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正史典籍即《二十四史》中，未见“中国文化”这一词组现身。但在准正史《清史稿•属国传•琉球传》中，有“（康熙）五十八年，琉球国建明伦堂于文庙南，谓之府学，择久米大夫通事一人为讲解师，月吉读圣谕衍义；三六九日，紫金大夫诣讲堂，理中国往来贡典，察诸生勤惰，籍其能者备保举。八岁入学者，择通事中一人为训诂师教之。文庙在久米村泉崎桥北，创始于康熙十二年。庙中制度俎豆礼仪悉遵会典。琉球自入清代以来，受中国文化颇深，故慕效华风如此”之记载。考虑到《清史稿》成书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所以“中国文化”的概念应是在清末民初这一时间段内开始形成并广泛使用。但“中国”与“文化”二词之单独出现并使用，则绵延数千载，源远流长，追而溯之，颇具兴味。
一
考汉语“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梓材》。其有云：“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范围所指，仅仅是周人对自己所居关中、河洛地区而已。至春秋时，“中国”之涵义逐渐扩展到包括各大小诸侯国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后，又随着各诸侯国疆域的展拓，“中国”亦不断向周边延伸。而最终成为当今雄据东方的泱泱大国之名。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为夏朝。其时，黄河流域所居之先民自称“华夏”，或简称“华”、“夏”。“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有“楚失华夏”之语。唐孔颖达疏云：“华夏为中国也”。从字义上来讲，华者，美也，夏者，大也，连缀而用之，其词义雍容至美。
而考“中国”一词之本义，当为中原各诸侯国，中者，居中之意也；国者，诸侯之封国也。华夏诸国分别将南北东西四境诸民称为蛮、夷、戎、狄，而自称为“中国”。因参照体系不同，其所指亦有差异。大致可分为以下六个层次：一是指京师(首都)，如《诗经•民劳》所注：“中国，京师也”。二是指天子直接统治地区，即京畿。如诸葛亮曾对吴主孙权云：“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三是指中原，如《史记•东越列传》云：“东瓯请举国徒中国”。四是指内地，如《史记•武帝本纪》云：“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五是指诸夏之裔居住之地，如《论语集解》云：“诸夏，中国也”。六是泛指历史上华夏或汉族所建立的政权，《史记》、《汉书》中此类称谓不胜枚举。自汉代始，朝野上下和文人学士习惯于将汉族所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因此，当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便也多以“中国”自居。如鲜卑人建立北魏，自称“中国”，而将南朝称作“岛夷”；同一时期汉族所建之南朝虽迁离中原，却亦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称北魏为“魏虏”。又如在宋辽金对峙时期，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皆自称“中国”，且互不承认对方为“中国”。因此，在古人心目中，中国既有地域之定位，又有文化之传承，同时兼有正统之含义。
正因为“中国”一词属于带有多重含义的复合体，故而其所指范围，也一直随着时代的推移而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扩展过程。当《尚书》上出现“中国”一词时，其所指仅仅局限于关中、河洛一带；而后又扩展至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秦汉以降，又将不属黄河流域但在中原王朝政权统辖范围之内的地区皆称为“中国”。“中国”一名终于成为我国的通用名号。19世纪中叶以来，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中国”则成为隶属我国版图之内全部领土之专用名词。
颇为有趣者，乃“中国”一词之出现与应用虽已有近3000年的漫长历史，但事实上它仅仅是一个世世代代根植于炎黄子孙的心灵深处，最初由地域观念衍生而来，又带有文化本位的一个历史符号。从夏、商、周起一直至清末，王朝递嬗，政权更替，几不可胜数，却从来没有一个王朝或政权曾以“中国”作为正式国名。“中国”正式作为国名，始于1912年中华民国之建立。国际上通称Republic of China，简称China(“中国”)。至此，“中国”一名才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他国之人遂逐渐耳熟能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际上通称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仍简称为“中国”，“中国”之名更令世人刮目相看。
“中国”之别名，除上述的“华夏”外，尚有“中华”、“九州”、“四海”、“神州”等多种称呼。“中华”即“中国”与“华夏”之连缀缩写，最初指黄河流域一带广大地区。《春秋穀梁传》卷一，《隐公•注疏》有云：“仲子乃孝公时卒，而云‘来’者，秦人能远慕中华君子，恕而不责其晚，故言‘来’，又书时。”之语。随着版图的扩大，凡属中原王朝所管辖的地方都统称为“中华”，泛指全国。唐代韩偓曾有诗云：“中华地向边城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已把“中华”与“外国”对举。所以，“中国”亦可称中华，简称“华”，中国人侨居海外者便可称“华侨”，入他国国籍者则称外籍华人。
“九州”之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中有“禹别九州”之语。其它古籍如《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吕氏春秋》中亦有“九州”的记载。尽管具体的州名有所差异，但记载州数均为九个。九州之名最为流行的版本是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而“州”成为正式行政区划是在东汉时期。而后代“州”越分越多，越分越细，有直隶州、散州、羁縻州等名色，辖区范围亦呈缩减之势。而“九州”之名目却相沿未废，且成为中国之代称。
另外，古代中国曾有“四海”之称，以古人认为九州四境均有海水环绕而得名。战国时，因航海技术发展而眼界渐阔，齐人邹衍凭一时灵感，提出“大九州”之说。他认为，《禹贡》之九州合之只能称之为一州，名“赤县神州”；同样大小之“州”共有九个，仍不过是裨海环绕之小九州；如此大小之小九州共有9个，即组成大九州；大九州四周为大瀛州所环绕。故而“神州”只占天下八十一分之一。事实证明，此说纯属主观想象，但“神州”之名却一直沿用至今。
古代印度、希腊、罗马等国之人，称中国为Cina、Thin、Sinae，近代以降，诸多国家几乎都用与上述诸称音近之词而为中国命名。中文译音有支那、脂那、至那、希尼、震旦等名目。其实皆是“秦”字之外文对应，或以为乃自“丝绸”之“丝”演绎而来。也有人认为源出“瓷器(china)”之“瓷”或闽南话之“茶”。而俄罗斯将中国叫“契丹”，显然是另有缘由。契丹族曾建立辽朝，武力强盛，控制过整个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铁骑所至，所向披靡。而当时身处东欧平原之俄罗斯人尚刚刚从洪荒满目中逐渐兴起，初闻东方惟有契丹，故称中国为“契丹”，亦不必怪其孤陋寡闻也。
二
汉语“文化”一词，当今可谓耳熟能详。其出现频率之高，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之密，其他词汇难有其匹。但其最早出处安在，其所指为何，却关注者寡。
搜检《资治通鉴》，得“文”、“化”二字连结一起之出处11项，但考察其内容，皆是指宇文化及之事迹，如《陈记》九中之“煬帝江都之禍，宇文化及得之”便是。当与“文化”无涉。
搜检我国古籍《十三经》，亦未见“文化”一词现身。但《易经•贲卦》之《彖传》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以“人文”、而“化成天下”，用当今用语诠释，则是指用礼仪、风俗、典籍，以教化天下苍生。此处文与化虽未连结成词，但已有当今“文化”所指之意。
在西汉时刘向之《说苑•指武》中，有“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的“文化”是指以文治为法，以礼乐典章制度为依据而教化臣民。其意已与当今“文化”之所指十分接近，这也是当今学界所掌握的“文化”一词最早出处。
搜检《二十五史》，得文化之出处111项。但审慎甄别，不少出处“文”与“化”二字虽前后连缀，但并未组成一个名词。如《陈书•后主沈皇后传》有“及炀帝为宇文化及所害，后自广陵过江还乡里，不知所终”之语便是。经排查，上述情况共有87处。而真正将“文”“化”二字组成一词者，共计24处。
《南齐书•高帝纪》有云：及至权臣内侮，蕃屏陵上，兵革云翔，万邦震骇，裁之以武风，绥之以文化，遐迩清夷，表里肃穆。此处文化与武风相对，含义与当今本词含义颇为相似。可视其为正史中最早出处也。
《南齐书》为南朝齐梁之间萧子显撰，子显字景阳，乃南齐开国之君高帝萧道成裔孙，豫章王萧嶷之子，梁时曾出任吏部尚书，颇具文史才能。其生卒时限大致在南齐武帝萧赜永明七年（公元489年）至梁武帝萧衍大同三年（公元537年）之间。其所撰《南齐书》多取材于檀超、江淹等所撰《国史》。据今约1500年。1500年间出现24次，平均大约每62年出现一次，足见其出现频率并不很高。
细究文化一词衍变轨迹和含义所指，亦颇有兴味。《旧唐书•音乐志》三有云：“经纬两仪文化洽，削平万域武功成。”“既荐羽旌文化启，还呈干鏚武威扬。”《旧唐书•李纾传》：诏曰：“帝德广运，乃武乃文，文化武功，皇王之二柄，祀礼教敬，国章孔明。自今宜上将军以下充献官，余依纾所奏。” 此处其与武功、武威相对，皆是“以文化之”之意。
《旧唐书•韦辞传》：韩、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旧唐书•文苑传》下《司空图传》：赞曰：国之华彩，人文化成；《新唐书•舒元舆传》：（舒元舆）元和中，举进士，见有司钩校苛切，既试尚书，虽水炭脂炬餐具，皆人自将，吏一倡名乃得入，列棘围，席坐庑下，因上书言：“古贡士未有轻于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夫宰相公卿非贤不在选，而有司以隶人待之，诚非所以下贤意。罗棘遮截疑其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诗赋微艺，断离经传，非所以观人文化成也。臣恐贤者远辱自引去，而不肖者为陛下用也。今贡珠贝金玉，有司承以棐笥皮币，何轻贤者，重金玉邪？” 上述三处“人文化成”，严格意义上讲两字未组成名词，却是取《易经》中“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意。
《新唐书•南蛮传下•骠传》：舞“奉”字，歌《海宇修文化》。此处“文化”作宾语，正式以一个固定名词面目出现。
《旧五代史•附录跋》：窃意是时南朝先已摈废《薛史》，北朝文化自知不逮，故起而从其后，自是其书遂微。此处将南朝与北朝相比较，北朝“文化”逊之，足见“文化”已有程度之分。
《宋史•职官志八•合班之制》昔者讲求典礼，晋国以清，考核名实，汉朝称治，当文化诞敷之际，是旧章咸秩之时，跂见太平，正在今日矣。
《辽史•外国传五•注辇传》：神武不杀，人文化成。此处用意与《易经》同。
《辽史•属国表》：高丽进文化、武功两殿龙须草地席。可知辽朝时曾以“文化”作为宫殿之名，足见其于“文治教化”之殷殷切切者也。
《元史•洪福源传附洪君祥传》：秋，改辽阳右丞，请于朝：宜新省治，增巡兵，设儒学提举官、都镇抚等员，以兴文化，修武备。表明元朝亦倾心于“兴文化”，而由“儒学提举官”等负责之。
《元史•忠义传三•刘耕孙传》：乃为建学校，求民间俊秀教之，设俎豆习礼让，三年文化大兴。此处以学校与文化正式发生联系，其所指当与时下更为接近。
《元史•外夷传二•安南传》：其略曰：“祖宗以武功创业，文化未修。朕缵承丕绪，鼎新革故，务一万方。适大理国守臣安抚聂只陌丁驰驲表闻，尔邦有向风慕义之诚。念卿昔在先朝已尝臣服，远贡方物，故颁诏旨，谕尔国官僚士庶：凡衣冠典礼风俗一依本国旧制。已戒边将不得擅兴兵甲，侵尔疆场，乱尔人民。卿国官僚士庶，各宜安治如故。”此处文化所指为“缵承丕绪”、“衣冠典礼风俗”，表述十分明确。
皇皇《明史》，竟未找到“文化”一词之痕迹，实令人遗憾者也。
由于《清史稿》乃民国初年成书，文化影响急剧扩大，故而此词出现频率明显增加。笔者经穷搜细检，于《清史稿》中共寻到文化之出处9条，现分列于下：
《清史稿•选举志一•学校条一》：是时天子右文，群臣躬遇休明，翊赞文化，彬彬称极盛矣。
《清史稿•曾国藩传》：礼聘名儒为书院山长，其幕府亦极一时之选，江南文化遂比隆盛时。
《清史稿•饶应祺传》：又规复丰登书院，创修府志，文化蔚兴，士民为立生祠。
《清史稿•李端棻传》：值回寇乱后，荒服道亘，前使者试未遍，端棻始一一按临，文化渐振。
以上4条，文化皆与学校、书院和考试相联系，足见其与教育建立起密切联系，相辅相成。
《清史稿•儒林传四•孔荫植传》：圣主贤臣，莫不以提倡文化为己任。此处已将是否提倡文化，作为主是否圣、臣是否贤的一个重要标准。
《清史稿•邦交志六•日本条》：（同治）九年，日本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赍外务卿书致总理各国事务署，略曰：“方今文化大开，交际日盛。我近与泰西十四国订盟。邻如贵国，宜先通情好、结和亲。而内国多故，迁延至今，信谊未修，深以为憾。兹令前光等诣台下，豫商通信，以为他日遣使修约之地，幸取裁焉。”
《清史稿•戴鸿慈传》并奏言：“中国地处亚东，又为数千年文化之古国，不免挟尊己卑人之见，未尝取世界列国之变迁而比较之。甲午以前，南北洋海陆军制造各厂同时而兴，声势一振。例之各省，差占优胜矣。然未尝取列国之情状而比较之也。故比较对于内，则满盈自阻之心日长。比较对于外，则争存进取之志益坚。然则谋国者亦善用其比较而已。”
《清史稿•属国传一•朝鲜传》：琉球自入清代以来，受中国文化颇深，故慕效华风如此。
《清史稿•文苑传三•林纾传附严复传》：穷无所之，日人聘讲东方文化，留东数年，归。
以上4条出现之文化，均出现于与外国交流领域，其中关于“文化大开，交际日盛”、“数千年文化之古国”、“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等提法，已完全与当今文化之定义相互吻合。
其实，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化”一词，是19世纪末从西方引进而来。当时学界先贤在翻译英文Culture时，运用了“文化”一词与之对应，堪称巧思绝对，颇具匠心。查《美国传统词典》，（Culture）字源意义为：“广泛传承的行为规范，信仰，制度和所有其他人类劳动及思想产品的总和。广义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是指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意识形态等人类精神产品的社会意识形式。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有历史继承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其反映着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水准。”因对译关系，上述定义也就是当今汉文“文化”一词之定义。
综上所述，“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汉时著名学者刘向所撰之《说苑•指武》，但其意旨在《易经》中即已存在；后应用日广，并与教育发生联系；清代时逐渐用于国际交流领域；19世纪末叶，学界先贤在翻译英文Culture时，运用了“文化”一词与之对应，虽是典型的古词新用，但十分贴切自然。其后便被普遍应用于诸多领域，成为当今最强势的名词之一。
时至晚清，国门大开；清末民初，域外文化输入强劲，欧风美雨势不可当。在巨大的参照系面前，将“文化”一词冠以“中国”，以区别于外来文化，也就顺理成章，“中国文化”词组也就应运而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