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2-23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2012年会在西北民族大学召开。作为本次年会专题会议之一的“牧民贫困和牧区扶贫”研讨会也如期举行。中国社科院民族所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先生、新任所长王延中先生出席了会议。中国社科院民族所杜发春副研究员是该专题会议的主席。来自北京、青海、宁夏、新疆、安徽、上海等11个省、市、自治区的25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研讨会。与会学者就牧民贫困的发生机制与理论研究、牧区扶贫的经验与牧区的社会管理、牧民在脱贫和牧区发展中的作用和话语权、生态移民经济社会效益评价与社会问题分析等内容分别从微观与宏观、制度与实践等不同角度展开了分析与讨论。
一．牧民贫困的发生机制与理论研究
围绕牧民贫困的发生机制，中国社科院民族所龙远蔚研究员结合我国西南、西北的农牧区几十年的发展，深层分析了我国农牧地区贫困的根本原因、以及建国以来国家对贫困问题由无意识到高度重视的进程。他的发言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给出了贫困人口的概念，纵观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分析了不同时期关于贫困的不同理解，不仅包含谁是贫困人口的问题，还包含谁规定了什么是贫困的问题，即贫困的话语权问题。其次通过农牧区贫困状况的对比，指出贫困的深层原因在于农牧区资源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人口的需要，农牧区发展是与生态环境同步的。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必需实现农牧区劳动力的转移并且恢复生态环境，而实现这种转移的关键在于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农牧民进行自由选择、自主就业。
西北师范大学李秀英博士做了题为《青海果洛牧区“贫困化”与牧民道德“被污化”分析》的发言。她通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同时期的对比，分析了从果洛解放到1980年代初，黄河源头玛多县是如何一步步发展为全国县级人均收入榜首的地位，又从1980年代初开始逐渐陷入贫困。通过对政府文件、历史资料的归纳总结，发现主流观点中果洛贫困化的原因是与牧民道德的“被污化”联系在一起。李秀英对此持不同意见，并通过对几十年来果洛生态环境、天气状况、经济政治制度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的研究，得出果洛的贫困化并不是由牧民道德败坏引起的，进一步得出“在牧区贫困化背景下，牧民的道德‘被污化’过程是草原政策发展演变的折射”的结论。
对于李秀英的观点，宁夏大学王朝良教授认为，政府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政府和牧民产生了互相埋怨的现象。果洛牧民道德的“被污化”和贫困化实际上是从政府的角度看牧民适应性的问题，是对牧区和牧民怎样评价的问题。关于牧民贫困化的问题要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做出合理的评价。
关于李秀英总结的造成玛多县牧民贫困的原因中的雪灾因素，中南民族大学陈祥军博士提出质疑，认为雪灾并不是导致牧民贫困的原因，而是牧民生活和传统智慧的一部分，雪灾的存在，能帮助牧民实现牛羊的优胜劣汰。陈祥军基于在新疆北部牧区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和对50年代至今的政策研究，发现对于该地区的贫困问题的理解，当地的哈萨克牧民和政府存在着明显差异，即龙远蔚提到的关于贫困的话语权问题，并以此为基础，结合牧民定居、教育医疗、资源开发等因素，探讨了制度性或政策性致贫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范长风教授对陈祥军的发言进行了点评，认为陈祥军的研究向大家展示了北疆地区这个哈萨克族小型游牧社会的贫困问题，并对定居以后的哈萨克族能否回归、如何回归提出疑问。陈祥军对此作出解答：他强调的回归问题，并不是原封不动的回归，而是哈萨克族传统文化和自身规律的回归。
三位发言人分别从微观和宏观、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分析了牧区贫困问题，都涉及到关于贫困问题的话语权问题，结合王朝良所说的对于贫困的科学评价机制，希望在解决牧区贫困问题上，政府目标与牧民目标能趋于一致。
二．牧区扶贫的经验与牧区的社会管理
成都蜀光社区发展能力建设中心潘翥峰先生通过从2007年起参加在四川和青海牧区三个社区——四川小金县前锋村大沟社区、甘孜县火龙沟村、青海省治多县拉日村开展的社区发展基金试点项目工作，描述了社区参与式扶贫的实践和经验。“通过推动社区开展社区发展基金活动，建立社区自主管理机构，探索利用参与式方法实现社区草场可持续管理的模式---社区草畜平衡模式，探索在青藏高原牧区开展社区发展基金扶贫的经验。”潘翥峰指出，在社区参与式扶贫的实践中，要充分相信群众的力量，注意和政府的合作，把握好外部协助者的角色定位，让社区自主制定最适合自身发展的管理制度，解决社区贫困问题。牧区扶贫，一方面离不开牧区牧民的参与，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范长风教授认为，潘翥峰的研究展示了人类学主位和客位的视角，充分重视了社区内生力量。这三个社区的成功发展，正是对牧民道德被污化的证明。
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刘小珉副研究员做了主题为《三江源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发展与问题》的报告。以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为例，对三江源地区新型农村牧区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农村牧区新型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实施状况进行调研，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大部分牧民从“新农合”“新农保”政策中获得实惠，仍有少部分牧民未参加这两项社会保险。通过调查发现，在“新农合”和“新农保”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年龄分化的现象，这一现象的背后有制度的原因，也有牧民个人认识的原因。针对这一现象，刘小珉指出，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如加强“新农保”“新农合”的宣传力度；完善“新农保”、“新农合”制度运行机制，保证“新农保”、“新农合”的安全运行。保障牧区全体牧民的医疗和养老，有助于解决牧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使牧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刘小珉以年龄分层的视角分析了我国新农保新农合的政策，并用个案调查法将这两个政策在三江源地区实行时发生的故事和出现的问题呈现出来。政策的制定者如果能考虑到政策实行过程中的这些故事和问题，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将更有效率。
关于牧民医疗的问题，安徽医科大学人文学院的张志梅教授提出了政府扶贫中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思考。张志梅指出长期以来东西部基本公共服务建设中的马太效应，通过安徽医科大学对西藏山南地区基层医生的培训以及学校藏族班的招生教育工作的经验，提出要加大政府对西部农牧地区的医疗投入，同时尊重草原文化、进行医疗资源的双向整合。
三．牧民在牧区发展和脱贫中的话语权
华东师范大学范长风、西藏大学农牧学院的陈林林和白玛群宗就这一内容进行了研究分析。范长风在题为《生物多样性的祝福还是诅咒》的报告中，通过青海三江源草原上的小鼠兔，阐述了权力话语和生物多样性的大问题。他针对权力话语将鼠兔视为害虫、是草原草场退化的主因的观点，通过草原本土文化和科学视角两方面的分析，指出鼠兔并非草原退化的罪魁祸首而是草原上的关键物种。对鼠兔的毒杀是对生态多样性的破坏，是生态危机，也是文化危机。究其深层原因，是牧民在草原牧区管理中话语权缺失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政治的话语权。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考虑到牧民的话语权问题，呼吁不管是在政府扶贫还是在牧区发展工作中，都需要尊重牧区本土文化、聆听牧民的声音。
在西藏，陈林林和白玛群宗听到了女性牧民的声音，看到了她们在西藏农区畜牧业中的作用。陈林林和白玛群宗以西藏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和南木林县为对象进行研究，提出妇女成为农区畜牧业的主要劳动力的重要论点。妇女的劳动为农区畜牧业提供燃料资源，是发展农区手工业的主力军。同时针对妇女在劳动生产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政府政策中需加强对农区畜牧业及妇女作用的重视，应将妇女纳入政策、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之列。
四．生态移民经济社会效益评价与社会问题
中国社科院民族所杜发春和新疆大学社会学系曹谦通过对非洲、北美、拉丁美洲、印尼等地区生态移民状况的了解，将中外生态移民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并对当前不同地区的生态移民政策的利弊进行思考。综合各方观点，用国际化的视野考量中国的生态移民政策，并在对国内外生态移民的比较中进行反思。他们的研究认为，虽然在不同的国家社会制度背景下，利与弊的权衡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下是因地而异的，很难用单一的指标去评定生态移民的好与坏，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生态移民的利弊对我国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会起到启发和警示作用。杜发春和曹谦的文章还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生态移民经济社会效益评价的问题。
来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刘明先生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尚莹莹女士从微观层面分析了生态移民政策实施下出现的社会问题。刘明以新疆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族为例，分析了移民搬迁与生活适应问题。生态、人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共同造成了塔吉克人的搬迁。刘明选取塔吉克阿巴提镇为研究点，通过入户访谈、数据统计等方法，从不同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塔吉克阿巴提镇移民搬迁的具体情况、塔吉克人在搬迁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适应方面出现的种种问题，指出独立生存是塔吉克阿巴提镇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现实。尚莹莹通过对青海三江源生态移民村的调查案例分析，试图探讨在移民村中普遍存在的疾病和贫困的关系，指出由于移民村村民传统生活习惯、对制度的不了解、移民村医疗设施医保制度的不完善等原因造成了移民村村民因病致贫以及因病更贫的问题。
五．结语：关于牧民贫困与牧区扶贫的对策建议
经过深入研讨，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无论是维持传统生产方式的草原牧民、还是转变了生产方式的生态移民，贫困和扶贫成了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两个概念。然而，如果没有需求和审视，就不存在贫困。贫困首先是一种物质生活状态，但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物质生活状态。因而不能仅仅从经济发展水平来判断一个民族、一个地区贫困与否。游牧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游牧传统习惯下牧民对物质的需求和其他地区居民是不同的；对自身生活水平的看法和政府对牧民生活水平的定义是不同的。政府在牧区推行的游牧民定居工程，试图改变牧民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以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来看，是对游牧民族传统文化的忽视。正如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副研究员刘晓春博士所说，用农耕文化的价值体系对游牧文化进行指导是行不通的、不科学的。
另一方面，在城镇化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政府人为地制定了一条贫困线，并以不同时期的贫困线为标准制定不同的扶贫政策。这是一条收入标准线，然而贫困不是单纯由于低收入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本能力缺失造成的。阿玛蒂亚•森认为：“我们应该知道的不仅是人们有多少钱，还应该包括，他们怎样生活、他们的寿命、受到的教育、得到的医疗服务、拥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等。”（阿玛蒂亚•森（Sen,A）等《生活水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国的贫困标准，只能达到解决最基本温饱问题的条件，无法满足个人发展最基本的福利。UNDP将这些基本福利概括为长寿健康的生活、创造性的生活、体面的生活、以及自尊和尊严。以三江源生态移民村为例，健康、医疗服务由于近年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行已经基本得到保障。政府在移民村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安置移民、通过一系列的补偿和社会保障保证并提高移民的生活水平，却没有能够很好地保障移民的持续生产的基本能力，进而使移民缺少了创造性的、体面的生活。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政府在制定扶贫和定居工程等政策时，应考虑到相关标准的科学性和实际效率。同时，还应考虑游牧文明和牧民自身的力量、考虑牧民等受众的意愿，制定既符合国家整体发展又有益于牧民自身发展的政策，重视牧民（包括生态移民）的话语权和创造力，将政府目标和群众目标相结合，将政策扶持和牧民（包括生态移民）自身力量相结合。例如成都蜀光社区发展能力建设中心团队所做的社区发展基金项目，从几个试点的成功，进而发展成为另一条解决牧区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