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国际蒙古史研究动态，促进与国际学界的交流，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学研究中心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重点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与文献研究”课题，共同主办的国际学术讲座于2026年8月19日在民族所321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邀请了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斯蒂芬·帕（Stephen Pow）副教授主讲，题目是《蒙古汗国的医疗思想与实践》。讲座由新疆历史与发展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春晓副研究员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求芝蓉副教授担任评议。民族所各研究室以及来自中国社科院古代史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学者与会交流。

　　斯蒂芬·帕的报告系统梳理了蒙古帝国及其后继王朝在疾病治疗、卫生观念、医学知识交流等方面的成就，旨在纠正学界对中世纪医学的负面评价，证明蒙古时期医学实践的实证性与前瞻性。首先，他引用蒙元史家爱尔森（T. T. Allsen）的观点，指出蒙古帝国拥有丰富的医疗实践与药物学知识，其医术根植于经验观察与精神信仰的双重传统。随着帝国扩张，欧亚各地的医学体系在蒙古宫廷中交汇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综合医学形态。然后聚焦蒙古大汗的精神与神经疾病案例进行具体分析。例如窝阔台因酗酒丧命，其医生明确警告过度饮酒的危害；西征名将搠力蛮因头部创伤导致耳聋失能；旭烈兀被记载患有抑郁与癫痫；金帐汗脱脱蒙哥则表现出典型的精神分裂症状，长达十五天不言不语、产生被害妄想。这些案例说明当时已有对酒精依赖、创伤后遗症及抑郁症的医学认知，且对患病统治者抱有同情态度。 

　　报告重点探讨蒙古人的传染病防控意识。蒙古军队常避免长期围城以降低瘟疫风险，1232年寿春战役中，西夏降将李桢明确指出雨季扎营会引发疫病。蒙古人在病危者帐篷外竖矛缠黑毡示警，外人不得进入，实为一种隔离措施。欧洲传教士鲁布鲁克记载，蒙古人从不使用他人留下的营地，绕路而行以避免重复使用旧营地，反映出对传染路径的朴素认知。1259年四川围攻战中，蒙古将领纽璘听闻主力部队爆发瘟疫后不敢靠近，只派少量兵力送牲畜支援，说明蒙古人对接触传播已有警觉。蒙古人还重视水源卫生与禁忌。成吉思汗严令禁止在水中洗脸、洗衣服或在水中小便，违者处死。部分学者认为这只是畏惧神灵，但主讲人反驳认为，微生物对蒙古人而言正是“看不见的精灵”，这些禁令客观上起到了卫生防疫的作用。蒙哥汗即位后延续相关政策，禁止污染流水，获得身为医生的伊利汗国拉施特赞赏。主讲人还讨论了蒙古统治者面临的健康问题，包括痛风、酗酒与中毒恐惧。由于频繁发生投毒事件，蒙古人养成了共饮一杯酒的习俗以防暗算。忽必烈长期受痛风困扰，向朝鲜索要软皮靴缓解足痛。朱震亨在元代明确提出“痛风”术语，并将其归因于饮食肥甘厚味，标志着病因认识从外感风邪转向内伤饮食。 

　　最后，报告展示了蒙古汗国作为医学知识交流枢纽的角色。拉施特组织翻译中国医典为波斯文，促成《脉诀》这部最早的中医西译文献。同时，伊斯兰医学传入元大都，1260年设立“回回药物院”，《回回药方》收录伊本·西那与盖伦的内容。还提到昔思田围城中一位妇女发现指甲花可治愈坏血病的案例，说明中世纪人们通过观察试错也能获得正确疗法。结论指出，尽管当时外来观察者常将蒙古习俗斥为迷信，但从现代视角看，许多做法实为基于经验的有效防疫措施，不应被轻率否定。 

　　在交流讨论阶段，求芝蓉副教授介绍了中原王朝很早就发展起来的防疫思想和军事医学，并补充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与会学者围绕着蒙古医学对中医、回回医学的借鉴和影响、古代与今天医疗、卫生观念的继承与差异等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本次讲座在学术史梳理、多语种史料运用与研究路径探索等方面，增进了国内外学者的相互了解，有力推动了医疗史、观念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