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如梭，流年似水。转眼间，王国维先生自沉昆明湖已经整整八十年了。这八十年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沧桑巨变，当时的一切显得是那样遥远，那样朦胧。
    1927年6月2日上午， 作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学术大师之一，王国维先生在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噩耗甫传，顿使海内外士林中人惋惜惊愕，震悼缅怀。人们在深惋其“中道而废”之时，亦竞相揣度其突然自沉之原因。
    八十多年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激荡变革之中，政坛白云苍狗，燕京风雨飘摇。1924年，冯玉祥兵临城下，逊帝溥仪被逐出宫。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南军势如破竹，北军冯阎等部先后易帜，北洋政府摇摇欲坠，京畿内外草木皆兵。原本如世外桃源的清华研究院也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就常人看来，这些变故对王国维先生这样一位靠学问立身而又待遇优厚、地位稳固的名教授的境遇而言，应无任何不利影响，所以大可作壁上观。然据时人回忆，其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惴惴不安。而环顾四周，知己凋零。罗振玉携眷东渡，梁启超养疴津门，便有心声，何人可诉！6月2日早晨，王国维与研究院办公室秘书侯厚培借款3元（一说5元）,接钱后便雇人力车急行而去，自此竟与世永诀。校方与家人多方打探，后从车夫处得知一长者已去颐和园。众人急趋至寻觅，最终在排云殿鱼藻轩下湖水中觅得遗体。国维身后，家人在遗物中发现其死前一日所写遗书。遗书条理清晰，文字严谨，足见其绝非一时冲动，而是熟虑之果。遗书开篇“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成为80年来推断其自沉之因的依据。
    在死因诸说中，殉清说最为强劲。国维身为前清遗老，对朝廷忠贞不二，对逊帝溥仪感激涕零。因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出身的旧制，降大格钦定只有秀才出身的王国维入直“南书房”，真乃旷世隆恩也。君困臣忧，君辱臣死。目睹“覆巢”之将再，却无力相助于万一，惟以自杀而完其节也。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比之，应在情理之中。
    而更令世人所信服者，乃陈寅恪先生所持的“文化殉节”说。陈与王同为清华导师，同为以“传承国粹”自命的饱学之士，且同气相求，相交甚恰。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指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与其说是对王死因之解释，不如说是他是以自身感悟以阐释国维内心之痛楚。
    王国维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为表怀思之情，特立碑以昭示于无竟。并将刻石之词托付于陈寅恪先生。寅恪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确，作为学者，其著述有被埋没的可能；其学说肯定也会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最值得称道者，无疑是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追求。而这也是陈寅恪先生保持终身的理念。正所谓虽阴阳阻隔，但二人相知之深，断无其匹也。
    就性格而言，人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乐观主义者，一种是悲观主义者。 乐观其实只是一种性格，一种精神状态，与自身条件、境遇好坏关系不大。真正的乐观主义者即使遭受九十九次失败，也能从一次的成功中得到莫大的快乐，甚至是一百次失败，也可在对成功的憧憬中获得安慰；而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即使获得九十九次成功，也可在一次失败后变得萎靡不振，甚至痛不欲生。前者容易满足，但失于平淡；而后者哀怨伤感，伴随着痛苦和压抑，体味着悲壮与深沉。当然就诸多个体而言，往往介于上述两种极致状况之间。而就个人感受而论，则亦难免左右游离，其平均值越过中线而接近哪种极致，则可归于某个类型。王国维先生是典型的悲观主义者，最终竟以一种壮烈结束了本不该戛然而止的一生。
    王、陈二位先贤对传统文化之深爱着实令人感动。在八十年后的今天，仔细思量，我对两点感触至深。其一，或许是由于性格的原因，王国维先生对数千年一以贯之、未曾中断的中华文化体系的生命力和修复力的估价过于悲观。经过几代中华优秀儿女的前赴后继，中华民族得以摆脱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们更日益感到传统魅力的巨大无比，文化张力的势不可当。其二，二位先贤的追求与境界是那样高远，以致时至今日，环顾神州赤县，仍是同道寥寥，更鲜有能以此为追求者。真是愧对故人也。
    审视历史，学术的发展进程漫长而坎坷，对古老的中华文化而言，更当如此。回首过去不难发现，在不同时期，学术主流取向风格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往往在社会纷乱无序、心灵被痛苦扭曲的时代过后，便会出现一个精神史上极度自由、极度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期。而这种自由、解放也必然会通过学术而展现出来。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经学传统的断裂，使我们这一代学人与王国维先生等国学大师的知识结构几乎无法比拟，每每阅读那一代大师的作品，均会产生一种懊丧和自卑。而更为懊丧和自卑的，却是我们理念上的滑坡和人格上的缺损。我们不仅应当尽快修复和弥补学术上的鸿沟，更应提高理念方面的差距。不然，我们必定会受到后世的诟病甚至是鄙视。
    在文化沉沦之际，殉道不失为一种壮烈，无殉道者的沉沦是一种悲哀的沉沦，王国维先生无疑是以生命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而文化提升的时代，传道、释道与弘道当是学人责无旁贷的使命。我以为，怀念王国维先生的最好方法，就是继承他的遗志，将他对中华文化的热爱继续延续下去；同时也要超越时代的窠臼，不以一朝一代的兴亡而断言中华文化之起落。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变为现实。望大雅君子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