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一词，当今可谓耳熟能详。不难理解，为“自己管理自己”或“自己治理自己”之意。在中国古代的语境中，就个人而言,自治当与“他治”相对应；而就制度而论，自治则与“官治（即中央集权）”相对。经搜检《二十五史》，得“自治”一词出处若干，现予以爬梳，以飨同道。
    考“自治“一词于正史中之最早出处，见于《史记•孝文本纪》。其有云：“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 其意不难理解，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与当今“自治”的含义非常接近。
    《史记•公孙弘传》有云：（公孙弘）乃上书曰：“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问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则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后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鉴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厉贤予禄，量能授官。” 此处“自治”亦为“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意。
    《史记•穰侯列传》中，有“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之语。此“自治”为“自行行使权力”之意。
    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中央集权体制难以实行，所以“自治”状态屡见不鲜。而即使是同一少数民族中，各部之间互不统属，亦可称为自治。如《新唐书•北狄传•黑水靺鞨传》有云：“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亦曰挹娄，元魏时曰勿吉。直京师东北六千里，东濒海，西属突厥，南高丽，北室韦。离为数十部，酋各自治。”
    因“治”字有“治学”之义项，故而“自治”亦可表示学者“以自身之力而从事研究”之意。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注（裴駰《史记集解》）中所云之“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公羊》《经》《传》凡有四万四千余字，故云‘文成数万’也”即是此意。
    与当今政治制度领域所言“区域自治”含义最为接近的史料出处，当属《汉书•南粤传》。其有云：“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此言见于汉文帝《赐赵佗书》。
    赵佗（？－前137年），真定（今石家庄市东古城）人。秦赢政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佗奉始皇命征岭南。略定南越后，任为南海郡（治所在今广州市）龙川（今广档龙川县令。秦二世时，赵佗受南海尉任嚣之托，行南海尉事。秦亡后，出兵击并桂林郡（ 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县西南古城）、象郡（治所在今广西崇左县），自立为南越王，实行“和揖百越”之策，使当地经济文化有所发展。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汉朝廷曾下诏赞誉赵佗政绩，封其为南越王，并派大夫陆贾出使招抚。赵佗接受诏封，奉汉称臣。吕后当朝，对南越实行货物禁运。赵佗三次上书无效 ，遂于高后五年（前183年）愤然独立， 自号“南越武帝”。 汉文帝登极伊始，便于前元元年（前 179年）下诏修葺赵佗先人墓（在今石家庄市郊区赵陵铺村东南），置守邑 ，岁时奉祀，接见赵佗故乡亲属，封官厚赐，还亲书《赐尉佗书》，派陆贾持书赴南越。赵佗遂取消帝号，回复《上文帝书》，表示臣服汉室、治理南越之心迹。 赵佗为开发岭南、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做出过贡献。而文帝“服领以南，王自治之”之决策，亦属于符合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英明之举。
    时至近代，殖民主义兴起，列强广置殖民地，尤以英国为多。而西方各国均注重制度建设，实施宪政成效斐然。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欲改良制度，派五大臣赴西洋考察宪政，户部侍郎戴鸿慈与焉。据《清史稿•戴鸿慈传》，五大臣“历十五邦，凡八阅月”，眼界大开。考察归国后，鸿慈等奏言：“验其民气，俄民志伟大而少秩序，其国失之无教。法民好美术而流晏逸，其国失之过奢。德民性倔强而尚武勇，其国失之太骄。美民喜自由而多放任，其国失之复杂。义民尚功利而近贪诈，其国失之困贫。惟英人富于自治自营之精神，有独立不羁之气象，人格之高，风俗之厚，为各国所不及。此民气之不同也。臣等观于各国之大势既如此，又参综比较，穷其得失之源，实不外君臣一心，上下相维，然后可收举国一致之益。否则，名实相悬，有可以断其无效者，约有三端：一曰，无开诚之心者国必危。西班牙苛待殖民，致有斐律宾、古巴之败。英鉴于美民反抗，而于澳洲、坎拿大两域予人民以自治之权，致有今日之强盛，开诚故也。俄灭波兰而用严法以禁其语言，今揭竿而起要求权利者，即波兰人也。又于兴学练兵，皆以专制为目的，今满洲之役，不战先溃。莫斯科、圣彼得堡之暴动，即出于军人与学生也。防之愈密，而祸即伏于所防之中，患更发于所防之外，不开诚故也。二曰，无虑远之识者国必弱。俄以交通之不便，而用中央集权，故其地方之自治，日以不整。美以疆域之大，而用地方分权，故其中央与地方之机关，同时进步。治大国与治小国固不侔也。德以日尔曼法系趋于地方分权，虽为君主之国，而人民有参与政治之资格。法以罗马法系趋于中央集权，虽为民主之国，而政务操之官吏之手，人民反无自治之能力。两相比较，法弱于德，有由来矣。”对各国之自治方式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分析。
    就我国近代境内各民族而言，最早明确允许“自治”之谕旨则见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据《清史稿•藩部传•和硕特部》记载：
    （乾隆）二十一年，诺尔布敦多克来归。萨拉尔等既定谋，阿睦尔撒纳侦知之，先备。诺尔布敦多克以兵击诸伊犁之诺罗斯哈济拜甡，不胜，偕萨拉尔间道行，由珠勒都斯至巴里坤。时沙克都尔曼济抵策楞军，诏令遗书其子图扪，以兵护牧。书未达，明噶特附阿睦尔撒纳叛，胁所部众。图扪不之从，挈戚属抵珠勒都斯，请内徙，上悯之，诏封多罗贝勒，赐银千两，赏双眼孔雀翎，谕由额琳哈毕尔噶往会沙克都尔曼济。有图什墨勒厄尔哲者，从大军剿阿睦尔撒纳，中道强取诺尔布敦多克属，诏责之，察所取以归。
    诺尔布敦多克及子鄂齐尔寻相继卒，诏以鄂齐尔弟博尔和津袭公爵，谕曰：“诺尔布敦多克旧牧与哈萨克接壤，恐或掠之。若欲徙归额琳哈毕尔噶，惟其便。”沙克都尔曼济携子图扪及博尔和津等由珠勒都斯至巴里坤，乞屯牧近地。副都统雅尔哈善以闻，谕曰：“沙克都尔曼济以旧牧乏生计，跋涉远至，殊堪悯恻。准噶尔频年不靖，诸部生计维艰。然使台吉等各收其属，安处游牧，以耕畜为业，善自谋生，不数年间，可复旧业。今沙克都尔曼济等虽暂处巴里坤，究非故土，难以久处。又喀尔喀附近之和硕特、杜尔伯特、辉特等，俱将遣归旧牧，且谕令各安生业，严戢盗贼。沙克都尔曼济等自宜仍归旧牧，但甫从远道至，遽令之归，不免困顿，可令暂处巴里坤附近地，赏给粮米如户口数。”复遣使谕沙克都尔曼济及绰啰斯汗噶尔藏多尔济、辉特汗巴雅尔曰：“尔等自入觐归牧后，遵朕谕旨，约束所属，守分安居，已逾一载，甚劳远念。今特遣官存问，并令赍赐食物佩饰，以示优眷。逆贼阿睦尔撒纳现窜匿哈萨克，苟延残喘。朕遣官兵征剿经年，时届寒冬，暂行撤还。第逆贼狡诈百出，傥遣人赴尔等游牧，诡计煽惑，尔等即行擒献。至沙克都尔曼济奏请游牧巴里坤附近地，已谕酌赐口粮，俟明春复赏给耔种，耕耨廋集额卜齐布拉克地，秋收后遣归旧牧。尔等其善自谋生，永享升平之福。”沙克都尔曼济寻献所部盗马者请论罪，谕曰：“厄鲁特劫夺成风，不可不严加惩创。尔等擒获窃贼，解送内地，甚属恭顺。嗣后可自治之。”由此可见，对于境内民族之自治政策，早在乾隆年间便已有之。
    综上所述，“自治”一词，于我国史籍中早已有之，且于“地方自治”、“民族自治”等制度领域屡见运用。当今作为我国根本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亦属原有所本；而“自治”一词，则属古词新用，且予以升华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