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民族分类和民族认同的基础既不是血缘，也不是种族，而是文化。这种方式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有利于国家认同，有利于边疆地区发展、进步和繁荣。

今天，我们按父母血缘来划分民族，报户口必须根据父母血缘关系来确定民族身份。在西方国家，往往是以种族进行分类。上世纪下半叶，西方部分国家也实行种族隔离制。而在中国历史上，民族分类和民族认同的基础既不是血缘，也不是种族，而是文化。我国之所以能够保持5000多年的大一统格局，与历史上以文化作为民族分类和认同基础的方式具有密切关系。这种方式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有利于国家认同，有利于边疆地区发展、进步和繁荣。

古代中国并没有当代和西方意义上的民族或族群分类方式，民族或族群的分类标准是文化而不是血缘和种族。古代华夏人（中原人）与周边少数族群的区分，主要是文化的区别。春秋时中国的居民有华夏和戎、狄、蛮、夷的区分，《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髪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可见，古代的所谓华夏、蛮、夷、戎、狄五方之民，主要是语言、饮食、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中国传统的民族或族群观以文化为核心，认同并采用华夏习俗和礼仪，无论他是中原人还是戎、狄、蛮、夷，都被视为华夏之人；认同并采用戎、狄、蛮、夷习俗和礼仪，即使他原是中原人，也被视为戎、狄、蛮、夷之人。

古代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识别，选择什么民族或族群作为自己的族属，主要是根据文化认同而自由选择。唐朝著名文学家和政治家韩愈在《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其大意是：华夏之人如果进入了边远地区，采用夷狄的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为了夷狄之人。夷狄之人到了中原，采用华夏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了华夏族。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李世民曾与兵部尚书李靖曾进行过夷汉关系变迁的对话。太宗曰：“朕置瑶池都督以隶安西都护，番汉之兵，如何处置？”靖曰：“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由此常习战鬬。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李靖所言大意是：人生下来并没有民族的分别，民族区分的原因在于经济生活和文化习俗。

古代中国人从来没有把个人或群体的族属固定在某一民族或部族之中，而是承认个人或群体的“族性”具有可变性，所以能够使具有不同文化的人群由淡漠隔阂走向自然融合，使各民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的整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由于中原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高于周边地区，所以周边民族不断借鉴或采用中原地区的技术和文化，造成周边民族不断融入汉族，使汉族形成世界最大的民族。费孝通说：“汉族实际上是长期由原有语言、文化不同的共同体逐步混合而成的。”

以文化作为民族分类和认同的标准促使古代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国人意识很强。大多数古代民族自认为是炎黄子孙，有些民族说自己是黄帝之裔，有的说是炎帝之裔，有的说是夏后氏之裔，有的说是舜之裔，等等。例如，东晋十六国时期，前赵的开国皇帝刘渊，本是匈奴人，但他建国号为“汉”，自称汉王，并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鲜卑族也把自己当做黄帝之后裔，“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契丹人始终把自己称作是炎帝、黄帝的子孙，表达了他们与汉族同祖的思想感情。众多民族对中华共同先祖的确认，从精神层面上认同和确立了中国各族人民基于共同的血缘纽带。

中华文明之所以在历史上绵延传承，在空间上不断扩展，与这种文化认同和自由选择族属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分类和认同方式促进了古代中国由多元到一体的过程，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中国历史上曾出现多次民族大互动和大交融时期，每一次大互动和大交融之后，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均以新的面貌、新的姿态、新的内涵出现。每一轮的民族大互动、大交融，并不是简单重复，而是螺旋形的上升。民族结构越来越紧密，民族关系越来越和谐，文明素质越来越高。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结构，是不断整合、不断提升文明素质的过程。

作者：何星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原载：人民网    中国政协新闻网    2014年09月25日09:46   人民政协报2014-09-25期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