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2日，由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蒙古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民族所”）创新工程重点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与文献研究”联合主办的“元明时期蒙古历史与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民族所多功能会议室顺利召开。

　　民族所党委书记丁赛研究员、副所长彭丰文研究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刘迎胜教授，内蒙古大学民族古典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乌云毕力格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元史研究室主任乌云高娃研究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副主任特木勒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党宝海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马晓林教授出席本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古代史研究所等科研院校近30位专家学者。此外，蒙古国成吉思汗国家博物馆顾问达希敦道格·巴亚尔赛汗（Dashdondog Bayarsaikhan）教授、哈萨克斯坦朮赤兀鲁思研究所所长扎克瑟勒克·萨比托夫（Zhaxylyk Sabitov）教授、法国巴黎第十大学玛丽·法芙罗（Marie Favereau）教授和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斯蒂芬·帕（Stephen Pow）教授也来到北京，出席这次研讨会。 

　　丁赛书记、刘迎胜教授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春晓副研究员主持开幕式。丁赛书记指出，元明时期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的重要阶段，也是欧亚大陆文明互动空前活跃的时代，深入研究这段历史能够为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蒙古史研究具有国际性和挑战性，需要中外学者通力合作、互学互鉴；期望中外学者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建立友谊，推动合作，共同开创蒙古学研究新局面。刘迎胜教授表示，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并非突然发生的，蒙元与明朝中前期的东西方大交流正是大航海时代到来的序曲。海内外不同学科学者的交叉研究和相互借鉴，促成了近年来全球史与跨区域跨文化研究的重要进步。 

　　本次会议设有四场专题报告，20位专家围绕着“欧亚多语种文献”“元朝与四大汗国”“蒙古与周边”“欧亚知识与物质交流”等四个方面进行报告。 

　　第一场“欧亚多语种文献”由乌云高娃研究员主持，党宝海教授评议。五位学者分别进行专题报告：达希敦道格·巴亚尔赛汗梳理1278年教皇尼古拉三世致忽必烈与阿八哈信函，揭示教皇试图将蒙古政权纳入基督教体系的努力；乌云毕力格通过《莲花遗教》蒙译本与《白史》比较，推断前者为后者资料来源，译者释迦·敦罗卜必为《白史》编纂者之一；特木勒以“邦”“者”二字为例，强调《元朝秘史》拉丁转写须兼顾汉字音韵、蒙古语语音及音写规则；斯蒂芬·帕以里科尔多《游记》为对象，论证蒙古征服如何催化欧洲旅行者深入亚洲并拓展认知；张晓慧通过《书记规范》四例，揭示元代硬译公牍与波斯语公文共享蒙古语来源，但前者保留蒙古语法，后者更多在结构与风格上体现蒙古特色。 

　　第二场“元朝与四大汗国”由马晓林教授主持，古代史研究所张晓慧副研究员评议。共五位学者进行专题报告：萨比托夫通过史源批判，考证兀鲁思汗实为秃花帖木儿后裔，“白帐”“蓝帐”地理颠倒源于纳坦兹误换颜色词及后世照搬废弃草稿；玛丽·法芙罗通过考察地缘政治与贸易路线，反思“草原汗国”概念适用性，主张将朮赤与察合台兀鲁思置于成吉思汗家族整体体系中审视；邱轶皓考订《史集》所载合赞汗讲述的《资治通鉴》故事，揭示汉文化如何塑造合赞政治性格并影响其日常实践，探究元—伊利汗国宫廷教育及汉文化西传实相；陈春晓通过比较伊利汗国官方史书中汉历—伊历并行纪年与《伊利汗积尺》历表，推测汉历来源并构拟编撰流程，探讨蒙古统治者的时间习惯及政治文化观念；马海若讨论出班家族通过联姻、寻求元朝承认及借用波斯—伊斯兰政治符号逐步凌驾于汗权之上，推动伊利汗国由汗权主导转向权臣主导格局。 

　　第三场“蒙古与周边”由党宝海教授主持，特木勒教授评议。共五位学者进行专题报告：乌云高娃梳理朝鲜司译院蒙学兴衰历程，指出其源头可溯至元朝蒙古字学与八思巴字，世宗创制“训民正音”受八思巴文影响，教材与元朝译籍一脉相承；马晓林考证瑞典远东博物馆藏《元代海外诸蕃朝贡图》实为描绘杨庭璧招谕俱蓝、马八儿等国史实，以山水长卷展现诸国人物风俗物产，兼具职贡图与王会图特征，是反映元代海外交通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珍贵图像史料；周思成以“苦像”记载为切口，指出忽必烈拒受十字架于前，实因景教与天主教竞争及汉文化影响，为考察元明时期基督教东传引发的文化冲突与调适提供新视角；李文丹利用拉丁文与中文文献，认为元代中国欧洲商人与方济各会士将教堂与商馆共置一处，共同参与出使使命，是宗教—商业共生文化传统、元朝朝贡外交及斡脱商人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求芝蓉通过比较《马可·波罗行纪》中卢沟桥等多处度量数据，精准测算步、里、掌的数值，印证马可·波罗记录的准确性。 

　　第四场“元明时期欧亚知识与物质交流”由中国人民大学求芝蓉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邱轶皓副教授评议。共五位学者进行专题报告：杜世伟以元青花实物与文献阐释其作为草原、中原、西亚伊斯兰文化融合瑰宝的价值，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交融路径；陈希梳理波斯文献中“斡耳朵异密”的出身、选任与执掌，讨论游牧制度因素在元代官制体系中的具体作用；张永榜通过明清文献中的“鲁迷-控噶尔”与奥斯曼文献中的“秦-契丹”称谓，分析两大帝国间信息网络从间接滞后到多元实时的结构性跃迁；曲强梳理帖木儿朝波斯文史著中以“秦”“契丹”指代明朝、以“通古斯汗”贬称朱元璋、以“大明合罕”尊称永乐帝的书写方式，反映其对中国的模糊想象与对靖难之役的情报掌握；陈彬彬从“剌儿地面头目咩力儿吉”敕谕实物细节入手，重新考证“剌儿”（lar）应位于克什米尔地区。 

　　会议闭幕式由民族所苏日朦副研究员主持。首先开展了自由讨论，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着各个报告展开热烈且深入讨论。最后，民族所彭丰文副所长作会议总结。她指出，蒙古史在中国历史研究和世界文明史研究中都具有独特地位和重要价值，召开国际学术会议是蒙古史研究繁荣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次会议的主题、与会人员结构呼应了蒙古史研究的国际性、跨学科、综合性等特点；汇报内容广泛利用多民族跨地域的历史文献，进行政治史、制度史、文献学、对外关系、欧亚物质与知识交流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新材料、新视角、新观点涌现，为后续研究打下坚实基础，也为理解中国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欧亚大陆多元文化交流借鉴提供了学术支持，是一次高质量的学术盛会，期待今后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与文献研究的繁荣发展。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