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三十年学术研讨会
由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主办，贵州省民族研究院、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承办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三十年学术研讨会” ,于2012年10月14-17日在贵阳隆重举行，会议主题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贵州省副省长蒙启良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成立三十年来，在我国西南地区民族、经济、社会和文化研究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推动我国西南地区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会长何耀华作了《有中国特色民族学的西南学派——庆祝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建会30周年》的总结报告。来自京、川、滇、渝、桂、藏、鄂、湘、粤、闽、青和黔等12省、市、自治区从事民族研究的百余名专家学者聚集贵阳，一是认真总结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30年来学会工作的经验和学术研究的成果，以及今后的发展。二是对“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讨。
何耀华会长在对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成立30年的工作总结中指出：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由成立之初的“五省六方”发展到11个省市自治区的规模，对境内36个民族进行研究，推动了“西南区域化”发展；学会30年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既是中国，特别是西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产物，又是在为中国，特别是西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发展繁荣的，围绕西南各民族和西南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学会共召开过大、小学术讨论会38次。其中大型的、国际性的有17次。”其次，学会在积极倡导和精心组织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会员单位和广大会员的积极性，努力推进西南地区的学术研究。1983年和1993年，学会先后两次举行“藏族学术讨论会”，首倡建立藏学研究机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藏学，以1985年国家建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为标志而取得了预期的结果。1985年和1995年，学会先后两次举行“彝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对彝族与彝族地区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1987年和1989年，学会又分别在贵阳和南宁举行了首届“中国苗族瑶族学术讨论会” 和首届“壮侗语诸民族学术讨论会”，有力地推动了苗族、瑶族和壮侗语诸民族的学术研究。1986年，学会受川、滇、黔、桂、藏五省区民委共同委托，在成都召开“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会议形成的《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建立大西南经济区的建议》，受到五省、区民委的高度评价，并得到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采纳。1991年，学会在云南大理召开“促进西南山区民族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学术讨论会”，以国际山地协会主席杰克•D•艾弗斯为代表的，来自美国、加拿大、印度、尼泊尔、泰国的19位外国学者参会，通过实地考察和广泛的学术交流，有力地促进了西南山区民族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研究工作。随着党中央、国务院作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2001年，学会在贵阳召开“西部大开发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研讨会，内容涉及西南民族地区的资源合理开发、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民族区域自治、经济结构调整、民族教育、经济跨越式发展战略等。在全国加速城镇化建设中，2003年学会在重庆召开“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学术讨论会”，讨论我国新时期少数民族人口大量进入大、中、小城市自主创业后出现的民族问题，学者们从政策上、法律上、对策上提出了许多建议，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参考。此外，学会还多次组织召开了围绕西南民间地区的改革开放、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等内容的学术研讨会。再次，提出了“关于有中国特色民族学西南学派的创建问题”。2007年起，学会对创建有中国特色民族学西南学派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多次、广泛的探讨，认为“创建当代中国民族学西南学派，是中国民族学发展的需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学科的需要，是推进学会工作的新思维、新视角、新举措。” “建西南学派是历史的必然，学派理论是在建学派的实践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希望对学会30年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认真总结，勾画出‘西南学派’的理论特点。” 有中国特色民族学的西南学派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发展起来的，学派的理论体系，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推动各民族科学发展，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其核心。它在学派理论上注重民族发展的地缘动因，以河流、走廊、中小地域和整个大西南地区多民族现代化发展，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因为它把深化单一民族的研究和推动单一民族的发展作为推动区域化发展的动力，把区域化发展，作为实现单一民族发展的保障和不竭的源泉，主张以区域现代化，推动各民族的现代化，所以，我们把“西南学派”的民族学观称为“区域民族学观”或“地缘民族学观”，把“西南学派”称为“区域民族学派”或“地缘民族学派”。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研讨会”对于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促进社会转型，特别是经济的长足发展，开始了现代化进程，成就辉煌。目前正在努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但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中，却显示出“双刃剑”的效果，既带来了经济社会繁荣发展，同时又对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大量消解、思想道德的明显滑坡等新情况、新问题则须引起高度重视、切实解决。身兼民族及农民双重社会属性的少数民族，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乃其民族文化的根基。以高科技为手段、工业为主体、市场经济为导向、城镇为依托的现代化，在促进社会转型的同时，引起民族传统文化社会根基的动摇、解体，而在迅速消解中。但是，工业化、城镇化并不意味着必须以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失作为代价。
有学者认为：对于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我们不能停留在某个局限甚至固定的空间和视野里，“固守某个民族的文化，已经不可能，文化能不能保护、传承和发展，关键在于这个文化本身有没有竟争能力。”我们必须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传承、保护、弘扬、发展优秀的民族文化，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要实现民族优秀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处于决策层领导的文化自觉是关键。”
有学者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城市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对城市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缺乏一种正确的理念。一是认为传统文化会阻碍城市化，要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就必须摧毁“旧的文化”。很多地方把包含民族传统文化的建筑看做是城市发展的“负担”和“包袱”，毫不怜惜地拆除和丢弃，致使历史文化风貌惨遭破坏。二是认为城市化造成民族传统文化的衰退和消失，简单地将城市化和民族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等等。”只有把保持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成为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落脚点，才谈得上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后发地区只有发展具有独特的、地域的、民族的文化，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增强地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应根据本地的民族传统文化特点，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规划，走出自己的道路，努力推动城市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实现双赢，避免盲目追求城市化、现代化。
对于民族村寨的开发，有学者认为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实质是文化开发，对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利弊并存，但利大于弊。研究者进而提出，实现民族文化开发与保护良性互动的对策为：构建有效的社区居民参与机制，从文化产品与文化空间两方面把握好文化开发的“度”，因地制宜的选择实地民族文化村模式或异地民族文化村模式，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民族传统文化。
有学者提出以“重构民族主体精神”为主线，经过田野调查和研究，凝练出了“五化”的保护模式：即“认同主体化、眼光世界化，保护生态化、开发品牌化、受益群众化”。这个模式对于克服城市化带来的传统文化流失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仅是得到苗族同胞的高度赞誉、而且得到政府以及民族文化保护研究者的好评。
有学者提出“生态文化创意产业”理论，以文化事实体系为生态文化创意产业的基本要素。认为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道路，不必追随人类历史上已有的模式与道路，完全可以另辟蹊径，在其特定的历史过程-生态环境-族群关系的框架下，走生态文化创意产业的道路。
从事博物馆学研究的学者指出：当代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可概括为三：收藏、研究、教育，就其民族传统文化保护而论，收藏与研究最为直接。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博物馆中民族传统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日益凸显了出来。当前需要改进思路和举措，一是加强行业博物馆和鼓励民办博物馆建设，使我国博物馆总量有进一步增长；二是根据文物藏品资源统一规划全国博物馆建设，用以指导各地博物馆的布局和发展；三是赋予具备专业条件的博物馆以考古发掘资质，改变考古与博物馆分离的弊端。
有学者提出：“工业化发展与民族民间工艺技术的传承和产品的开发，是相得益彰，可以相互推动，共生发展的。”但必需做到：一要加大对民族民间工艺技术的传承和保护；二要加大对民族民间工艺技术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研发；三要以现有企业为载体，加大扶持力度，建立企业集团，做大做强民族工艺产业；四要在有条件的民族地方县或中心城镇设立民族工艺产业园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集研发、生产、销售、体验、旅游为一体的民族工业产业园区。
此外，还有学者建议：在“城中村”改造中，要将宗教文化保护与建设纳入整个城市化建设和发展的总体规划来统筹考虑。以影像为媒介，通过政府、学界与民族成员的共同努力，西南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应当能够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得到积极有效的保护。“城市上山”等的战略思路。等等。
会议承办方还表示，将对专家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形成材料，向上级有关部门呈报，以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参考甚至直接进入决策层面，让理论思考与现实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