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历

何星亮，广东梅州兴宁人，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决策咨询委员，中国民族学会常务副会长。

院网络中心来函要求撰写学术自传，虽然本人还没有到写自传的年纪，但盛情难却。本人自1982年在《民族研究》、《民族语文》和《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发表三篇学术论文以来，从事学术研究已有33年的历史。斗转星移，往事如烟。回首往昔，思绪万千；酸甜苦辣，回味无穷。回顾成绩，可以增强自信；总结经验，可以提升水平；查找不足，可以吸取教训；交流经验，可以取长补短。因此，不妨在此谈谈33年学术研究的基本情况，并略谈自己的体会和感想，敬请前辈和同仁批评指正。

【治学特点】

本人的学术研究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治学方法上采用“从树木到森林”的方法，二是在治学方式上采用的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方式。

治学方法因人而异，有人强调“先专后通”，有的强调“先通后专”。前者可称为“从树木到森林”，后者可称为“从森林到树木”。这两种方法各有千秋，各有优缺。本人的治学方法，可以说是“从树木到森林”。我院网络中心编者来函说要为学术自传起个题目，故以“从树木到森林”为题。

先专后通，即先进入某一个领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做出成果后再扩大知识面，再研究其它领域或其它学科。其好处是能够较早地出成果，缺点是研究成果可能会不太完美，如果有专家把关，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先通后专，即先打好扎实的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基础，掌握广博的知识，然后再进入某一个专业领域进行研究，其不足是在短时间内出不了成果，优点是做出来的成果可能较完美。

传统的中国学者大多是先通后专，按部就班，花较长的时间打基础，然后再进入某个领域进行研究。如研究先秦史的学者首先必须掌握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知识及理论方法等，然后再进入先秦史研究领域，其他专业和学科也一样，花较多的时间学习基础知识，掌握扎实、全面的知识之后再撰写学术论文。这种治学方式不利因素有二：一是年轻时主要是学习或当助手，不能独立研究并发表成果；二是许多学者往往一辈子只研究一个领域或专业，其原因是打基础时间过长，进入专业研究时间较晚。有些学者虽然很想扩大研究领域，但往往感到力不从心，年纪大了精力有限，思维不活跃，创造力较差，再新开辟一个专门领域感到相当困难。

西方许多学者往往采用先专后通的治学方式，先在某一领域研究几年，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并在该领域作出成就，然后再转入另一个领域。这样，涉猎的范围越来越广，知识面不断扩大。例如，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知识范围和学术研究视野非常广泛，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音乐等社会生活领域到社会科学方法论都有重要成果，重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20)、《儒教和道教》(1915)、《印度教和佛教》(1916)、《古代犹太教》(1917)和其他一些关于宗教研究的论文，并出版了《宗教社会学论文集》(3卷，1920)、《政治论文集》(1921)、《经济与社会》（2卷,1921-1922）、《科学论文集》（1922）、《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1924)等。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杜尔干最初研究社会分工问题，于1893年出版了名著《社会分工论》；后来研究社会学的方法，于1895年出版《社会学方法的规则》；然后又研究自杀现象，于1897年出版《自杀论》；20世纪初研究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的图腾崇拜，于1912年出版《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

就本人而言，走的是“从树木到森林”、“先专后通”的道路，在研究中学习，在研究中扩大知识面。如果不是有目的地学习，往往学过的也记不住，过一段时间又忘了。边研究、边学习，既出了成果，又学习了新的知识，而且记得很牢。先进入一个领域，把该领域的主要问题研究清楚，写出一二本专著，其它小问题或价值不大的问题可以暂时搁下，然后再进行另一个领域的研究和学习。做学问有共同的规律和方法，一门学问精通之后，再钻研其它学问，自然容易得多，正所谓“一通百通”。历史文化是相互关联的，许多人就是因为知识面太窄，写不出有影响的著作来。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研究古代匈奴、稽胡和新疆古代民族的语言文字，以及新疆民族历史、宗教和文化；90年代主要研究研究中国各民族的图腾崇拜、自然崇拜、龙崇拜和新疆民族的传统文化；近10多年来主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明史、清代民族文化、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以及民族和宗教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等。这样，随着研究领域的增多，知识面也不断扩大，专业和学科界线也越来越模糊。

科学处理好“专”与“通”或“专”与“博”的关系，是做好学问的重要一环。由于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有些人适合先专后通，有些人则适合先通后专。只有“专”的研究才会有深度，才会有所创新。但专和博是相辅相成的，人类社会和文化各领域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知识越广博，对某一领域的理解和认识也会越深。既要先专后博，也要博中求专，广中求精。

18、19世纪社会科学各学科间的界线相当模糊，许多大学者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有的甚至同时又是自然科学家。至20世纪，社会科学各学科不断分化，而且越分越细。到20世纪末，各门科学的边界又逐渐模糊，学科间的交叉越来越普遍，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大。掌握多学科的知识，是21世纪的要求。知识越丰富，学问越渊博，才能走在21世纪的学术前列。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本人治学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朱熹主张治学应“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其大意也就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深入研究各种事物和现象的本质及发展变迁的原理或规律，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到实践中去检验。

本人在3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既从事基础研究，也从事应用对策研究。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民族文化与宗教、新疆历史与文化和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先后共主持或参与国家和省部级重要科研项目16项。出版了学术专著31部，其中，独著有《中华文明：中国少数民族文明》（上下册，98万字，2010）、《新疆民族传统社会与文化》（40万字，2003）、《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中俄西北边界大臣的察合台、满、汉五件文书研究》（27万字，1998）、《图腾文化与人类诸文化的起源》（27万字，1991）、《龙族的图腾》（1991）、《图腾与中国文化》（56万字，2008）、《中国图腾文化》（31万字，1992）、《中国自然崇拜》（30万字，1992）、《苍龙腾空》（18万字，1998）等14部；合著有《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的民族政策》（与闽正言合著，中英文出版）、《突厥史话》（与郭宏珍合著，中英文出版，2008）、《中国民族学50年》（2004）等5部；主编著作有《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与全球化》、《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重要著作提要》、《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民族和谐》、《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宗教和谐》、《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等12部；译著有《图腾崇拜》（1993）、《哈萨克族》（1989）2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民族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180多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等报刊文章共130多篇（包括访谈文章）。《图腾与中国文化》、《中国自然崇拜》两书2009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并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的民族政策》、《突厥史话》两书作为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的对外宣传项目被译成外文出版。

应用对策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宗教、文化保护、新疆问题和反恐反分裂等领域。20多年来，撰写信息和研究报告100多篇，获中央领导批示的有40多篇，撰写政协提案和大会发言有80多篇；至2013年，获省部级以上优秀科研成果奖、图书奖和对策研究奖33项。

【治学体会】

治学能否有所成就，关键在于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从治学态度来看：一是事业心要强，事业心的强弱，是治学能否成功的关键；二是能吃苦耐劳，俗话说：懒蛤蟆吃不了天鹅肉，三日打渔、四日晒网的人不会有成就；三是淡泊宁静，甘坐冷板凳。诸葛亮曾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四是持之以恒，学海无涯，书囊无底，治学无速成之术，必须始终如一，坚持不懈，锲而不舍，水滴石穿；五是扬长避短，应根据个人的才能、性格、兴趣，避其所短，发挥所长，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六是求真务实，坚持真理，独立思考，学者应有独立的人格，不趋炎赴势，不谄媚逢迎，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禄所移。

至于治学方法，首先要善于读书，读书的方法有多种，有闲读、略读、精读、摘读、校读等，重要著作应该精读，一般著作可以略读。其次是善于积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只有在深厚积累的基础上才会有所发现、有所成就。第三是善于综合，当今治学应善于综合百家之长，由今及古，由中及西。第四是善于怀疑，怀疑是科学发现的先导，是创造性思维的开端，古今中外各种学说、假说或理论的产生，无不起于怀疑。第五是善于创新，治学贵在创新，古往今来，凡有成就的学者，均以创建新理论、建立新体系、发现新方法、树立新范式等作为治学最重要的目标。

【学术历程】

本人1956年出生在广东梅州兴宁贫穷的客家山村。母亲先后生下8个子女，前三个均为女孩。为传宗接代，母亲求神问卦，说要抱一个男孩才会生儿子。后来邻村一位母亲生了双胞胎，没有奶吃，便把较小的送给我母亲，一年后果然连续生下四个儿子，本人在男孩中排行第三。

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历尽艰难曲折，饱受人间风霜。3岁时父亲病逝，10岁时母亲病逝。童年时期在生产队放过牛和养过猪，学过木匠和裁缝。

文化大革命期间，为挣一些买油盐等日常用的钱，常与和哥哥到邻近的梅县山里挑木炭、柿子、木板到兴宁县城卖。通常是晚上10点出发，前往梅县山区，买好货即前往兴宁县城。当时贩卖货物是不允许的，被称为“投机倒把”，一旦被发现，货物没收，还要批判。因此，为躲过岗哨（当时各大队都有民兵放哨），一般不敢走大路，都是走山里的羊肠小道，有手电也不敢打，因为打手电担心被大队的民兵发现。每贩卖一次货物，挑着比自己体重重很多的东西，来回走80多公里，而且大部分是山路，每次只挣1元多钱。当时我们自称是“铁脚”（不会累）、“夜眼”（不敢打手电）、“神仙肚”（不怕饿）。

文化大革命期间，家乡与全国一样，革命第一，生产第二，粮食产量极低，农民种粮没有粮食吃。为解决吃饭问题，常外出打工。我曾到梅县南口瓦窑厂做瓦，挖土、炼坯土、做瓦坯、打砖坯、烧窑等；为驻兴宁县的空军第12军打碎石一年多，把大块石头用小锤打成2—4厘米的碎石，用于防空洞建设；曾到江西万安县修建万安水库，扎钢筋、倒水泥等；曾参加本省的兴老铁路建设，主要从事穿山挖石、打炮眼和放炮炸石等工作。由于年小心细，装炸药、点火放炮、处理哑炮都由我负责。当时每天都要打几十个炮眼，每次装炸药、装雷管都特别小心。几乎每次放炮炸石后总有一、二个哑炮，处理哑炮时必须十分小心，先一点一点把炮眼上方压紧的土拨开，然后轻轻拔出没有响的雷管，然后再放上新的雷管，重新点火引爆。

1975年，我们家乡与全国各地一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农村掀起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外出打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因而必须禁止，彻底割掉。1975年秋，在新疆182兵团（福海县）工作的堂兄，让我到新疆兵团工作，并参加修建福海水库工作，住的是地窝子（比新石器时代的房屋还原始的地穴式住宅），冬天的土冻得像石头，需要用炸药炸。由于福海县太冷，冬天最低温度达到零下50度。我记得1976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日，福海气温零下46度。1977年初，表姐介绍我到气候较好的新疆乌苏县红星农场工作，在农场种麦子、玉米、西瓜和蔬菜。1977年秋农场又安排我到天山深处修建红山水库，住的也是地窝子，放炮炸石，十分危险，因炸石事故死了几人。

1978年是我一生最大的转折点。恢复高考后，人人跃跃欲试。我虽仅上过初中，但从小就喜欢文史。家乡虽穷，但先辈留下的古典小说却不少。许多书被视为四旧书，白天不敢看，常借助月光，偷偷阅读。因此，有一定的文史知识基础。于是，不甘落后，白天在农场干活，晚上挑灯夜战，自学各门高中课本。1978年7月，在新疆乌苏县参加全国统一考试。首批录取名单在县城各处张贴红榜，惊动乌苏全县。全县第一批录取的只有三个人，两位汉族，一位维吾尔族。很奇怪，发红榜前一夜，突然梦见了邓小平。录取通知书下达前几天，我到离住地10多公里的广东老乡家帮助他们做木壳烟（用烟茎制作的新疆土烟），没有回农场住地。农场负责文教的干部四处寻找，城里的表姐也到农场来接，但均未找到。发榜第二天，我才听到喜讯。当时如同范进中举，兴奋异常。表姐和表姐夫帮我到教育局申请到北京的路费补贴，买了到北京的火车票，并买了被子和日用品等。

1978年10月，首次由新疆来到北京，成为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哈萨克语专业本科生。我们班有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和达斡尔族四个民族，并与哈萨克、维吾尔和达斡尔族同学一个宿舍，度过四年美好的时光。

1982年夏，我本科毕业获中央民族学院文学学士学位。原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林耀华、副所长陈永龄、黄淑娉等教授了解到我在本科期间便发表了三篇论文，希望我毕业后到该所西北组从事西北民族历史和文化研究，该室马寿千主任（回族）也找我谈过，表示十分欢迎，并通过正常程序上报了院人事处。但按照当时的规定，大学毕业生不能自己联系工作，应由组织统一安排，一般是哪里来哪里去。根据全国统一分配原则，我被分配到地处中苏边境地区、离乌鲁木齐650公里的塔城地区行署办公室当翻译。

7月上旬，我拿着毕业分配证坐了四天的火车回到乌鲁木齐。由于哈萨克语口语不好，担心不能胜任翻译工作，自思较适合做研究工作。到乌鲁木齐后，即到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找到当时的副所长郭平梁先生，说明来意。郭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是著名的新疆历史研究专家，学术造诣很高，为人忠厚。他见我已在全国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三篇论文，十分高兴，当即表示十分需要我这样既懂语言又懂历史的大学生，并马上打电话给院政治处（即内地的人事处）处长赵青，说明情况，请她要求自治区人事局把我改派到民族所来。当时民族所在中科院新疆分院院内，离新疆社会科学院总部有二公里左右。他让我马上去找赵青，并给我写了个条。于是我快步走到总部，找到赵青。赵处长是位女同志，河南人，约45岁左右，为人朴实厚道，看了我的派遣证和其他材料，并作了记录。她说，你先回招待所，我们会与自治区人事局联系，有消息我再通知你。过了几天，我又来到新疆社会科学院，找赵处长询问结果，但她很遗憾地说：为了你能调到我院，院领导还专门开了会，一致同意你到我院工作。我们与自治区人事局联系了多次，并给人事局发了函，还亲自到人事局要人。但现在要求改派的人很多，人事局不同意改派。后来，我通过中央民族大学的哈萨克族老师木哈买提江，找到了时任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贾那布尔，说明详细情况。在贾副主席的直接干预下，顺利完成改派到新疆社会科学院手续，并由院领导安排到民族研究所工作。如果当时没有改派到新疆社科院，到塔城地区行署办公室当翻译，又将改写我的人生经历。我到新疆社科院后，贾那布尔副主席还托他的秘书带口信，希望我好好研究哈萨克族历史。

1984年，我第二次由新疆来到北京。当年，我参加了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民族学专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民族学会会长秋浦和詹承绪、满都尔图三位先生的指导下，转向民族学、人类学的学习和研究工作。1987年5月，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同年7月，留所从事学术研究，并在职学习博士课程，1990年10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民族研究所从事少数民族文化与宗教研究。既从事基础研究，也从事应用对策研究。

【基础研究简况】

基础研究按时间顺序和所在单位分为四个时期，即大学本科期间的学术研究、新疆社会科学院时期的学术研究、研究生时期的学术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后改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时期的学术研究。

一、1980—1982：大学本科期间的学术研究。

我自上大学后，发愤攻读，博览群书，阅读过文史哲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许多著作。四年没有回过一次家，没有出过北京城（实习调查除外），寒暑假都在大学图书馆渡过。除学好各门功课之外，还练习写小说和学术研究。

我开始学术研究有些偶然。著名小说家张承志可说是引入我写作和学术研究的启蒙老师。张承志于1979年春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民族史专业研究生，师从翁独健先生，研究蒙元史。为了学习哈萨克语，他到我们班旁听哈萨克语课。他喜欢交往，中午常到我们宿舍聊天，有时带来录音机录我们宿舍哈萨克族同学弹奏的冬布拉曲。当时他的小说获全国第一届优秀小说二等奖，并受到华国锋等人的接见。受他的影响，我仿鲁迅的《阿Q正传》写了一篇《“洋镜”小记》的短篇小说（约有4万字），以有神经病、外号称“洋镜”的堂兄的许多荒诞行为为原形，以讽刺文化大革命的荒唐可笑。张承志曾看过两次，提了一些意见，修改后投《人民文学》，但石沉大海。后又投《花城》，亦杳无音讯。有一天，张承志又到我们宿舍，他说我有写小说的天分，鼓励继续写，但不要写伤痕文学。因当时伤痕文学太多，上面有意见。但我心想自己可能与小说无缘，就此作罢。

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匈奴语试释》。研究匈奴语是十分偶然的，有一天，张承志到我们宿舍，当时他带来一本内蒙古大学林干编的《匈奴史论文选集》，我拿来翻了翻，发现内有一篇日本著名学者白鸟库吉写的《匈奴民族考》。该文主要考证匈奴语言，我发现其中有些语汇与哈萨克语很相近，很感兴趣，于是开始了匈奴语言的研究。研究匈奴语难度极大，因匈奴语言是用汉字译音记载而被保留在史籍中，如要研究，必须具备三项条件：一是掌握汉语音韵学，二是熟悉北方民族语言，三是了解北方民族史。我国学术界当时只有翻译外国学者的论文，无人真正研究过。我从小喜欢文史，历史学有一定基础。我是客家人，客家话保留较多的古音，学习汉语音韵学不成问题。于是，通过大量阅读有关北方民族史和语言学著作，并结合新疆现代和古代民族语言，写成长达四万字的《匈奴语言考》一文，就白鸟库吉研究过的匈奴语汇逐一重新研究，提出不同的看法，根据语言和历史资料，论证匈奴语言与突厥语关系更为密切。论文写成后，送当时的系主任、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教授审阅。马先生阅后，十分高兴。由于论文涉及许多历史问题，他又请蒙古史专家贾敬颜教授审阅。贾先生提了一些意见，并建议压缩篇幅，因杂志只允许发表一万多字的论文，提议改名《匈奴语试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以首篇刊载。作为全国重点院校的学报，以首篇刊载大学本科生所写的第一篇论文，可能是少有的。

《匈奴语试释》发表后，拿到140元稿费（每千字10元），对于我们完全靠学校助学金（每月22元，其中伙食费18元、学杂费4元）维持生活的大学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当时普通职工月工资只有20多元），我因此大受鼓舞。于是，紧接着又研究稽胡语言。稽胡是匈奴后裔，魏晋南北朝时散居于山西、河北部分地区，其语言亦与匈奴语一样，一些语汇通过汉字译音保留在有关史籍中。我采用研究匈奴语言同样的方法，很快于1982年初写出了第二篇论文《稽胡语若干词试释》，投《民族语文》杂志。当时的负责人照纳斯图先生（蒙古族语言学家，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看后，让研究生宋正纯到我宿舍（中央民族学院宿舍楼八号楼）找我，让我到他的办公室，提了些修改意见。该文后刊于《民族语文》1982年第3期。

我在大学本科期间所做的第三篇论文是关于民族学、人类学方面的，题目是《从哈、柯、汉亲属称谓看最古老的亲属制》。此文写作始于1981年，它原是语言学家戴庆厦教授讲授的《语言学概论》课程的作业。当时《民族研究》发表过几篇严汝娴与陈启新、夏之乾等人关于亲属称谓制度是单系起源还是双系起源问题的争鸣性文章，我于是对亲属称谓发生兴趣。根据他们论文中提供的线索，借来美国著名民族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等书，认真阅读。其中对摩尔根论述的亲属制颇感兴趣。摩尔根认为，最古老的亲属制度是按辈份划分的五等亲属制，即祖父母辈到孙儿女辈，他以马来亚式亲属制度为例说明其观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也采纳摩尔根的观点。我通过系统的调查，发现哈萨克族的基本亲属称谓只有父母、兄弟姐妹和儿女三个等级。为了以更多的事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又调查了不少在民族学院工作和学习的柯尔克孜族，较为详细地了解了柯尔克孜族的亲属称谓，发现他们的亲属称谓与哈萨克族基本相同。在我们客家人中，也存在不少称父母为哥哥、姐姐的现象。另据古代文献记载，古代汉族的亲属称谓也与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一样，同样只有三等基本称谓。在掌握大量的调查和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写成《从哈、柯、汉亲属称谓看最古老的亲属制》一文（约16000字），发表于《民族研究》1982年第5期，提出最古老的亲属制度是按老中幼划分的三等亲属制。文章首先分析氏族社会早期实行群婚制度，无法区分辈份。另外，根据考古资料，原始时代的人们寿命不长，大多死于四、五十岁以下，群内亲属不可能分为五个等级。生理特征的显著区别和社会分工使远古时代的人们自然划分为三种人：老年人、成年人和小孩。因此，当群内人们无法区分辈份时，这自然形成的三个等级便会反映到语言中，人们用一种称谓称呼老年人，用一种称谓称呼成年人，用一种称谓称呼幼年人，因而就形成了按老、中、幼划分的三等亲属制。为了证明自己的假设，以哈萨克、柯尔克孜和古代汉族的亲属称谓详加论证。该文既有理论分析，又有三个民族的扎实的资料作为证据，得到有关专家的好评。文章发表前，曾送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元老杨堃教授和黄淑娉、夏之乾、严汝娴等专家审阅过，得到他们的高度评价。后来杨堃、黄淑娉等人也先后发表文章，以其他民族的资料论述这一问题，支持了这一观点。林耀华教授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在论述亲属制时引用了这一观点。杨堃教授在其所著《原始社会发展史》一书也说明最古老的亲属制按老、壮、幼划分。

       二、1982—1984：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期间的学术研究。

1982年夏，我本科毕业获中央民族学院文学学士学位，并到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工作，至1984年考上研究生后离开新疆，工作了整整两年。期间，主要做了两项研究工作：一是参与撰写《哈萨克族简史》的编写，二是调查新疆哈萨克族和阿尔泰乌梁海人。

我到新疆社会科学院报到后不久，当时的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谷苞（民族学家，原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顾问，王震将军进疆时随军任民族问题顾问）教授马上给我分配工作，并在院务会议上通过，让我参加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一《哈萨克族简史》的撰写工作，帮助哈萨克族语言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尼合迈德·蒙加尼收集资料、翻译和编写等工作。从1983年开始，收集有关国内外的历史文献资料。1984年上半年，我和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纳比坚（哈萨克族）住在乌鲁木齐宾馆，集中精力翻译和编写《哈萨克族简史》，完成24万字，后经修改和压缩成20万字，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3年上半年，到新疆阿勒泰地区作近六个月的调查。一方面是调查哈萨克族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另一方面是调查当时被认为与俄罗期的图瓦人同一族类的阿尔泰乌梁海人。出发前，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郭平梁先生让我着重调查图瓦人，了解他们是否愿意成为单一民族。调查地点主要是在中苏、中蒙边境上的原始森林之中，道路十分险恶，没有公路，汽车不通，大多路程都是骑马走过，并与哈萨克族和图瓦人同食同住，走访400多户图瓦人家庭，逐户填写家庭情况调查表，足迹几乎走遍所有图瓦人家庭。期间，协助我调查的阿勒泰地区一中教师汤新明在一段险恶的山路上，因坐骑失足，翻身落马，手骨摔断一根。另有一次，乘坐手扶拖拉机从高山上下来时，因司机喝酒过多，又险些车翻人亡。此次调查虽然十分艰难，但也是本人历次调查中收获最为丰富的一次，不仅收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还发现不少清代珍贵文物和文书，发现阿尔泰乌梁海人三颗图瓦人（乌梁海）银质大印（每颗9斤多）；发现清代勘分中俄边界大臣和卡伦侍卫关于中俄科塔边界划分及其有关事宜的察哈台文、满文和汉文五件重要文书，这些资料受到阿勒泰地委领导和新疆博物馆的高度重视。后来我根据这些发现的文书和文物写成了专著和论文。调查结束后，撰写了《关于阿勒泰地区民族学调查报告》，发表在《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4 年第11期。受到当时的院领导和自治区领导的高度重视。

在新疆社科院的两年期间，除了完成上述两项科研工作外，还撰写了3篇文章：一是《从若干民族亲属制度看亲属制度的起源》（《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24期），二是《阿尔泰乌梁海银印》（《阿勒泰报》1983年11月10日），三是《阿尔泰乌梁海之印》（《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22期）。

参加了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也是我在新疆工作期间的一件大事。1983年，我曾准备报考研究生，但新疆社会科学院不让报考，并希望我安心在新疆工作，说院领导对我们很重视。1984年，国家教委发出通知，允许工作两年以上的大学生报考研究生，各单位不得阻拦。这为我报考研究生扫清了障碍，于是我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系民族学专业。考试难度较大，一是由于跨学科考试，花费较多的时间自学有关课程；二是大学本科时的专业是哈萨克语，第二外语是俄语，而哈萨克族语当时不算外语，只能用第二外语俄语参加考试。不过，考试结果还算不错，各门课程均过了研究生院要求的分数线，有幸得以顺利录取。按照当时的惯例，政审很严格，正式录取前，必须派人到考生单位了解有关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派当时的民族史研究室副主任任一飞到新疆社科院了解我的情况。新疆社科院同时参加研究生考试的还有中亚研究所的王小甫，他和我一样，198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到新疆社科院。他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也如愿以偿，毕业后留在北大历史系任教。因1984年是甲子年，我们自称是“甲子登科”。

三、1984—1987：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期间的学术研究。

1984年至1987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民族学会会长秋浦和詹承绪、满都尔图三位先生的指导下，转向民族学、人类学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三年期间，也是一边学习，一边研究。

我在三年研究生期间主要从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研究在新疆工作期间的调查资料，发表了5篇有关的调查报告和论文：（1）《金山脚下的乌梁海人》，4万字，《新疆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2）《清代阿尔泰汉.哈.满五件文书译注》，2万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5年第3期；（3）《解放前阿尔泰哈萨克社会历史调查报告》，《新疆历史研究》1986 年第4期；（4）《阿尔泰乌梁海人的宗教信仰初探》，1.6万字，《民族研究》1986年第 1期；（5）《阿尔泰乌梁海之印及其有关问题》,1.2万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二是撰写硕士论文《图腾与氏族》；三是应民族出版社的约请，把新疆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贾柯甫用哈萨克文写的《哈萨克族》一书译成汉文，1989年出版。

    四、1987—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期间的学术研究。

1987年5月，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同年7月，留所从事学术研究，并在职学习博士课程，1990年撰写了博士论文《图腾文化研究》，于10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博士学位证书于1991年7月颁发）。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的28年里，主要从事如下几方面的研究。

       （一）中国早期宗教信仰的研究。

    自1987年起，花了较多时间从事图腾崇拜、自然崇拜、龙崇拜的研究，主要根据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资料、历史文献资料和民族学调查资料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共出版有关专著8部，论文40多篇。

1987年，修改硕士论文《图腾与氏族》，并改名为《图腾文化与人类诸文化的起源》，全书27万字，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

1988年，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撰写了《图腾的起源》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新华文摘》1989年第11期作为封面文章转载。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发表，英文名为“The Origin of Totemism”，Chinese Social Science, 1990.2. p.232-246。

1989年，应香港中华书局约请，撰写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龙族的图腾》，香港中华书局于1991 年出版，台湾中华书局于1993年出版。

1990年，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周用宜老师的约请，在博士论文《图腾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修改成《中国图腾文化》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1996年重印。

1991年，应上海三联书店约请，撰写《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初版，1995年重印）。

1992年，应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约请，翻译俄文专著《图腾崇拜》（238页，17.5万字），1993年出版。2004年，该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此外，还翻译了前苏联著名学者托卡列夫的《宗教的早期形式及其发展》一书，后因多种原因未出版。

1998年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邀请，撰写了《苍龙腾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重印）。

2006年应五洲出版社邀请，撰写了《中国少数民族图腾崇拜》，中英文出版，英文书名为：He Xingliang, Totemism in Chinese Minority Ethnic Groups,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2006。

2008年应江苏人民出版社邀请，撰写了《图腾与中国文化》和《中国自然崇拜》（修订再版）两书。2009年，两书均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韩文译本2011年在首尔出版。

1999年9月至2000年3月，应日本国学院大学邀请，到日本东京进行中日文化比较研究，主要研究史前中国和日本的拔牙风俗。拔牙风俗曾盛行于新石器时代，并残留于近代许多原始民族中。经过半年的努力，撰写了《齿与文化——中日史前拔牙风俗比较研究》（国学院大学国际交流中心打印本）一书，主要根据中国和日本新石器出土的拔牙人骨资料和历史文献及民族学资料，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全书分十二章，分别为研究概述、拔齿风俗分布、日本拔齿风俗概况、中国拔齿风俗概况、拔齿类型、拔齿年龄与拔齿次数、拔齿与性别、拔齿的方法、拔齿风俗的起源、拔齿的象征意义、拔齿风俗的变迁、中日拔齿风俗的关系等。该书稿对探讨中日史前文化和中日文化的源流关系具有一定意义。

（二）新疆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字研究。

 自1992年以来，投入较大精力从事新疆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字的研究，出版有关著作5部，发表论文40多篇。

1992—1995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编撰《中华文化通志》，共分十典，每典十卷，共100卷。主编约请我撰写《民族文化典》中之一卷，即《维吾尔、柯尔克孜、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俄罗斯、裕固、撒拉族文化志》（《中华文化通志》之一），1995年完成书稿，全书46.4万字，199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5年12月至1996年12月，应日本东洋文库之请，任客座研究员。东洋文库关于中国的史料十分丰富，有许多国内难于找到的史料，有大量台湾和香港的学术著作。于是我充分利用东洋文库的丰富资料，系统研究了本人在1983年调查时发现的清代勘分边界大臣的察合台、满、汉文五件文书。这几件文书学术价值很高，但研究难度极大，必须掌握新疆清代察合台文、满文和中俄关系史，尤其是察合台文文书，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27万字的《清代勘分中俄西北边界大臣的察合台、满、汉五件文书研究》，1998年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改名为《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中俄西北边界大臣的察合台、满、汉五件文书研究》。

2000年至2002年，撰写了《新疆民族传统社会与文化》（40万字），商务印书馆于2003年出版。

2007—2008年，主持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交办项目，与郭宏珍合作撰写了《突厥史话》一书，五洲出版社2008年中英文出版，英文书名：He Xingliang, Guo Hongzhen, A History of Turks, China Intercontinetal Press, 2008；

（三）中国民族文化史研究。

自2006年以来，花了较多时间从事中国民族文化史的综合研究。2006—2010年参与我院汝信副院长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文明通论”课题，负责撰写《中华文明·中国少数民族文明》一书，全书分上下册，98万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2007—2011年，主持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清史图录·民族卷》，搜集清代外国人拍的老照片、清代绘画、清代实物照片等4000多幅，从中选出1000幅，并撰写文字说明约10万字，已于2011年结项。

2010—2011年，主持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交办项目《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的民族政策》，与闽正言合著，本人撰写中华民族的形成部分。该书由五州出版社2011年出版，中英文两种文字出版，英文书名：By He Xingliang and Min Zhengyan, China Ethnic Policy and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All Ethnic Groups.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2011。

 2014年初，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资助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明史》，分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四编，将分四册，全书约200万字。

（四）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理论研究。

1998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收研究生，并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设选修课《文化人类学》，后作为常设选修课，至今已连续开设16年，选修的研究生最初只有几十人，近10年来达到每年200人左右。国内虽有几本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的教科书，但均不理想。为编写较好的教材，系统地收集国内外和港台学术界有关资料，综合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心理学等学科有关研究成果，并利用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料，从事文化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至今撰写和主编了相关著作9部，发表有关论文30多篇。

2001年，本人申报院重大课题“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基础理论研究”，并获得批准。主持和组织撰写8本有关著作，其中本人撰写三部：《文化学原理》、《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文化人类学调查和研究方法》。该课题于2012年结项，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出版基金资助，近年内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此外，还撰写或主编有关基础理论和学科建设的著作，如《中国民族学50年》（合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重要著作提要》（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周大鸣、何星亮主编，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民族文化与全球化》（方铁、何星亮主编，民族出版社2006的版）、《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民族和谐》（何星亮、郭宏珍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宗教和谐》（何星亮、郭宏珍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