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天，是历代王朝重要的礼仪活动，而于天坛举行的祭天之礼，一直居于各种祭祀之首位。时至清代，满族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入关前，便建天坛并举行祭天之礼，而本民族又存在拜“堂子”而祭天之习俗。入关后，清廷承袭原有中原王朝于天坛的祭祀，同时亦延续满族于关外时在堂子举行祭天活动的作法。天坛祭天与堂子祭天孰轻孰重，关系如何？本文即运用相关史料进行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天坛祭祀
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谷”之场所，包括圜丘和祈年殿两大主要建筑。国家大祀中正月上辛祈谷,孟夏常雩,冬至圜丘之祭皆行于此，但第一功能仍为祭天。现存天坛建于明永乐时期，明廷每年皆在此行祭天之礼。而早在关外后金时期，便有天坛之设。据《清史稿•礼志一》，天聪十年（1636年），度地盛京，建圜丘、方泽坛，祭告天地，改元崇德。定鼎京师后，仿明制，一如旧贯。皇帝或亲祭，或遣官，皆沐浴斋戒，十分庄重。据《清史稿•世祖本纪一》，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多尔衮率清兵进入北京。十月初一，福临亲自到南郊行登基大礼。“冬十月乙卯朔，上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遣官告祭太庙、社稷。”十月十日，颁行即位诏书，宣布“今年十月乙卯朔，祗告天地宗庙社稷，定鼎燕京，仍建有天下之号曰大清，纪元顺治。” 这表明祭天活动是一代王朝正统地位之宣示，其他祭祀无能匹敌。《清史稿•礼志一》有云：凡祭三等：圜丘、方泽、祈谷、太庙、社稷为大祀；天神、地祗、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农为中祀；先医等庙，贤良、昭忠等祠为群祀。……大祀十有三:正月上辛祈谷,孟夏常雩,冬至圜丘,皆祭昊天上帝；……中祀十有二……群祀五十有三……。所有祭祀中，并无“堂子”之祭。由此可见，祭堂子一直未被纳入国家正式祭祀典礼之列。
二、堂子祭祀
堂子（满语作tangse）,是满族于关外时祭天祭神之场所。初，庶民百姓亦设有堂子。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下令民间禁设，堂子成为清代宫廷专有的祭天祭神之地。据《大清会典事例•堂子规制》载：“顺治元年（1644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昭梿《啸亭杂录》载：“国家起自辽沈，有设竿祭天之礼，又总祀社稷诸神祗于静空，名曰：‘堂子’……既定鼎中原，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建祭神殿于正中，既汇祀诸神祗者，南向前为拜天圆殿，殿南正中第一重为设大内致祭立杆石座次。”吴振棫《养吉斋从录》载：“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元旦必先致祭于此，其祭为国朝循用旧制，历代祀典所无。又康熙年间，定祭堂子，汉官不随往，故汉官无知者。询之满洲官，亦不能言其详，惟会典诸书所载。”由此可见，“堂子”建制与历代传统庙堂有显著不同，其拜天圜殿为北向，与汉制天坛之南向相反；且院内还设有属于皇帝、皇子以及八旗亲王、贝勒、贝子、公等的73个神杆石座，祭前插上称为神杆的松木杆，带有其民族自身的诸多特色。祭祀时，皇帝、皇子等各就各人杆下行礼，且不准汉官参与，更可说明其满族内部祭祀之属性。
三、二者异同
从祭祀时间考察，圜丘祭天例在冬至。而据《大清会典事例》，元旦，皇帝亲诣堂子圆殿行拜天礼。明末皇太极崇德元年规定：“每年元旦，躬率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外藩来朝王等，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拜礼。”从祭祀神灵考察，于圜丘祭祀昊天上帝（满语作abkai ezhen），而于堂子则祭祀天神（满语作abkai enduri）。在祭祀诸神排序中可以体味到，满族对天神之地位重视程度明显逊于汉族。据成书于乾隆年间的《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载高宗给内阁之《上谕》所云：“我满洲，禀性笃敬，立念肫诚，恭祀天、佛与神，厥礼均重，惟姓氏各殊，礼皆随俗。凡祭神、祭天，背灯诸祭，虽微有不同，而大端不甚相远。”其多重信仰之格局一目了然，只将天列于诸神之中与之并列，且未置于首位。其矮化天神地位之作法，与汉族习俗大相径庭也。
从民族心理层面考察，满族由于早期信奉萨满教，所以多神信仰和多神崇拜的理念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立国后，随着对汉制之承袭和对中原文化之接纳，作为天子，清代诸帝必须体现其受命于天而祭祀天坛，对最高天神即昊天上帝也必然会心存敬畏。但其既定国策是“国语骑射”，即刻意保持其民族特色，所以对原属于满族民间信仰的萨满文化，不仅未曾也不可能予以抛弃。相反，作为凝聚满族成员的一种手段，这种信仰一直被尊重并传承。所以，包括“堂子”祭天在内的一系列祭祀活动相沿未废，绵延不绝。
综上所述，清代天坛祭天与堂子祭天多有不同。一曰层面不同。天坛祭天属于国家政治层面的最高典礼，而堂子祭天属于民族层面之自家之祭，二者并行不悖。二曰时间不同，天坛祭天在冬至，而堂子祭天在元旦；三曰形式不同。清代天坛祭祀，由于属国家大典，例由朝廷命官组织并参加，主要突出政治意义；而堂子祭祀自康熙后不许汉官与祭，则借之保留满族独立性和古老习俗。到底孰轻孰重，只能是见仁见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