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孙伯君研究员应邀到韩国首尔大学语言研究所讲学，并做了题为《汉字对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的创制和书写的影响》的讲座。该讲座受韩国首尔大学国语系朴镇浩教授邀请，为韩国首尔大学语言研究所“著名学者系列讲座”之一。促成此次交流的是云南民族大学的安英姬博士，她博士毕业于韩国首尔大学国语系，致力于为中、韩学者之间架设学术桥梁，她的出色翻译赢得了韩国学者的盛赞。此次讲座孙伯君研究员首先介绍了中国民族古文字的定义及其与现行民族文字区分的时间界限，即“民族文字的古和今以辛亥革命（1911）为限，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境内创制或借用的各种记录汉语之外的民族语的文字均可称作民族古文字”，民族古文字的产生和使用年代最早可追溯到公元2-3世纪传入于阗（今新疆和田）、鄯善（今新疆若羌）的佉卢文，而创制于16世纪的满文则一直沿用到近现代。接着，孙伯君研究员按照文字的发生学关系介绍了中国民族古文字学界对古往今来中国境内曾经使用的民族古文字的分类：1.阿拉美字母系文字：(1) 佉卢文；(2) 婆罗米字母系文字：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八思巴文、西双版纳老傣文（傣仂文）、德宏傣文（傣那文）、傣绷文、金平傣文； (3) 突厥文；(4) 粟特系文字：粟特文、回鹘文、回鹘式蒙古文、托忒式蒙古文、满文、锡伯文。2.汉字系文字：（1）仿汉字：方块壮字、方块白文、方块苗文、方块瑶文、方块布依文、方块侗文、方块毛南字、方块哈尼文；（2）变汉字：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女真文、西夏文、水书。3.阿拉伯字母系文字：察合台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乌孜别克文、塔塔尔文。4.拉丁字母系文字：老傈僳文、滇东北老苗文、波拉字母傈僳文、撒拉佤文等。5.自源文字：云贵川老彝文、纳西东巴文、哥巴文、尔苏沙巴文、傈僳音节文字、水书。同时，孙伯君研究员重点讲述了少数民族仿照汉字创制文字的原因、汉字 “六书”造字法对民族古文字创制的影响以及汉字对民族文字书写的影响等。
韩国在古代与契丹、女真有很深入的交往，《辽史》有多处关于高丽遣使学契丹语的记载，如卷115《高丽国记》：“圣宗统和十三年十一月，[高丽]遣使册治为王，遣童子十人来学本国语。” 卷13《圣宗本纪四》：“ [统和十三年十一月]辛酉，遣使册王治为高丽国王。戊辰，高丽遣童子十人来学本国语。” 卷13《圣宗本纪四》：“[统和十四年三月]庚戌，高丽复遣童子十人来学本国语。”韩国首尔博物馆收藏有契丹小字铜镜、庆源郡女真国书碑等即为明证。韩国首尔大学向来有契丹语文、女真语文研究的传统，李基文先生曾于1958年发表《中古女真语的音韵学研究》（原载于《汉城大学论文集》人文社会科学7，1958年，黄有福译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1984年第3期），该书利用历史比较法，综合通古斯其他语言的语音特征，拟订《女真译语》辅音及元音系统，对《女真译语》译音汉字进行音韵分析，确定所代表的音值，从而验证并得出中古女真语的语音情况。此次讲座由邀请人韩国首尔大学国语系朴镇浩教授主持，语言研究所所长、首尔大学法语系李成宪教授全程聆听了讲座，参加讲座的还有首尔大学中文系朴正久教授和语言学系朴相澈助教授等学者，以及他们的研究生。他们对于语言学和古文字文献研究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尤其是朴相澈先生，熟悉满文文献，借助女真文文献研究古代女真语与满语之间的历史语音演变，是韩国首尔大学中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
2024年2月23日，受韩国口诀学会（即“古文字学会”）新任会长李勇教授和韩国国立世界文字博物馆现任馆长金成宪教授邀请，孙伯君研究员参加了口诀学会与新开馆的韩国国立世界文字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国际学术大会。该大会的主题为“东亚的汉字变用文字”，孙伯君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女真文碑铭文献及其研究概述》。该讲座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女真文创制、传行的情况，即女真古无文字，金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沿用契丹字。金朝建立后，曾创制女真大、小两种文字，女真大字创制于天辅三年（1119），女真小字创制于天眷元年（1138），但直到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女真文才得以广泛应用。其次介绍了女真文的性质，孙伯君研究员从现存女真文碑铭与《女真译语》文字的使用情况，认同学界关于女真文是一种表意的大字和表音的小字相结合的文字，熙宗所制女真小字只有表音的词缀和语法附加成分等观点。关于存世女真文文献情况，孙伯君研究员重点介绍了国内外发现的十几种女真文碑铭、文献，尤其是近十余年发现的“陕西神木县花石崖女真文石刻”、“俄罗斯阿尔哈拉河沿岸女真文墨书题记”、“黑龙江省宁安市出土女真文残碑”、“呼和浩特武川县西乌兰不浪镇磁窑村金界壕磁窑边堡新发现的女真文钵底墨书”、“宁波天一阁藏明代《女真译语》”等。这些碑铭文献先后有葛鲁贝（Wilhelm Grube）、罗福成、王静如、田村实造、李盖提（Louis Ligeti）、李基文、金东昭、金光平、金启孮、乌拉熙春、道尔吉、和希格、康丹、刘凤翥、于宝林、白石典之、孙伯君等做过研究。同时，孙伯君研究员还介绍了金代女真语的研究方法，即语音逆推法、音位拟定法、音韵分析法等。关于《女真译语》对汉语北方话研究的重要意义，孙伯君研究员强调，明代《女真译语》的对音汉字反映了与辽金时期一脉相承的北方话的变化规律，这些规律大多是基于阿尔泰语母语者的“番式变读”，如：1.汉语宕、梗、通摄字的韵尾-ŋ用-n替代；2.汉语江摄入声韵尾-k用元音-u替代；3.擦音s-替代汉语塞音ts-和tsh-；4.汉语双元音au、ui、ai等借词，《女真译语》用两个汉字注音，同时用两个女真字表示，并有时用uo替代汉语au等。
同时受邀出席该大会的还有契丹文字研究者Andrew shimunek（沈安筑）博士，他曾师从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G·卡拉(G. Kara György，1935-2022)教授，目前就职于韩国又松大学（Woo Song University），他报告的题目是“辽代文字的革新与连续性：契丹语文概要（Innovation and Continuity in Liao Writing: An Overview of the Kitan Language and Scripts）”。讲座开始，Andrew shimunek博士首先介绍了他自己有关契丹语语法的最新研究成果《古代南蒙古和北中国的语言》（Languages of Ancient Southern Mongolia and North China, Harrassowitz Verlag, 2017），该书可谓是第一本利用汉文、契丹文文献，研究古代阿尔泰语系鲜卑—契丹—蒙古语语族语言的著作。该书系统比较了契丹语和蒙古语的形态和句法范式，大大增加了国外对欧亚大陆东部语言、蒙古民族及其邻国的民族语言历史的了解。讲座中Andrew shimunek博士还介绍了对古代契丹语的分期：古代契丹语（386-907）、中古契丹语（920-11thc. ）、后期契丹语（11thc.- 13thc.），并对金代契丹小字“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碑文进行了逐字释读。
会议最后答疑阶段气氛非常热烈，韩国的老中青三代学者对“东亚的汉字变用文字”，特别对韩国曾经使用的“口诀”和中国曾经使用的汉字式民族古文字之间的比较等问题尤为感兴趣。孙伯君研究员此次出访沟通了本领域中、韩学者之间的感情，交流了学术信息，为民族古文字文献“冷门绝学”研究的发展迈出了新的一步。
（孙伯君研究员在韩国首尔大学作讲座）
（孙伯君研究员在韩国国立世界文字博物馆作讲座）
(“东亚的汉字变用文字”国际学术大会合影)
（韩国国立世界文字博物馆藏庆源郡女真国书碑复制品，原物藏首尔博物馆）
（供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21级博士生孙森，图片由安英姬和韩国国立世界文字博物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