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历

何星亮，广东梅州兴宁人，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决策咨询委员，中国民族学会常务副会长。

【主要学术观点】

何星亮在大多数学术专著、论文和研究报告中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或观点，较为重要的有如下几方面：

（一）提出“深层次的文化变迁是文化结构变迁的关键”的理论观点。

在《中国图腾文化》（1992）、《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1992）和《图腾与中国文化》（2008）等书的引论中认为，从文化空间而言，文化结构可分为表层、中层和深层。表层文化属于物质或技术系统，中层文化属于社会系统或制度系统，深层文化属于心理系统或观念系统。深层次的文化是文化形成、发展的基础，是文化的核心层。深层次的文化（包括价值体系、信仰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整个文化体系或结构的变化。本人在所有关于文化和宗教的研究中，都把这种理论贯穿到自己的研究中，形成自己的研究模式。此外，还把这一理论运用到现实问题研究中，强调深层次文化的变迁是文化和社会变迁最重要的因素，现代化建设、复兴中华文化、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反恐反分裂等，都必须注重改变深层次的文化。例如，本人在《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思考及建议》的研究报告中，认为大力发展经济是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但是，如果不转变观念，不消除分裂意识和落后于时代的各种意识，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不可能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跨越式发展不等于长治久安，生活富裕不等于天下太平。又如，在我近年来写的多篇反恐反分裂的研究报告中，强调消除分裂意识和宗教极端意识是反恐反分裂的基础，斩断分裂意识和宗教极端意识的传播渠道是扭转新疆恐怖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再如，本人在2014年的《复兴中华民族必须加强精神层面的现代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与中华民族的复兴》等文中，强调实现中国梦，复兴中华民族，必须加强观念层面或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建设。

（二）提出“保护各民族的文化多样性与增强共同性相结合”的理论观点。

本人在《论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和同一性》（《光明日报》2010年3月28日头版“光明专论”栏目）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同一性与互补性》（《思想战线》2010年第1期）及其他相关论文中，认为中华民族文化既有多样性的特征，也要同一性的特点。多样性是各民族认同的基础，共同性或同一性是中华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文章认为，历史上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均以中原主流文化为正统文化，以儒家为主的价值观、伦理道德作为各民族凝聚的核心；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大一统格局，与历史上中华民族具有共同性密切相关。如果没有各民族文化的共同性，中华民族和国家认同也就没有基础，国家也就不可能长期保持统一和完整。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既要保护多样性，也要增强共同性。建议加快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大力度扶持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加强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共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三）提出“保护优秀传统与建设现代文化相结合”理论观点。

在《民族地区文化保护与文化建设的思考》、《促进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全面发展》、《我国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与观念变迁》等文中，认为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保护和转换优秀传统，抛弃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糟粕，大力建设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使各族人民崇尚科学理性和文明进步，以现代知识、现代科技、现代理念、现代精神、现代生活方式、现代价值代替落后的知识体系和观念体系，从思想文化层面上解决推进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精神动力问题，引领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

（四）提出“以价值为导向深化改革”的观点。

2012年前后，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如何深化改革问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有的主张以社会改革为突破口，有的主张以政治改革为突破口。本人提出今后的改革应以价值为导向的观点。在2012年提交的《深化改革，建设以价值为导向的公正社会》和2011年提交的《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全国政协大会书面发言中（两文分别发表在《人民论坛》和《学习时报》，人民网等网站转载），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以斗争为导向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是以利益为导向的社会，这两种导向的社会都是不健康、不正常的社会，今后的改革应以价值为导向。建议在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以规范文化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行为。2013年3月，《中国政协》编辑部让我把《深化改革，建设以价值为导向的公正社会》一文修改压缩成2000字左右，并改名《以价值为导向深化改革》，在《中国政协》2013年4月第7期发表。

（五）提出“复兴中华民族关键在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观点。

本人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价值观》（2011）、《中国梦的思想基础》（2014）、《精神文明建设与中华民族的复兴》（2014）等文中认为，中国历史上以文明立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物质文明时代性较强，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制度文明也具有时代性，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实行不同的制度文明。而优秀的精神文明具有超时代性的特征，如优秀的民族精神、核心价值、伦理道德等具有永恒性。古代中国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和仁义礼智信“五常”等价值观和伦理道德不受时间的影响。尽管历史上不断改朝换代，但主流的价值观、伦理道德和民族精神等，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崇和推广。因此，大力弘扬历史上的人文精神，提升国家的文明水平，提高公民的文明素质，恢复文明大国的地位，是复兴中华民族的关键。

（六）提出“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和历史经验是走中国特色道路的关键”的观点。

本人在许多政协提案和大会书面发言及有关论文中，认为部分学者因近代中国衰落便否定传统和历史经验不是科学的态度。与世界其他古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自己的优越性：一是唯有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而不衰；二是中国历经二千多年而保持统一，而不像欧洲那样分成众多国家；三是中国人创造的财富，历史上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四是在世界几个大文化传统中，中华文化排他性最小，包容性最强；五是在世界各国中，中国的古文献资料最为丰富的，不仅记载了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而且记载了周边许多国家的文化和历史。这些都表明中国的优秀传统和历史经验是适合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确保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长期并行发展，不被西方文化所同化，就必须回归历史。因此，在民族传统习俗方面，本人2003年3月首次参加全国政协第十届第一次会议时，便提出解禁大城市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的建议。2004年3月又在两会上提出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定为法定节日的提案。在治国方面，曾在不少内部研究报告中提出借鉴历史上成功的治国经验。

（七）提出国家与区域、民族的“整合论”。

《加强国家与区域和民族的整合》一文（1995年）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要经过一个文化整合和国家建造的过程，其方式主要是由上而下的整合。整合的方式有：一是国家整合，政府有意识地促进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紧密接触与交流，提升国家意识；二是语言整合，大力推广普通话，逐步缩小方言差别，尤其香港回归后应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民族地区也要推广双语教育，逐步使大多数中国人都掌握普通话；三是文化整合，促进各地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各大专院校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民族院校也不例外，使所有中国人了解和熟悉中国文化；四是社会整合，借助社会沟通与交流，以增强共同理念和共同价值，以促进相互理解和认同；五是政治整合，增强现代政治理念，增强各地区和各民族现代政治意识，加强人民与政府间的相互支持与合作，以促进现代国家的建造。

（八）提出“继承和弘扬我国历史上以国家为本的治边政策”的观点。

在《关于确保民族地区长治久安的若干意见》（2013年8月）等文中，认为世界上的民族政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国家为本的，另一类是以民族为本的。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政策是以国家为本的，它是使我国长期保持统一和完整的根本原因。今后应借鉴历史上成功的治边经验，逐步消除分裂隐患，确保国家统一和完整，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

（九）提出“加强社会文化整合，建设现代中华民族文化新模式”的观点。

在《加强社会文化整合，建设高层次的有序社会》（2004）、《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化与一体化》（2005）和《关于各民族共建现代中华民族文化新模式的考察及建议》（2012）等文中，认为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属于高层次的有序社会，社会和文化各部分都经过高度的整合，形成一个共同的文化模式。凡是经过高度整合的社会，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和自我调整能力，无论发生内部还是外部的冲突，都不会引起社会混乱。但在一个社会文化未经整合的国家里，各地区、各部分联系不紧密，抗干扰能力和自我调整能力较差，即使发生不剧烈的冲突，也会引起政局动荡。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二千多年统一，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五千多年而不中断，重要原因之一是自秦汉开始进行社会文化大整合，形成价值观、伦理道德基本相同、内部整合程度很高的传统文化模式。目前传统模式被抛弃，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复兴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加快社会文化大整合，构建与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相适应的现代中华民族文化新模式，形成凝聚力强、联系紧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

（十）提出宗教发展的“整合论”。

在《关于创新宗教理论的建议》（2012）和《外来宗教应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传统》（2014）等文中，认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被视为精神鸦片，当时的宗教事务管理理论可称之为“鸦片论”。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学者和干部片面强调宗教的功能，片面强调宗教对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强调充分发挥宗教的功能，而忽视宗教的消极作用，导致部分地区的宗教狂热，因此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主导宗教事务管理的理论可以说是“功能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和宗教是以“整合”为基础的，以中原主流宗教和文化为基础，不断整合外来宗教，使中原文化和宗教与外来宗教相互交融于一体，使外来宗教具有中国特色。历史上中国的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自传入之日起，便开始了本土化进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无论是教堂或寺庙，还是宗教组织、宗教仪式等都具有中国特色，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没有继承优良传统，有些极端分子提出外来宗教“去中国化”、“去儒化”等口号。新建的清真寺全是阿拉伯式的，基督教、天主教也一样，缺少中国特色。如果伊斯兰教“去中国化”、“去儒化”现象继续发展，前景不堪设想，将严重影响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影响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如果基督教、天主教“去中国化”，将必然导致“西方化”。今后的宗教发展应以“整合论”为基础，即在充分发挥宗教的积极因素、消除宗教的消极因素的基础上，继承和弘扬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以中华主流文化为核心，整合外来宗教，扭转外来宗教西方化和阿拉伯化趋势，使之具有中国特色，使之继续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十一）提出“文明本身不会自动冲突”的观点。

本人不同意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并从文明性质的角度提出不同意见。在《文明会冲突吗？》（2002）、《文明与冲突》（2003）以及《文化学原理》一书的有关章节中有详细论述，对“文明冲突论”和“文化有机体论”等理论提出质疑。认为文明不是有机体，也不是超有机体，而是心物结合的统一体，是半有机半无机的第三界。由于文化或文明不是有机体，因此，文明或文化本身不会自动冲突。由于文化观念是文化的核心，它与某一民族或族群的观念分不开，某些人把文化或文明的差异性作为工具，挑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十二）提出“法律控制、道德控制和宗教控制相结合，维护社会稳定”的观点。

在《社会控制与社会秩序》（2004）等文中，认为维护社会稳定必须内在控制和外在控制相结合。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采用法律控制、道德控制和宗教控制相结合的方式治理国家。法律治国，道德治人，宗教治心。法治在于强迫，德治在于自愿，教治在于畏惧。法治以刑罚为基础，制裁在政府；德治以道德为基础，制裁在社会；教治以神罚为基础，制裁在于神灵。建议借鉴历史经验，维护社会稳定。

（十三）提出“中西文化互补论”。

在《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和互补性》（2011）、《布什任期内的战略目标与中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2002年）等文中，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表现为伦理型与法理型、内向型与外向型、综合性思维型和分析性思维型、家族本位型与个人本位型等方面的差异，提出中西文化的差异不是冲突的根源、而是互补的前提的观点。我们既要欣赏东方文明之美及其伟大贡献，也要欣赏西方文明之美及其历史价值；既要继承东方的智慧，也要吸收西方的智慧。否定传统，妄自菲薄，自轻自贱，必将丧失自己的优秀传统，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中西文化应该相互尊重，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共生共荣，并行发展。

（十四）提出“图腾崇拜的形成是人类早期的二元对立转换思维结构的产物”的观点。

本人在《图腾的起源》、《图腾与中国文化》等论著中认为图腾发生的社会基础是攫取性的渔猎经济，思维基础是早期的“人—动植物”二元对立转换思维结构，心理基础是原始集体主义，其中第二种观点是前人没有提过的。

（十五）提出自然崇拜的形成是“早期人类二元结构（人—动植物）思维模式向三元结构（人—动植物—自然现象）思维模式转换的产物”的观点。

本人在《中国自然崇拜》等书和相关论文中，对自然崇拜是最早的原始宗教形式的权威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自然崇拜是农业革命后形成的，是人类由攫取性的生产向生产性的生产过渡的产物，是早期人类二元结构（人—动植物）思维模式向三元结构（人—动植物—自然现象）思维模式转换的产物。

（十六）提出“最古老的亲属制度是按老、中、幼划分的三等亲属制度”的理论观点。在《从哈、柯、汉亲属称谓看最古老的亲属制度》（1982）等文中，对摩尔根提出的最古老的人类亲属制度为五等亲属制的观点提出质疑，并以哈萨克、柯尔克孜和汉族等民族的亲属制度为根据，论证最古老的亲属制度是按老、中、幼划分的三等亲属制度。这一理论观点得到民族学界多数学者的认可。

（十七）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分类和思维模式根源于自然现象的分类”的观点。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体系》（2003）一文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象征体系可分为二个层次：表层象征系统和深层象征系统。表层象征系统是外显的、可观察的象征类型；深层象征系统是内隐的、本民族社会成员未能感知的“无意识模式”或“无意识结构”。认为中国古代的基本礼俗、制度等都是按照古代思维结构形式规定的，并认为传统文化的结构分类系统和思维模式根源于自然现象和人自身的分类。

（十八）提出“传统节日礼俗和禁忌等根源于古代中国人的文化理念和思维结构”的观点。

在《从传统节日看古代中国人的和谐理念——以端午礼俗和传说为例》（2008）和《春节礼俗与古代中国人的思维结构》（2013）等关于传统节日的论文中，从传统中国的和谐理念出发，以阴阳对立转换的思维结构作为分析工具，探讨传统节日各种习俗形成的原因，认为端午节和春节的各种习俗、禁忌和传说都受阴阳五行对立转换的思维结构与和谐理念影响而形成。

（十九）提出“宗教仪式是人神互动表演”的观点。

在《两种不同的表演》（2007）和《图腾与中国文化》结论中认为，人类行为活动存在两种不同的表演形式：一是人际互动的表演，它主要是表演给他人看的；另一类是人神互动的表演，它是表演给神灵或超自然力看的。图腾仪式就是人神互动表演的一种形式，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人神互动表演形式之一。

（二十）提出“古代匈奴语属突厥语族”的观点。

在《匈奴语试释》（1982）和《稽胡语若干词试释》（1982）等文中，对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观点提出质疑，以古代突厥语和现代哈萨克语、维吾尔语、柯尔克孜语为根据，并结合历史资料，论证古代匈奴语属于突厥语族。

（二十一）提出“印度佛教中的龙来源于中国石器时代的龙”的观点。

《中国龙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阶段》（2000）和《苍龙腾空》（1998）一书中，根据大量考古和历史文献资料，论证印度佛教中的龙来源于中国石器时代的龙。

【主要研究方法】

（一）文化时空分析法。

即时间和空间、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西方人类学不同学派研究方法不同，有的从时间的角度探讨，如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和历史特殊论派学者；有的从空间的角度分析，如功能学派、结构学派和象征学派。本人不照搬西方的研究方法，而是综合国内外各学派研究方法的长处，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模式。本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既有其空间性，也有时间性。研究某一种文化现象，不仅要从空间的角度进行分析，探讨文化的结构、功能和象征等，而且还要从时间角度进行探讨，分析各种文化现象的产生、发展、融合和变迁过程。因此，在多年的研究中，综合各学派之长，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例如，本人在研究图腾崇拜时，把与图腾有关的文化现象看作是一个整体，各种元素组成一个图腾文化丛。这一文化丛由图腾观念、图腾标志、图腾名称、图腾禁忌等12种文化元素组成，并分析各种元素的空间和时间。例如“图腾名称”，一方面从空间的角度分析图腾名称对社会组织的形成及其在族外婚等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从时间的角度分析图腾名称后来演化为姓氏、人名和地名等。再如“图腾标志”，从空间的角度分析图腾标志具有区分社会组织和凝聚群体等方面的功能，从时间的角度分析图腾标志由原生型演化为次生型和再生型。本人在《中国图腾文化》、《中国自然崇拜》、《图腾与中国文化》、《苍龙腾空》、《中华文明·中国少数民族文明》等书中均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并形成与他人不同的研究模式。

（二）结构分析法。

本人的大多数论著均采用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如文化体系的特征分为：民族性/世界性、多样性/同一性、保守性/进取性、兼容性/排他性、时代性/超时代性、可分性/不可分性等。文化功能分为宏观功能和微观功能，宏观功能又分为生理性功能、社会性功能和心理性功能三类，微观功能分为正功能/负功能和显功能/潜功能两大类。文化象征分为表层象征系统和深层象征系统两大类。表层象征系统又分实物象征、行为象征、颜色象征和数字象征等；深层象征系统分二元结构、三元结构、四元结构和五元结构等。象征的类型分（为）整合性象征、表达性象征、信息性象征、区分性象征、规范性象征和强化性象征等。

（三）科学分析和人文学分析相结合。

科学分析的范式即通过已知的事实进行比较综合研究，归纳并阐明一般的法则、规律或原理的范式。人文学分析的范式即考核“事实”和理解、解释的研究范式，它不是探讨规律、法则的范式，而是考核“事实”、探索意义及其象征的范式。在西方人类学界，两者分得很清楚。本人认为，把科学研究范式与人文学研究范式完全对立起来并不是理想的办法，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也具有规律性。最好的办法是两者相结合，互为补充，互相借鉴。本人在自己的大多数著作中，既探讨其规律或法则，也分析其象征意义等。

（四）以小见大与以大见小相结合。

西方人类学界一般都采用以小见大的分析方法，也就是归纳法，即根据某一民族或某一地区的资料来探讨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规律或结构和功能等，如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根据北美印第安人、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资料，论证人类社会各种观念、制度和技术的起源与发展。笔者在前20年的学术研究中，也主要采用以小见大的方法，如1982年发表的《从哈、柯、汉亲属称谓看最古老的亲属制》一文，主要根据哈萨克、柯尔克孜和汉族的亲属称谓，一方面批驳摩尔根提出的最古老亲属制度是五等亲属制度的观点，另一方面提出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亲属制是按老、中、幼划分的三等亲属制的观点。匈奴语言和稽胡语言研究也一样，主要根据部分词汇论证其语言族属。《图腾的起源》一文主要根据部分民族的关于图腾来源的传说提出选择图腾的三种原因。

以大见小则是个人在研究中摸索出来的方法之一。当代人类学一般把民间文化称之为“小传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众文化”；把高雅文化或经典文化称之为“大传统”，也就是我们所说“精英文化”，如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均属大传统。许多学者还认为人类学家主要研究小传统的，大传统主要由历史学家研究。国内研究小传统的学者一般运用西方人提出的理论或概念进行解释。而本人在研究中发现，如果不熟悉某一民族的核心理念和信仰，无法科学解释民间的各种习俗。例如，本人在研究民间节日如端午节和春节时发现，运用西方的理论或概念无法解释许多节日习俗的来源和象征意义。于是开始思考古代的阴阳五行理念和宗教信仰与节日习俗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密切相关，大多数民间习俗都是在“阴阳五行”、“五常”、“四维八德”、“大一统”、“中和”（中正和谐、均衡和谐）等核心理念和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形成的。因而得出结论：精英文化（大传统）与民间文化（小传统）是不可分的，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精英文化来源于民间文化，反过来又影响民间文化。研究乡村文化，如果不了解精英文化中的各种理念、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很难深入研究乡村文化或民俗文化。研究任何一个民族的民间文化，必须首先熟悉该民族的核心理念和信仰。笔者发表的《从传统节日看古代中国人的和谐理念——以端午礼俗为例》和《春节礼俗与古代中国人的思维结构》两文，主要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及传统的均衡和谐理念分析端午节和春节的各种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