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有云：慎终追远。意即于丧葬之事必审慎认真对待之，以缅怀祖先之功德。墓碑与墓志铭，乃与丧葬密切相关之制作，为“慎终追远”之重要体现，在我国古代社会生活领域内地位突兀，影响深远。然若云其异同及溯源流变，则尚需娓娓道之。
    先谈谈墓碑。广义而言，碑乃所有文字刻石之总称，包括刻石、摩崖和墓碑等数种形制。考碑之起源，最初为古时立于宫庙前，用以识测日景（影）及拴系牲畜之竖石。后渐有于其上镌刻文字者，以作为纪念物或标记；亦用于镌文告，以昭传布。秦代及以前皆称刻石，汉以后称之为碑。而墓碑者，则专指立于陵墓地表之碑，于墓前墓后者皆有之，而矗于墓前者居多。上刻墓主之姓名、身份、生平、业绩等文字。《礼•檀公下》所谓“公室视丰碑”之碑即指墓碑。而“丰” 者，高大也。墓碑于秦代以前多为木制，本作悬棺入土之用；汉代起改用石制。最初皆埋入土中，后渐改竖于墓道入口处，称“神道碑”。古碑上方多留有穿孔，即为贯索引棺而下之遗痕也。碑上镌刻文字，以垂久远。最后改在地表之墓前墓后，遂成定制。东汉时起，立碑之风日盛，文体亦渐成定格，就碑文而言，则有文有铭。文者，文体为散文之谓也；而铭者，则指文体为韵文者。又，墓碑亦称墓表，以碑竖于墓上或墓道，以表彰墓主也。对历史研究者而言，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墓碑自然会有大小和形状之区别。若不加区分，权且可统称之为碑。而根据其形状不同而析之，碑又可分为碑与碣。据唐李贤所注《后汉书》云：“方者谓之碑，员（即‘圆’）者谓之碣。”意即从正面观察，上顶平平，正面呈长方形者称之为“碑”；而上顶为圆弧形、上小下大者称之为“碣”。另有一种说法，“大者为碑，小者为碣”，乃据《唐律疏议》引《丧葬令》："五品以上立碑，七品以上立碣。”以官位的高低来规定墓碑之尺寸，显然是碑制与官阶成正比，而具体规制未见记载。考历代史书，墓碑直接称作“碣”者甚为少见，仅有东汉永寿元年之《孔君墓碣》、柳宗元所撰之《唐故兵部郎中杨君墓碣》等数例。唐代曾于天兴三畤原（古称陈仓，今陕西宝鸡）出土春秋时代秦国刻石“石鼓”十枚，因其所刻文字乃记载秦国国君出猎之事，出土的地点又在陈仓。故而史称“猎碣”或“陈仓十碣”。然仅是其石形状与碣略近，而更接近于鼓，且又并非埋于墓地或土中，与真正意义上的“碣”相距远矣。因此称之为“石鼓”则更显贴切。
    完整墓碑应有碑首、碑身与趺座。碑首一般镌有龙、螭、虎、雀等动物造型以为饰；亦有无饰者，直为圭首，方锐圆椭，不一其制，则略显简陋。碑首有字谓之“额”。用篆书者谓之“篆额”；用隶书者谓之“题额”。碑身正面曰“碑阳”，一般刻有墓主封号、官阶、姓名等；碑身背面称“碑阴”，一般刻有碑文与碑铭、立碑者姓名、与墓主关系及立碑时间等；但也有例外。比如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之碑，碑阳、背阴竟无一字，史称“无字碑”。考其原因，并非武则天本人不想让后人评价自己之功过，而是另有原由。则天崩，其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李显虽是则天亲子，但却在其淫威下惶恐度日久矣，并几度险遭毒手。李显对其母滥施酷刑、滥杀无辜之暴行极为怨恨。则天先后毒死太子李弘（谥号“孝敬皇帝”）；废太子李贤（高宗第六子，谥号“章怀太子”）为庶人，后又逼其自杀。中宗李显（高宗第七子）当初即位不足一载，便被则天废黜皇位，贬逐出京。先后二十年间，李显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以至于每闻则天遣人来探，辄胆战心惊。李显长子李重润（谥号“懿德太子”），爱女李仙蕙（中宗第七女，谥号“永泰公主”）皆因出言不慎而被则天处死。更有甚者，则天晚年处心积虑，谋将皇位传给其武姓家侄。历经此番磨难而重登皇位，中宗虽不便公开发泄对其母之怨怒与憎恨，然亦无意再为其歌功颂德，一字不刻是为上策也。因此，则天皇帝留下一块“无字碑”亦在情理之中。趺座则多用赑屃。赑屃者，传说中之龙子也，善负重，以保墓碑之固稳也。因赑屃乃神物，即因传说附会而成，世间未曾或见。而其形状又颇似龟、鳖（实则仿龟、鳖之形而镌），故民间有“王八（鳖之俗称）驮石碑”之说。虽略显无知少文，然又颇为形象。墓碑之制至今仍在沿用，以记墓主之生平，以托亲友之哀思。
    中国传统社会素以等级森严而著称，阳界如此，阴间亦然。墓碑之作用主要是为死者名身份，所以其形制、大小，无不表现出等级差异。唐宋时准许一定级别之官员立碑于墓前，并规定五品以上墓碑为螭首龟趺，高度不得超过九尺；七品以上墓碑为圭首方趺，高四尺。明清时期等级区分更为细致：一品为螭首龟趺，二品为麒麟首龟趺，三品为天禄、辟邪（传说中的两种神兽）首龟趺，四至七品为圆首方趺，圆首的碑又称碣。碑身、碑首的高度、宽度以及趺座的高度也各有等差，最高等级的墓碑通高达一丈六尺。当时原则上庶人墓前不许立碑碣，但此禁令并未严格执行，一般人死后墓前亦大多立有石碑，只是体小制陋，又无趺座而已。故而只要远观碑制，墓主等级身份则一目了然。
    再谈谈墓志铭。墓志铭者，乃埋于墓中并刻有墓主传记之石刻。《神僧传》云：“宝志公殁，梁武帝命制铭于冢内。”所指就是墓志铭。一般而言，其往往于安葬时与棺椁一起埋于墓内。上面刻有墓主出生及卒葬年月，生平梗概，主要是姓氏、世系、官阶、事迹等。墓志又有“埋铭”“塘铭”“塘志”“葬志”等称谓。另有于墓室墙壁砖石之上书写或镌刻墓主之姓名、籍贯、生平等信息，称为“塞砖铭”，广义上亦应属墓志铭之范围。
    墓志乃由墓碑发展而来。考其原委，乃因东汉末年时，曹操曾严令禁碑，其后魏晋两代亦因循此令，故而世间墓碑日渐缺稀。然世人追念亡者之情愫仍望有所寄托，于是产生将地表刻石埋入墓中之形式。前已出土于河南洛阳，志文写明为东汉延平三年（公元106年）之《贾武仲妻马姜墓志》，据考是我国最早之墓志。可见墓志至迟在东汉时就已出现。在墓志铭规制定型之前，其形状各异，有圭首碑形、梯形方版、方形等，林林总总，形制多多。如清乾隆时出土晋代《刘韬墓志》，只一石，长二尺余，宽尺余，上尖下平，形似玉圭，称"圭形墓志"；方趺圆首与碣无别者，如《刘宝墓志》。若底、盖俱全，称为“一合”，如北魏的《元显隽墓志》、《冯邕妻元氏墓志》等。至北魏时，方型墓志成为定制。定型后形制为两块等大之正方形石版，上下重叠。刻有铭文者在下为底，刻碑额内容者在上为盖，刻有标题，即某朝某官墓志，有些尚饰有花纹、神像，盖文多为篆书，故又叫“篆盖”。至于志与铭之区别，所镌之文字多始以散文记死者姓名、籍贯、郡望、官爵、生平及生卒年月，称之为"志"；而文末多有数句四言韵文加以概括并表达悼念之意，称之为"铭"，而合称则为"墓志铭"。禁碑之令废除后，此风仍不改，从而造成墓碑矗于上，而墓志藏于下之格局。内外呼应，相得益彰，乃历史惯性及合力使其然也。
    墓志铭大行于隋唐，特别在唐代最为繁盛，数量远胜六朝，至今见于著录者即有两千余种，仅张舫的《千唐志斋》所录即达1250种。宋元及以后则数量锐减，但沿袭至清末仍在使用。民国以后，移风易俗，西式葬法逐渐推行，碑墓合一之制日盛，墓志铭之作渐衰。至新中国成立，丧事从简，并推行火葬，墓志铭之制已鲜见于域中矣。
    由于墓志铭深埋于地下，较之矗立于地表之墓碑更易保存而少有损毁，可以称之为地下档案资料，最为直接、最为真实，因而对于历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之研究均有重要价值。首要者乃考古价值，多可补充或纠正历史文献中之阙遗与舛误。如1974年河南省浚县出土的唐代《上柱国邢国公李密墓志铭》，得以弥补新、旧唐书无李密安葬记载之缺陷，同时亦纠正了旧唐书中关于李密安葬地点之错误。其次为艺术价值，历代许多墓志铭堪称文物珍品，撰、刻墓志铭之作者，多系历代书法、金石、文学名家，素为学术界所重视。因此，亦是研究文字演变与书法艺术之珍贵资料。例如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所撰《柳子厚墓志铭》，不仅文笔生动，感情真挚，脍炙人口，且书法拓片至今仍为后人临摹之法帖。同时，由于其具有一手资料之可靠性，可作墓葬断代之确证，因而具有相当珍贵的学术价值，被历代史家所重。
    总而言之，墓碑与墓志铭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宝贵遗产，值得社会各界重视、保护与研究。而就笔者而言，能有助于同好了解二者之来龙去脉与形制异同，则吾心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