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孙伯君主持，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杜建录教授，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业务处处长杨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锋研究员分别致辞。

　　杜建录院长认为，黑水城文献是西夏学发展的重要基石，相关研究与原始文献应当进入高层次的数字化，形成各式各样的公共数据库。他同时强调这批文献不仅展示了西夏历史的方方面面，其形成的过程又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在黑水城文献中存在大量的中原、儒学元素，这表明这些文献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财富，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我们应当深入挖掘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杨硕处长首先代表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孙继为副主任向会议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指出党的二十大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西夏文献研究的相关工作，也应当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国家目前的发展规划展开。今年是全国古籍工作继往开来的重要年份，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古籍工作发展的顶层设计。在今年421个首批重点古籍出版项目中，少数民族古籍项目就有26个。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愈加重视，是西夏文文献研究发展的重大助力，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杨硕处长呼吁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多举办类似的青年论坛、工作坊。

　　王锋副所长回顾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西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向王静如先生、史金波先生、白滨先生、聂鸿音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表达敬意。他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高度重视中心的发展。在新时代，我们应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挖掘蕴含在丰富多彩的民族古籍中的团结进步思想，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自信。他强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是具有特殊学术意义的重要平台。中心要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大力弘扬西夏学研究的光荣传统，团结全国各相关研究机构、高校和学界同仁，更好地整合多方面的学术资源，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冷门绝学学科建设，更好地发挥学术平台的组织和人才培养作用，团结奋进，推动新时代西夏学高质量发展。

　　本次会议共设一个主会场，大会主旨发言分别在10日、11日上午举行。10日上午，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彭向前副院长主持了主旨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聂鸿音研究员报告题目为《<滴滴金>：仅存的西夏语赠别词》，报告首次判断俄藏编号инв.№ 4186上所书西夏文为一首仿中原词牌《滴滴金》的赠别词，是西夏人用本民族语填词的惟一实例，也是西夏文学史上仅存的一首“赠别词”。该词在传世作品基础上重新编排，扩展了字数，格律更为严谨，但有一处失韵。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段玉泉研究员报告题目为《西夏文<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考论》，报告综合了额济纳绿城出土、宁夏山嘴沟石窟出土、敦煌石窟北区出土以及近些年在拍卖市场出现的西夏文《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残叶，指出该文献更接近于元代无名氏译本及不动金刚重集本。通过文献对比，发现该文献可能存在详本与略本两种系列文本。近些年在拍卖市场出现的该文献与敦煌北区出土材料当为同批刊印材料，即元代管主八所印造。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索罗宁教授报告题目为《西夏佛教文献与历史研究》，报告指出西夏佛教文献的研究已经很丰富，相关研究应该向更深入的层面展开。应当利用西夏文献展开综合性研究，重构西夏文化发展历史、探讨历史发展在文献上的反映、从历史学的角度解释西夏海量的佛教文献。各学科都应当参与进去，互相交叉，文本、图像、经济、科技、考古的研究都可以互相借鉴。应该学习综合性强的“古典学”的研究方法。通过研究西夏佛教文献，为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这些宏观历史提供来自第三者的视角。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报告题目为《莫高窟第61窟甬道为元末西夏遗民重修新证》，报告提出以往被认为是西夏时期修建的敦煌莫高窟第61窟甬道，应当是元代末年由西夏遗民修建。14世纪，敦煌经济发达，文化昌明。在甬道北壁所绘十二宫中有双子座和宝马座，其中的人物皆着蒙古袍。助缘僧多用汉文西夏文合璧题名，而且汉文置于西夏文之前，不太可能发生在西夏时期。甬道北壁的供养人，其实应为元代后期施资重修莫高窟61窟甬道和皇庆寺的施主西宁王速来蛮，其瘗窟很可能就在该窟甬道之北壁。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孙昌盛教授报告题目为《西夏文藏传佛教文献的解读》，报告指出西夏文藏传佛教文献拥有与汉传佛教不同的翻译系统，要想实质推动相关文献的解读，寻找底本展开夏、藏对勘才是正解。而无法确定底本的文献，就应当利用藏语解读相关佛教名词术语。依靠这两条路径，才能最大可能准确地理解西夏文藏传佛教文献。以此为基础展开对文献作者及其背景的考辨，对相关文献在河西地区传播历史的复原，才能深入地研究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历史。

　　11日上午，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段玉泉研究员主持了主旨报告。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彭向前副院长报告题目为《释西夏文“手记”》，报告指出《天盛律令》中经常被译作“手记”的西夏词语，其本质就是唐宋时期流行的“押字”，而非正式的官司印记。在《天盛律令》中，“手记”经常与“印”同时出现，证明二者互有区别。再如，在填字刻本文书英藏西夏文文献2349V中既有官印印面，又有墨书画押，这即证明西夏一般官府文书中，印、手记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标记。西夏的“手记”与中原地区的“押字”具有相同的功能，因此西夏文“手记”的流行极有可能是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结果。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史中的一个印记。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崔红芬报告的题目是《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献所涉裱补内容及价值考》，报告从佛教文献所涉汉文裱补纸形制、裱补纸内容、裱补纸彰显的问题三个方面对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献裱补纸进行了初步考察。具体涉及到对经折装佛经、卷轴装佛经的修复，以及佛经封套的修复。其修复内容多为在西夏非常流行的显密经典。裱补纸的选择则更为多样，但都是废旧纸张再利用。这些裱补纸展现了西夏对中原纸张修复技术的学习，西夏佛教文献来源的多样，以及西夏社会的崇佛氛围。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汤君报告题目为《罗太后施经发愿文及纯祐政治生态剧变研究》，报告认为西夏桓宗时期的政局长期为太后罗氏把持，自桓宗登基起，罗太后便不断提高自身威望，加大对西夏政权的控制。通过各种活动，罗太后将自己打造为“圣人”形象，这扰乱了西夏政局，为之后安全暴起，实行暴政提供了机会。结合《佛说转女身经》《大乘无量寿经》《大密咒受持经》等文献的序文愿文，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太后罗氏破坏西夏政治生态，架空仁宗设立的文武制度的历史过程。然而罗太后废纯佑一事本身动摇了自身的权力根基，由此给个人与国家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毁灭后果。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梁松涛报告题目为《西夏的军抄供给》，报告简述了西夏军抄供给的情况，认为西夏存在系统的军事给养制度，提出该制度的施行与世袭兵役制度在西夏的施行有密切关系。在西夏文《天盛律令》《亥年新法》中存在各种各样的支持文献，既有“军户”一词，又记载有父死子继的内容，这是西夏存在世袭军户制度的切实证据。西夏的军户制度是在原始的部落兵制基础上发展而来，这与西夏行政组织形式的变化息息相关。西夏的兵役制度并非一成不变，在后期兵源不足时，西夏又施行了募兵制。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戴忠沛、游程宇报告题目为《西夏字音数据库的建设》，报告指出目前学界影响最大的西夏字音构拟方案是索夫罗诺夫与龚煌城提出的方案。这两位学者所构拟的字音是基于西夏文文献反切系连而形成，绝大多数西夏字音都很可靠，但由于条件所限，部分字音的构拟仍显证据不足。现在学界掌握了一大批当年未能刊布整理的西夏语音资料，这为完善、充实西夏字音构拟资料提供了诸多便利。本研究将建立一个包括所有西夏字音相关核心文献的免费共享数据库，该数据库会更为详尽地列举西夏字音构拟的支撑资料，这项研究不仅推动了西夏语音的研究，也为藏缅语比较研究提供可靠的西夏字音资料。报告中二位老师还展示了该数据库的具体使用方式。天津大学语言科学研究中心陈鑫海老师报告题目为《从内部规律和外部比较看党项语第二、三小循环的构拟》，报告认为党项语第二、三小循环的构拟，龚煌城先生分别采用“卷舌元音”和“卷舌长元音”方案。经过陈老师研究，这一小循环与其他循环的区别在于声母而非韵母。基于此，可将其声母构拟为带有卷舌色彩的辅音“rC-”。这一构拟方案来源于对党项语内部的声韵拼合规律和反切上字分布规律的分析，也来源于党项语与其他语言的对音材料，及其与现代羌语支语言、以及龚煌城构拟的原始汉藏语的比较。而第二、三两个小循环的内在区别，仍可维持元音的长短对立的解释。

　　10、11日下午召开了三场西夏文献专题讨论。10日下午第一场，共7人发言，主持人为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戴忠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孙颖新考释了西夏翻译《八明满》刻本的底本，认为完整经题应为“八阳佛咒陀罗尼经”，译自藏文本，而藏文本又来源于汉文本；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王培培利用新材料，补充了《亥年新法》卷四所缺失的法条门类；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九玲整理介绍了北京荣宝斋新近征集的西夏文《十王经》，考订了该文献所依据的底本有汉文本与藏文本两个来源；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麻晓芳老师综合黑水城出土的《佛说父母恩重经》文献，复原了这一文献从翻译到流传于河西的历史过程；清华大学中文系王荣飞介绍了俄藏инв.№ 7832文献中的《顶尊总持》内容，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吴宇首次研究了俄藏инв.№ 2541西夏文《性海圆明镜知足》，考证了该文献译自佚失汉文本，原作者为辽代著名的通理大师，并全文翻译了该文本，同时探讨了其中的义理；中国人民大学刘少华、孙祎达，认为《六祖坛经》在西夏最少流传过两种版本，并认为西夏文草书《六祖坛经》可能出土于敦煌。

　　第二场共9人发言，主持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孙颖新。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郑子龙参考《文海宝韵》等辞书对《同音文海宝韵合编》进行了校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高艺鹏认为《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借由汉字注音体现出来的西夏字“同字异音”现象可能与西夏口语中的语流音变有关；宁夏大学文学院贾雨晴以《番汉合时掌中珠》为对象，分类和举要例释其中的俗文字；宁夏大学文学院刘贺介绍了《黑水城汉文文献俗字典》的编纂过程，探讨了该字典对后世编纂相关字典的参考作用；上海外国语大学唐均讨论了西夏文指鹿术语的源流；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李悦举例考辨解释了黑水城字书文献中存在的诸多疑难词语；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孙濛奇讨论了西夏本《将苑》的独特版本价值，认为其属于独立于汉文本之外的另一版本；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刘畅分类讨论了西夏文献中存在多种形式的符号及其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唐晓宁结合相关文献讨论了西夏字“混•jow”的用法。

　　第三场共11人发言，主持人为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麻晓芳。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李梦溪分类整理介绍了九种西夏文金刚经注释与仪轨功德类文献，并讨论了相关文献的流传及其底本；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郭垚垚讨论了俄藏инв.№ 2522西夏文文献《二十一种行》中的《修菩提心》修法，并认为其是藏传佛教在河西传播的结果；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张永富介绍了俄藏инв.№7578西夏文草书藏传佛教文本，认为该文献对西夏文草书的解读以及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历史是认知都有重要意义；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周泽鸿整理了西夏文月令类文献，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了西夏本土时令的相关问题；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何川对инв.№832及инв.№4363两份文献进行解读，明确其是译自藏文底本的《正理滴论》；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廖莎莎解析了“愚”字在西夏译《论语全解》中的使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姬越考辨了西夏文《八千颂般若经》的底本，认为该文献译自较为罕见的藏语A系统，这种情况与早期蒙古语译本是一致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语介绍俄藏инв.№7887-1号残页尚未经过研究，其大致内容是对《天盛律令》的修订；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云飞对西夏栏头这一职官的来源、设置、运转进行了考察；宁夏社会科学院张玉海分类介绍了黑水城出土西夏榷场文书，并讨论了这些文书的生成过程及其价值；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张林对西夏军抄的构成及变化进行了探讨，并考辨了“负赡”、“负担”诸词的区别。

　　

　　11日下午17:00-18:00，举行了本次工作坊的闭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丁赛副所长主持了闭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西夏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长赵天晓到会并讲话。赵书记在讲话中首先回顾了民族所西夏学的发展历程，介绍了西夏文化研究中心的现状。他指出，西夏文、女真文、契丹文、满文等“王朝文字”，为后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献，这些民族古文字文献不仅直接记录和见证了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也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相互融合和交流，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党和国家一直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2022年4月《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的印发，这为我们民族古籍工作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指南。党的二十大再次确认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这就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更高要求。我们应当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投身到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的研究工作中。本次会议紧紧围绕“西夏文献研究的现在与未来”这一主题，又将视野拓宽至“丝绸之路”、敦煌文化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宏观问题上，体现了西夏学研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孙伯君主任最后作总结发言。她在对参会论文进行总结评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目前西夏文献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的创新趋势：（1）聂鸿音先生一直以来倡导并在自己诸多著作中贯彻的清儒的考据学方法，孙颖新在研究西夏文献时运用传统训诂学“因声求义”的方法。这为把西夏文字文献纳入传统“古典文献学”与“中国语言文学”大系提供了方法论指导。（2）西夏文文献中存在大量的汉语译音资料，这对汉语方言研究极有帮助。聂鸿音等先生广泛搜集整理西夏文字文献中记录的语言事实，为分析汉语的通语与方言的语音变化提供了实证。（3）西夏文献释读广泛使用“四行对译”、语法标注，注重语言学研究，西夏文献释读朝着为历史语言学研究提供语料、为大国学研究提供素材这一方向发展。（4）索罗宁、孙伯君、李若愚等学者在西夏文献中发现了诸多白云宗祖师和元代帝师八思巴著作的西夏文译本，这些内容为学界了解元代西夏后裔推动汉文《大藏经》编刊的史实，以及藏传佛教，尤其是萨迦派教义向河西、中原传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参考。（5）西夏文藏传佛教文本的研究注重藏-夏文本对勘与阐释，考释西夏语助词的语法功能，逐渐总结出一批本专业特有词语的夏-汉-藏对应关系，摸清了西夏人对这些文献的理解方式和翻译手法。结合藏文史料，即可逐步揭示12世纪西夏所传各种修法与西藏本土各个宗派的关联。（6）西夏文文献与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相关壁画的研究相结合。这样的学科交叉既可以考察西夏文化与敦煌文化的关联，又为深入阐释西夏文化与唐五代以来“河西走廊”历史文化的继承关系提供实证。

　　对于西夏文献研究的未来，孙伯君主任提出了四个发展方向：（1）西夏文字文献研究应当注重“四行对译”和语法标注，朝着为历史语言学、古代汉语通语和方言的研究提供语料的方向发展，使西夏文献真正服务于“大国学”的研究；（2）西夏文字文献研究应当推进多文种文献资料的关联研究，构建大文献、大历史的学科视野。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与汉文文献的互证是当前的发展趋势，西夏文大量文献都是在与周边文化交流中产生的，西夏文文献今后的研究应着力强调黑水城出土文献是中华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是中华民族宝贵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3）把西夏文献与“河西走廊”的文物遗存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入阐释西夏文化如何上承敦煌、下启元代，如何广泛吸收中原文化，并借助藏传佛教把青藏高原、河湟地区与“河西走廊”、贺兰山一带连成一体，使各民族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4）利用夏-藏文本的对勘，深入释读西夏译藏传佛教文本，揭示12世纪西夏所传各种密法与西藏本土各个宗派的关联，弥补藏文佛教史料记载的缺失。在此基础上，深入阐释蒙元时期流行的藏传佛教与西夏的关联，揭示西夏遗僧在元代为推动敦煌文化向中原内地传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最后，会议在与会代表的掌声中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