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是研究中华民族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图为国家民委主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展厅一角。　马永摄

 

　　民族史研究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贡献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杨建新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民族史、各民族的研究都有长期的、深厚的学术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史研究在继承历史上优秀成果的同时，做了一系列工作，有了全面的、真正的发展，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同时针对各民族的社会性质、民族关系、民族语言等方面开展了很多研究工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进行的科学调查。我作为一个“老兵”，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民族史研究工作的。

　　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内容。早在2005年，我就在广州参加过“构建和谐社会，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研讨会”，并提交了题为《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论文。今天，我们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开展研究，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确立了鲜明主线，提出以“四个共同”为核心内容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刻阐释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为民族史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引领民族史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前，民族史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既包含了民族学的基础知识，又是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思政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这样一种基础性、开放性的学科发展，使得民族史学工作者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可以说，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一系列理论的提出，既与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也为今后不断深化民族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新时代，民族史学工作者要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用交往交流交融和“四个共同”这种基本方法和理论来研究民族史。要坚持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正确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使民族史研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应有的贡献。

 

　　肩负起民族史研究新使命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 赵天晓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给学术界带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1983年，为了适应中国民族史学术交流和学科建设需要，在翁独健、白寿彝等老一辈学者的倡议和广大民族史学工作者的支持下，中国民族史学会正式成立。回首40年峥嵘岁月，中国民族史学会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广大民族史学工作者，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基本立场，立足学术，关怀现实，推动民族史研究蓬勃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当今世界局势风起云涌，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民族史研究肩负着新任务、新使命。民族史研究应该如何规划？今后学会工作应当如何开展？我认为，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工作，加强研究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史研究的宗旨、原则和责无旁贷的学术使命。我们要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史研究，用动态、发展的眼光分析看待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程，力求深入掌握并科学分析历史过程和历史细节，为增强“五个认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学术基础。

　　二是加强实证研究，夯实民族史学科发展的根基。民族史是一门基础学科，必须以占有丰富厚重的历史资料为前提和基础，坚持论从史出的学术原则，把观点和结论建立在扎实的史实基础上，建立在严谨科学、符合逻辑的论证中。唯有这样，才能产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科研成果，探知历史真相，揭示历史规律，寻找历史根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与得失，充分发挥历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三是深化民族史基础理论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民族史是一门理论性很强、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学科。一直以来，民族史研究存在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的不足，不利于民族史学科长远发展。对此，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与共”“四个共同”为核心，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加强对重要概念、重要理论的研究阐释，不断加强中国特色民族史学科体系建设，厚植理论根基，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四是敢于对错误观点发声亮剑，坚决抵制海外学术界错误史学思潮。当前国际形势异常复杂，不少所谓学术论著披着学术的外衣，实际上是在兜售西方的价值观，试图削弱中华民族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解构历史中国，危害中国的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坚决抵制各种错误史学思潮，深刻揭示其学术上的错误，揭露其背后的政治阴谋。

　　五是加强学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引领作用。要加强党对中国民族史学会的领导，健全学会集体决策机制，进一步发挥学会组织协调作用，团结广大民族史学工作者，努力推进各项工作，发挥学会作为学术交流平台、人才培养平台、学科发展平台的作用，做大做强学会品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国民族史学会将团结广大民族史学工作者，不断开创民族史研究新局面，努力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任务、新使命。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员 刘正寅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联系日益密切，统一性、整体性不断加强，逐渐凝聚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大量以不同语言文字记录的文献，是民族史研究的宝贵资料。

　　早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就出现了有关民族的记述，甲骨文、金文、先秦诸子以及《山海经》等先秦文献中，就包含着丰富的民族史资料。秦汉以来，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对边疆的开发，内地与边疆的联系和交流进一步加强，有关周边民族的知识日渐丰富。《史记》开创了为各民族撰写传记的体例，此后历代相沿，“二十四史”中绝大多数都有关于少数民族的传记，多民族历史书写的传统在中国历史著述中得到继承和发展。有关中国民族史志的专门文献，如《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蛮书》《大唐西域记》《蒙鞑备录》《黑鞑事略》《西域番国志》《秦边纪略》《西域闻见录》《新疆回部志》等，保留了丰富的古代民族资料。此外，散见于方志、会要、文集、笔记、碑铭、谱牒、野史中的各种民族史志资料也非常丰富，不胜枚举。汉语历史文献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全面性，涵盖了整个历史时期的各个时段，是探讨中华民族凝聚发展历程、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宝贵资料。

　　中国历史文献既包括数量巨大的汉语文献，也包括大量的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如蒙古语文献、藏语文献、满语文献、维吾尔语文献、彝语文献、傣语文献等，以及大量今天已不再使用的古文字文献，如契丹文文献、女真文文献、西夏文文献等。这些多民族语言文献资料是中国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形成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反映了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对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对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此外，域外历史文献，如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等语言文献，也保存有大量与中国民族历史有关的重要资料。

　　多语言历史文献资料有多种形式，载体丰富多样。从形式上看，既包括官方档案文献、经典史著、地方史志，也包括个人笔记、诗文，还包括社会大众的各种传说、神话故事等。从载体上看，既有文字的，也有无文字的，包括各种艺术作品、图像资料等。

　　历史文献不仅是对历史时期民族发展进程的记录，还反映了文献书写者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程度、认知视角、书写动机与作用，以及所处的时空背景、民族关系等。综合利用多语种历史文献，特别是形成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文献，通过对多种语言、多种不同书写传统所形成的历史文献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挖掘出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事实，还能解读出历史书写行为的文化因素及认知差异，揭示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动力，以及反映在文献书写中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和共同体观念，进而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动因、规律与趋势，促进民族史研究创新发展，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走深走实。

 

　　“三交”史研究的坚守与突破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 彭勇

　　编纂《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新性工程。这项研究在继承中国优秀史学编纂传统的前提之上，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基础，充分体现编纂工程的政治性、政策性和学术性要求。要推动这项研究实现创新性发展，就必须处理好编纂过程中的坚守与突破的关系。

　　一是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坚持用中华优秀传统历史观念（理论和方法）指导历史的认知，用“大历史”的观念，用中华民族整体历史的观念去认识中国的历史。要坚持发展的观念，守正创新，回答时代之问，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深入阐释“四个共同”的学理内涵，提升历史叙事的导向性和针对性，始终着眼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有扎实的史学根基，掌握科学的历史观，同时又要对错误的历史观保持清醒的认识。

　　要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立场上，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通过阐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深刻体现出各民族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情感上的相互亲近。以“四个共同”为引领，讲清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编写“三交”史，要加强边疆话语体系建设。以学术戍边的使命担当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贯彻“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强化边疆治理”“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等重要要求，充分体现时代性、民族性和专业性要求。

　　二是正确看待历史上民族间的冲突和战争。对此问题把握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正确评价战争的性质，承认战争是交往的重要方式，不回避；同时应该去标签化，如果把历史时期凡是有少数民族参加的战争，都标签化为“民族战争”，是不妥的，也是不客观的。应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转换观察引发战争或冲突矛盾的视角，主要从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角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普遍意义上看，民族交往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主要解决的是互通有无问题。通常，引发民族交往的因素主要有三种：一是各民族基于不同经济类型的互补性交往；二是基于生存竞争和趋利避害驱动的群体的社会性交往；三是由统治集团组织的、以扩张为特征的战争等交往。换言之，战争是各民族之间交往的重要形式。许多战争因矛盾而起，战争的终止则建立在双方新型的稳定关系之上。

　　三是多向度的“三交”史研究亟待加强。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年度“三交”史报告显示，学者们对多维度的族群互动有所关注。比如，传统区域内的族别史研究关注到了族群多维度的交往交流交融，从国家建构视阈观察“三交”史。有学者关注到各阶层、各族群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碰撞与交流，还有学者通过族际通婚揭示民族交融史的侧影。不同族群的个体人物在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也成为“三交”史研究的着墨点。学界还积极采用多元学科方法，以历史学为基础，借鉴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方法，利用田野考察、口述访谈、文本分析等手段，丰富了“三交”史研究内涵。同时，“三交”史研究的多向度还有明显的不足。学者相对更关注汉族与其他民族的交融，对其他民族内部及少数民族之间的交融关注较少；更关注民族交融的正面范例，而回避交融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与教训，缺乏反思深度；更关注内地对边疆的单向度输出，而忽视边疆对内地的影响；描述性的研究成果众多，而问题意识与深度思考则有所缺失。此外，中部及东南沿海地区、港澳台及海外侨胞的“三交”史研究，还非常匮乏。

　　因此，要以编纂《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为契机，通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过程及规律的研究，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程、中华民族史研究等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尤其是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讲述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历史，发挥以史育人作用，不断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