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5日上午9点30分，理论室2011年11月学术沙龙在理论室会议室举行。本次学术沙龙的主题是清末民初蒙古社会封建上层的民族主义行动，由周竞红副研究员主讲，杜世伟助理研究员主持并评议，理论室全体成员参与了讨论。
周竞红副研究员以清末明初蒙古封建上层民族主义为研究视角，考察了在清末明初的中华历史大变局下，“蒙古人”形塑为“蒙古民族”的早期形态。她认为，“种族”和“民族”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变革中流行的概念之一，也是革命派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在清王朝中央政治崩溃之际，喀尔喀蒙古封建僧俗上层在沙俄的操纵下也利用这一工具，进行社会政治动员，以期保护僧俗封建主的根本利益。清末民初蒙古社会中“蒙古人”意识的启蒙与强化和封建上层民族主义的兴起，使“蒙古人”意识从清王朝的阴影中走出，并借助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和蒙古社会内部结构特点，推动蒙古社会剧变。
杜世伟助理研究员是民族理论室研究蒙古学问题的专家，他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谈到，蒙古问题是国际民族问题研究的热点问题，“蒙古人”的基本概念问题引起学者广泛关注，产生大量研究成果。他介绍了蒙古民族和国家称谓的不同语境、满蒙一家的历史渊源、种族、文化、地缘政治联系以及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影响等，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蒙古民族问题提供了背景性的知识铺垫。他认为，蒙古民族的形成不仅是中华民族背景下的问题，而且是国际性问题，应该在国际语境下讨论；同时，从蒙古人到蒙古民族这一命题的提出，为日后蒙古问题的再研究再探讨提供了新的视角。
王希恩研究员在讨论中提到周竞红老师2011年著作《蒙古民族问题述论》一书，该书论述重点是近代中国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时期长达半个多世纪蒙古的民族问题，这一时间段正是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背景，目前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汉族，着重谈汉族的民族自觉过程。但实际上这一民族自觉过程并不限于汉族，少数民族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研究指出，民族自觉在汉族中的正面作用在辛亥革命以后很快就消失了，消失的表象就是少数民族的独立和分裂。在中华民族整个的觉醒过程中，蒙古民族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体到清末明初这一时间段，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分裂的作用。蒙古民族因其民族自觉引发了分裂，但从民族自觉的角度来讲却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这种现象使得革命党人不得不思考如何巩固中华民族的问题，客观上刺激了中华民族认识的深化。直到1938年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华民族的表述才逐渐清晰起来。谈到《蒙古民族问题述论》一书的意义，王希恩研究员认为当下民族理论研究中，就单一民族民族的研究多的是通史、简史和原始资料，直接从民族理论问题来谈首开先例，具有开拓性。另外，就研究方法来讲，历史学与民族理论结合的方法，有独到之处。该书对理解民族问题的历史过程具有现实意义，其作用不在于说明了什么真理，而是引起了少数民族民族问题的关注。同时，王希恩研究员对周竞红老师在深受车祸伤痛困扰的半年间完成开创先河的著作表示钦佩。
理论室成员在讨论中认为，民族主义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是很明显的。清末明初民族主义思潮中，从推动民族国家认同和民族国家建构角度，既要重视汉族的作用，也要强调少数民族的作用。民族主义作为重要的工具，不同的政治力量从不同利益目标出发，利用这一工具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革命党人借助“民族主义”，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其“五族共和”思想带有强烈的“大汉族主义”色彩。而部分蒙古王公贵族和僧侣阶层也利用了“民族主义”这个工具，与汉族一样，他们也反对满清统治，但其最终的政治诉求则是建立单一的蒙古国。由此看来，研究民族主义要从各个层面去了解，有助于认识的深化。
理论室成员认为，蒙古民族在清末明初这一时间段是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视界，具有重要的反向作用，否则汉族不会认识到少数民族的作用。在清末明初的历史大变局下，少数民族在外界影响下重新寻求自身定位的情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对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的讨论要不断回到历史真实中去，不断地讨论和反省现在的问题，获得相对准确的认识。同时大家认为，对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分离倾向和民族主义现象，一概定性为反动多少有些偏颇，从整体上看是东方民族觉醒的一部分，应归属于特定历史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