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8日下午，理论室举行学术沙龙。本次学术沙龙的主题为“傅斯年的民族观及其在《东北史纲》中的运用”，由陈建樾研究员主讲，郑信哲研究员主持并评议，理论室成员除1人外出调研外均参加了讨论。

陈建樾研究员以傅斯年民族思想及其在《东北史纲》中的运用为核心，分析了在现代国家建构的时代背景下，民国初年国族建构思潮的历史脉络。他认为，“造成一个国族”并藉此“将国民打成一丸”，既是清末民初时期凝聚国族意识的政治思潮，也是以汉族意识高扬为核心的国家整合行动，更是在多民族环境下因应欧美民族国家建构潮流的政治思考和学术取向。他提出，以文化来阐释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联性并据此强调边疆少数民族“诸夷”与中原汉族的整体性，由此建构一个整体性乃至实体性的中华民族，是傅斯年民族思想的核心。但是，以文化“化”民族，就势必要面对中国多民族的现实，思想与现实之间的紧张也就由此而生，这种在“政治正确”与学术理想、民族大义与个人意志、客观历史与主观思考之间的徘徊和犹疑，伴随着傅斯年民族思想生成和发展的全过程。

郑信哲研究员在评议中对文章就史料的收集和运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该文章通过对清末民初国家建构历史过程的系统梳理，通过对当时学界和政界观点的互动和影响的过程性介绍，通过对中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论辩的回顾等，准确地反映了学者观点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认为这种梳理在当下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应当进行深入研究。

谈到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有学者指出，在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背景和国际趋势下，与西欧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建构模式不同，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面临更加复杂多样的制度、地域文化和种族布局，因此一体与多元的矛盾始终存在，这一点在傅斯年民族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有完整的体现。有学者认为，傅斯年民族思想的转变和成长的过程反映了社会层面的变化，从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型过程中，西方是用民族的工具，而我国的民族具有多样性。傅斯年的民族观是种族民族观，而不是现代的民族主义民族观。从孙中山到蒋介石时代，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试图以文化来整合多民族社会现实，这一点在傅斯年的民族思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关于文章中涉及到的中日双方在东北问题上的论辩，针对当时日本学界和政界“中国无国境论”和“满洲非中国领土”的谬论，有学者认为，传统王朝国家和现代民族国家使用的是不同的话语体系和社会整合方式，在王朝国家时代，国界和疆域是不确定的，而民族国家时代的国界和疆域则由一系列的国际公约和国家条约来确定。但随着清朝帝制的解体，对于帝国的整合以及遗产继承问题则有不同的说法。以日本为例的一些国家，将多民族的中国视为单一民族的“汉族社会”并否认中国是现代国家，进而以传统国家疆域和国界的不确定作为侵略口实，是用现代民族国家话语来套析传统王朝中国历史，企图搅乱中国历史。这方面的野心和中国学者与之进行的抗辩在《东北史纲》有很好的体现，值得深入研究。

关于学者观点与国家、社会主流的关系，有同志认为，学者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与时代背景和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傅斯年的民族观受益于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民族思想，而费孝通在深入思考中国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的前提下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也是时代主流的体现，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学界对中国民族现状和问题的持续思考。有同志谈到，学者思想要实现与社会情境、历史及现实国情的契合，才能产生更持久的生命力。当前仍有学者不顾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而一味地主张借鉴国际经验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和主张，应当在理论和社会实践层面得到澄清。

理论室成员认为民族理论研究既要关注现实民族问题，也要重视传统民族理论思想的研究。此外，大家还就文章的行文和论述重点、后续研究计划等问题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