、尼泊尔到克什米尔大量居住着从北方中国迁徒蒙古人种居民，他们到达这些区域的时间，可能远远早于公元前两千纪雅利安人侵入西北印度的时间。他们也是这些区域的土著。
从民族和族群迁徙的历史和现实分布格局的角度分析之后，龙先生指出：根据中外学者的研究，现在缅甸北部地区藏缅语族各民族，大多由中国迁去的氐羌族群演化而成。如缅甸，包括缅语民族在内的藏缅语族居住的地区，应该是古代吐蕃与中华民族发源地两者之间的中原西北与吐蕃东北的甘肃南部地区。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生活在该地区兆河流域的人与中国其它地区的人一样，创造了水平很高的新石器文化，他们的制陶业相当发达，手工十分精致。中国著名的青铜文化也是通过着些藏缅族居住的地区传播各地。再如印度东北部地区，居住着那加、固基、米佐、梅泰、米基尔和加洛等属于藏缅语族的民族。据那加族的历史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世界东方”，在其民间故事中提到Nchin- me，意即中国，认为其祖先是从东北方向移居到阿萨姆地区的。在那加族的历史传说中，提到那加族、固基族、米佐族、梅泰族为同一个祖先、后分化成不同的部族。从这些民族的史诗、传说以及他们的各种风俗习惯来看，其祖先当主要为中国的古羌人，沿着藏彝民族走廊辗转迁移到缅甸北部、印度东部各地，形成了当地的藏缅语族各民族。不丹和锡金的土著居民，基本都是操藏语的蒙古人种的居民。
著名佛学家印顺法师（1906-2005）在《佛教之兴起于东方印度》大量引证印度佛教最早的典籍《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中的记载：释迦族不是雅利安人种，也不是婆罗门。释迦族是源自东方系蒙古人种的毗舍离人，源自阿湿摩（即今阿萨姆地区）。在印度居住数十年的日本人类学家前田仁贵，在其专著《印度佛迹巡礼》中指出：释迦族极可能是中国人。
结合稻作文化的传播与族群的关系，龙先生认为，原本印度是没有水稻的，吃食是以红薯豆类为主，而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迦毗罗卫的释迦族成功栽培出了水稻，大米成了上层阶级的主食进而扩展到全印度，印度有口皆碑。这使释迦族成为优秀种族而闻名于全印度。释迦族的国王都与“饭”有关，如“甘露饭王”、“白饭王”、“斛饭王”、“净饭王”等。水稻是中国的专利。中国人在八千年前就培植出了水稻，这是国际公认的。释迦族的前辈从东方越过喜马拉雅山麓西行，在今尼泊尔的迦罗卫定居，并将带来的水稻在尼泊尔种植。
关于释迦族的族源，龙先生主张：释迦族可能应该是建立中国第一个夏王朝和西藏阿里的古象雄（古支那）国的夏（嘉、迦）人。誐迦格王（Okkaka）在梵文中没有查到这个词，在巴利文中有这个词，但同时认为誐迦格王（Okkaka）就是太阳族的祖先甘庶王（Iksuvaku）。我们认为誐迦格王不是甘庶王，只能认为黄种的释迦族的祖先与雅利安的太阳族通了婚。誐迦格王（Okkaka）用汉藏语来解释，誐（O）是一个感叹词，指“大”的意思；迦（kka）是指“夏（嘉、迦）”人的意思；格（ka）是指“颜色”的意思，现在笔者无法判断是指什么色。古代藏语指古汉人和象雄人为“嘉朗”（rgya-nag），意为“黑汉人或黑夏人”。“朗（nag）”是“黑色”的意思。古藏语指印度为“嘉噶”（rgya-dkar），“噶”（dkar）为“白色”，就是“白汉人或白夏人”的意思。
释迦牟尼有可能是带着自己土著的蒙古人种的部族宗教信仰，与其他沙门一道参与对婆罗门教的辩论的。佛教产生的公元前六世纪，正值婆罗门教作为正统派思潮普遍流传于古印度的时代。在远古蒙古人种的氏族部落（王国）里面，部落酋长（国王）和部落的巫师，是由同一个人和同一个家族来充当。例如，在夏朝的黄帝那里，黄帝是最大的巫师，同时又是国王。中国古代道家黄老方士的修习奇经八脉的六重吐纳法，都是追认黄帝为其宗师和创始人，就是这一东方宗教的真实反映。释迦族内也同样是这一情况。
很多迹象表明，释迦牟尼很小的时候，可能接受过系统的禅定训练，他的宗教内部一直承袭着土著文化，当然也就包括自古以来，带有浓重黄种土著文化特点的宗教。这种宗教不同于雅利安人的婆罗门教，他们更重视禅定冥想所带来的亲身感悟。家族内部的宗教师们学习过这类禅法。释迦牟尼是太子，将来就是国王，他必须要接受家族内部的宗教禅定训练，以使他在今后管理国家时具有一定的预测力。因此，我们在《阿含经》中看到释迦牟尼在很小的时候随其父饭净王参加春耕仪式时，释迦牟尼坐在田地的树下，很快就进入初禅状态。
龙先生认为与释迦族和迦摩缕波同为嘉（夏）人的部落，在整个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还有云南境内都有许多分布，例如，云南的纳西族和藏族中的嘉莫戎，都是此类人。只是嘉（夏）人在今汉族中的部分可能已无法识别和区分。但从姓氏上还是有某种办法区别。释迦族是蒙古人种，在比较宗教学和人类学的意义极其巨大。人类的宗教史可能需要改写。笔者认为，释迦摩尼佛教的宗教源头应该是在蒙古人种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中去寻找，而不是在雅利安人种的原始宗教中去寻找。中国远在三代以前，就存在一个原始宗教萨满教的中心和蒙古人种的语言中心。后来各地的蒙古人种都是从此处迁徙而去。这个情况与闪米特和雅利亚安人的是一样。由于蒙古人种的单音节语言变化特别大，从语言上去寻找，难度比较大，但是从萨满教的原始理念和共同的神话上去寻找，就比较容易。
结合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在内蒙和东北地区调查到的内容：一、萨满教的大自然界；天地多层、大地飘浮、天的支柱、天地崇拜；二、日、月、星；一个太阳和几个太阳，一个月亮和几个月亮，众星与银河，三辰信仰。这些与笔者在横断山藏族和羌族人群中调查到的内容完全是相同的。与汉族的远古神话传说也是相同。龙先生推定前述萨满教的这些内容到喜马拉雅山南侧的蒙古人种群体中，照样能找到相同的神话传说的东西。
释迦坐在菩提树下修炼开悟，这是南方蒙古人种宗教的传统说法。菩提树就是萨满宗教的“世界树”或“建木”，萨满巫师和其管辖的灵魂，要通过世界树接通天地的。释迦族是来自阿萨姆地区。“阿萨姆”一词可能与世界树有关联。
龙先生对昆仑崇拜及其地望的看法是：昆仑在《山海经》中应有好几处。青海积石山附近的昆仑是存在的，三千年至八千年以前，已经移向西藏阿里和阿富汗、巴基斯坦间的大夏。此两处昆仑是同时存在的，这些都在上古羌人的范围之内。但是唐玄奘把徙多河潜流地下、出积石山，显然是错误的。在整个青藏高原上，有两处“四水出焉”。汉以后的史地专家往往把此搞错搞混。第一处是源自青海省的“四水出焉”，这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四水。另一处是源自西藏阿里西部的“四水出焉”，即是1.狮泉河（洋水）是印度河；2.孔雀泉河（河水）是恒河；3.马泉河（赤水）是雅鲁藏布江；4.私陀河是塔里木河。
至于中国这种不带色彩、没有诗意的萨满图兰宗教产生的是儒教、道教、祖先崇拜和死者崇拜。蒙古人种的图兰民族宗教在东亚的北部以极其巨大的人口汇聚，产生了极高的中央集权，以应对公元前两千纪以降来自北方通古斯游牧民族强大的军事压力。因此从黄种人的萨满宗教中产生了传统认为的两个派别：儒家和道家，我认为还有佛家（这是本文正在论证的工作），因此共三家。从哲学思想派别上讲，儒为一家，佛道为一家，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产生极为世俗的儒家（因为中央集权需要大量有知识的儒家予以佐助）。强大的世俗中央政权和入世的儒家在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上需要有出世情怀的道家予以平衡。但中国的道家很弱，因此汉以后，从印度传来的佛家兴盛补了道家的不足，平衡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和心理。
儒和道都来自巫，黄种的图兰民族对死亡问题思考的很深，中国古代丧礼是最隆重的，这在《三礼》之中都有大量的详细记载。例如儿子对父亲必须在坟边守三年之丧。儒家原本也是巫。孔子的家传职业就是在丧礼上做吹鼓手、是诸祭司之一，但孔子对生死和灵魂不感兴趣，而对人世感兴趣。他对死亡的态度是：未知生鄢知死，事死如事生，远鬼神等。因为丧礼有大量的亲族朋友社会的各界人士前来参与，儒家从丧礼上得到的好处是发展和寻觅人际关系。因此入世的儒家重人事轻鬼神，最终发展成在世俗中迎奉政权和官员而牟取利益的学问和学派。由此儒家与佛道分工。
在全人类中，东方图兰（黄种）民族的原始萨满宗教对生死、对冥（阴）界的思考和探索是最深邃的，其实践活动也是走得最远的，因此，东方民族显出阴（沉）郁的气质，而阳性的西方民族在这一点上不能与东方比肩。印度瑜伽来源何处？是达罗毗茶人处吗？我认为无论是印度的瑜伽、道家黄老的导引术还有狄羌的祝融术都可能是来源于黄种图兰民族的萨满原始宗教，是同源的东西，源自东方。包括今天藏传佛教的尼玛派密宗的大圆满，噶举派的大手印，雍仲本教的大圆满，萨迦派的基道果，黄教的大威德金刚都是源自蒙古人种的萨满宗教。我认为达罗毗荼人瑜伽修法同样是源自东方萨满原始宗教。因此，中国和印度自远古时就有原始萨满宗教的共同底层文化。
关于佛教中的世界树概念的原型，龙先生结合考古指出：公元前2800年——公元前1000年四川广汉地区三星堆遗址，其中出土的青铜神树，高达3.95米，其上有青铜做的鸟，即是“扶桑”“建木”“若木”掌握灵魂的巫仙出入上下的世界树。三星堆文物填补了中国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等诸领域的重要空白。为萨满世界树理念，提供了实物证据。使得世界对中国古代文明需重新评价，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只有用黄种人萨满宗教世界的世界树，才能真正解释其意义和价值。从而使我们能理解古代的蜀国文化。蜀文化与东方印度的阿萨姆从远古就有紧密的关系。两者可能都是萨满世界树的宗教中心之一。
关于佛教的起源问题及其主要教义的核心内涵即“苦、集、灭、道”四谛说的渊源。龙先生认为：释迦牟尼把自己的宗教学说四圣谛、八正道和十二缘起，称之为解脱的“中道”与中庸、中论均有深刻关联。近年出土的清华竹简（2300年）中的“保训”篇亦讲到了“中道”。《保训》蕴含的思想关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中道”和“阴阳和谐”观念，这些观念都是长期影响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元素。清华简《保训》是文王临终前对武王的遗训, 但最难理解却是字形非常简单的“中”字。《保训》四次提到“中”,“中”是《保训》篇的核心概念。“中道”是中国古代尧舜至夏商周文化的一支主脉，与周易是连在一起的。孔子后来删经有《中庸》篇，也是讲“中道”。
释迦牟尼的“中道”是公元前六世纪，释迦与当时东印度兴盛的各种沙门思想辩论，和释迦自己的修行探索中产生的。很可能也是释迦王族家传的宗教哲学思想的主脉。释迦是在沙门们极度的苦修和极度放纵欲望，这两个极端中找到了解脱的“中道”。释迦牟尼前还有六位佛：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可能都是释迦族部族的宗教领袖。“中道”可能是其部族文化的长久传统。“中道”不仅是释迦牟尼的修行方法，也是释迦牟尼的思想方法。“中道”可以理解为折衷之道，也可以理解为中和之道或综合之道，这是释迦成功的奥秘。公元十五世纪初，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于1402年写成《菩提道次第广论》和1406年的《密宗道次第广论》，分别论述了他关于显密两宗的理论体系和践行规范。1408年撰的《中论广释》和《辩了不了义论》辨析了中观和唯识两派的优劣，确立了他以中观派后期思想作为哲学基础的根本立场。宗喀巴在弘扬“中道”的宗教活动中，名扬天下，同样成伟大的佛学家。
这里有两处“中道”。释迦牟尼的“中道”是出世的“中道”，是宗教学解脱的“中道”。而尧舜夏商周的“中道”，则是入世的“中道”，管理世间社会（政治）的“中道”。这是人生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两个不同的世界和完全不同的内容。但却可能是用同一种思维，去贯穿人生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释迦牟尼和尧夏周都是嘉（夏）人，可能带有某些远古相同的隐秘文化密码。
基于上述思想史渊源关系，龙西江先生认为,佛教源自蒙古人种的萨满原始宗教思想，除了我们基本能证明，释迦族是蒙古人种外。还可以从释迦的教义中看出释迦牟尼的思维，与东方蒙古人种的某种一致性。我们来看孔子对待“生死”问题的态度，弟子问“生死”问题，孔子拒绝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生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搞不明白，那里还能去管死以后的事呢？尽管释迦牟尼和孔子谈得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或者不是一回事，但对待事物的态度和方法是一致的。中国古代大多数的哲学家学问家对本体论都不是很关心，这既是我们这个文明的长处，又是短处。这导致哲学思辩不发达。
“四谛”是佛教各派共同承认的基础教义，形成可能较早。相传佛陀悟道的核心就是四谛，也是初转法轮的根本内容。四谛是释迦在修行思考中悟出来的。第一个“苦谛”，在整个东亚就征服无数的人。这正好符合东方蒙古人种的潜在思维和气质。释迦说出许多有人生阅历的人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思考力不够），一下让人心平气和，服气了。
中国的儒教、道教，实际上都是源自中国萨满底层文化，而佛教则在印度文明中，中印底层文化冲撞交汇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释迦牟尼的佛教与庄子的道教，其宗教哲学思想非常相近。人类如此相近的宗教哲学体系，可能是绝无仅有的，极有可能是同源的关系。尽管不少宗教学家看到的是两者的不同和差异，但我认为更多的是相同的同源关系。请问，整个人类历史上有如此大面积相似的宗教哲学体系吗？是没有的。古希腊也有所谓皮罗的悲观怀疑主义学派，但在整个希腊宗教哲学当中，只是极小的一点，根本没有地位。
尽管释迦牟尼的解脱之道与庄子的道表面很不相同，其实是大面积相通的。释迦佛门的道和中国道家的道从《庄子·大宗师》篇看到了极大的思维、修行方式和路径的重合面，如果不是同源的关系，很难解释这一现象。这是古老文献方面的证据。两者的不同之处是，释迦佛门用了严密的逻辑分析法，层层分析解释人生是苦，欲望是人生苦的原因，消除欲望是基本的解脱之道。理论方面，佛门非常完备强大，有巨大的说服力，因此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力；而道家基本是对人生直觉的判断与结论，理论不完备，说服力较弱。作为宗教，道家是不完善的，尽管道教在中国民间有极大的基础，但对社会上层建筑的影响力是有限的。
龙西江先生认为，中国道家黄老术的冥修实证的修炼之道与印度瑜伽有相似之处，以为应该是源自黄种人的原始萨满宗教。
中国道家的出世修仙之道，一般都追溯到西部昆仑山系的黄帝和西王母的源头，应是中国古羌人系统的原始宗教。汉民族上古时的咒术，又称为祝融术，其实也是古羌人的巫术。秦以前，汉羌民族的巫砚修炼之术已经到达极高的境地，他们试图通过调节人体的呼吸和气脉，以解脱生死并成仙。此种原始巫术的修炼实践至少有一万五千多年以上的历史，此种探索在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官方文献中鲜有记载，大量存在于汉地民间和少数民族地区。秦以前，它们只在《山海经》、《庄子》、《淮南子》、《列子》等道家汉文献中有所记载，如此庞大的民间巫术的修行实践活动，在中国官方朝廷的史籍文献中却很少记载，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即官民分离，朝廷官方对民间最深层次、最底层的文化宗教思想活动知之甚少，缺乏沟通，官民一旦对抗就很难协调。中国原始萨满巫术宗教的丰富庞大的内容主要记载在与汉族同祖源的彝族、蒙古族、纳西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中。
在对佛教思想缘起问题利用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汉藏文献、梵文文献等多学科、多重证据进行综合论证后，龙西江认为，考古表明上古东方蒙古人种远早于地中海白种人进入印度地区。蒙古人种和达罗毗茶人同为上古印度土著，两者有着某种共同的底层原始萨满宗教渊源。释迦牟尼和释迦族可能是属于蒙古人种中的夏（嘉、迦）人之古羌系统人群。佛教是从释迦族的部族传统宗教中，并作为东方沙门，在与正统的婆罗门教的辩论、对抗和刺激中，产生发展而来。佛教源自中国底层原始萨满宗教思想，佛教与中国的儒、道思想有着深刻渊源，佛教只有在古代印度这种对异端宗教思想极为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才能产生。佛教的产生是人类宗教思想史上的最伟大事件。
结合其上述观点，龙西江先生对中国和印度两大文化传统建的优势和劣势得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中印两大文化传统作了比较与评价认为：秦汉以后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中央集权的巨大优势好处是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军事压力和攻击下，中央集权调集全国的物质和人力保卫中华农耕文明，使中国文明得以延续发展。决策正确，中央集权能集中力量做成一些大事。但历史上的决策往往难如人意，结局也就凄凉。官员精英上层们的庸俗、短视、贪图享受和思想被禁梏，使中国文明的想象力、思辨力和创造力都比较弱。其坏处是导致社会过度入世的人生态度，社会上层的精力整体卷入对权力的争夺，权力支配控制了社会的一切，精英上层全面物质化，没有人没有精力去思考生命、宇宙、大自然等关乎人类未来的永恒命题和要素。以使精英上层精神萎靡全面退步，只关心眼前的内部人事关系，这犹如人行路只看眼前一米远，四米以外的事物通通不关心。此是盲人行路，十分危险。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年停滞和近代一再陷入衰亡境地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春秋以前相比，中国人在精神文化方面是有退步的。
印度文化是一个杂种文化。因杂交优势，其思辨和想象力异常丰富。虽然也有缺点，却是古代人类思维的顶峰。或许是一种偶然的因素，让古代印度成了人类思想和宗教最繁荣之地，辉煌程度无与伦比。我们看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曼哈顿工程”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其壮丽景象，令美军高级将领吟哦出了《摩柯婆罗多》：当一千颗太阳同时燃烧时，人类就将毁灭。这是印度诗人在冥思中看到的真实景象，而中国古代神话中最多的就是十颗太阳，想象力差距太大。麦克斯·缪勒讲：“落日与朝阳有同样的光辉，但这两者之间的旅程必须跨越整个苍穹和整个世界。”弥补差距的心是应该有的，否则就只能搁置整个苍穹。
古代印度沙门、婆罗门和佛教等宗教信徒冥思中，在天文学、数学等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和成就，是中国人所无法比肩的。佛典《华严经》曰：宇宙中有无数恒河沙数的世界。一千个这样的世界构成一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构成两千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两千中千世界构成叁千大千世界。一个世界从产生到毁灭的劫数{一劫}，是数十亿年。在没有现代电子天文望远镜观察天宇的情况下，印度哲人只通过禅坐内观，在宇宙学方面达到现代科学相同的认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数学上印度人的成就同样辉煌。
印度古代文明在宗教哲学思想上的辉煌,常常令人炫目。与中国古代文明相比,印度古文明是一个杂交的文明,是一个多人种的、多种原始古代文明杂交汇合的文明。而中国的古文明、基本是较单一人种的单一原生态文明。我个人认为，杂交优势是古代印度文明辉煌炫目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古代印度较少出现专制帝国的大统一局面，各王国固有的文明得以发展、保存并交融，这也是其辉煌的重要条件。对于只关心内部人际关系的中国“精英”儒生们，是不会去关心这些事的。中国近代在一切方面必然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