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12日凌晨，吾师钟翰先生在被病魔折磨了近两年之后，那颗坚强的心脏最终停止了跳动，从而走完了他九十四年漫长坎坷而又辉煌充实的一生。早上八点半，大师姐定宜庄伴随着抽泣将噩耗告知于我。从她那沙哑的声音中，我能感觉到她发自内心的悲痛与伤感。放下电话，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尽管这个消息已在意料之中，但仍然难以接受。我至今仍然觉得，先生不会离去，他仍然像往常那样谈学讲道，评古论今，眉飞色舞，手势连连。从那天起一直到现在，我的情绪一直莫名地低落，怅然而若有所失。看到阶前飘零的落叶，便引出哲人其萎之无奈；遭遇扑面而来的寒风，则辄发造化无情之感慨。最是文人无本领，既不能减轻先生之病痛，留住先生之生命；又不能为其家人伸出援手，分担悲苦。思来想去，只能将真情实感作文一篇，以聊表缅怀哀惋之情。
    自1994年得入先生之门，今已十又三载。光阴似箭，恍然如昨。在当今这样一个教授遍地，“大师”满眼的时代，能投到一位名副其实的名师教授的门下，是何等不易，又是何等幸运。然而幸运竟降临到我这样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资质平平而又定力甚差的愚人头上。每每想来，总觉得不可思议，只能由衷感谢上苍的惠顾和先生的错爱。然而尽管是惠顾与错爱，却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甚至可以说是再造了一个新我。
    先生长我44岁，应属祖父辈份，且在学界有泰斗之誉，而给我最深刻的感受，却恰恰是先生的平易近人，从不摆谱。不仅每次拜访先生均要亲自迎送，且赠书皆题以“永君同学兄指正”，真是令我诚惶诚恐，不知如何是好。考其原由，大概是先生出身寒素，向无依凭，完全靠个人努力，艰难跋涉，步步为营，久之便形成了为人低调，温良恭俭的处世风格。岂不知，“苦大仇深”、历尽坎坷之辈，一旦得势，颇不乏居高临下，气指颐使者，具体例证俯拾即是，不胜枚举。而先生能将谦逊美德保持终身，当属难能可贵，是美好人性光辉之闪耀与发散。
    回想起十几年来，先生打电话召我，第一句话总是问：“你有时间吗？有时间的话能不能来一趟？”客气得简直让人承受不起。其中只有一次除外。那是1998年9月29日上午10点左右，我打电话问先生有没有事情需要我做。先生张口便道：“你马上来！”我感觉大事不好，拔腿便往先生家赶，见34单元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我心里一紧，蹿上三楼，只见120急救站的工作人员正把担架铺在客厅的地板上。再看床上，涂师母双目紧闭，鼾声如雷。急救人员加上司机只有三人，而抬担架需要四人，所以先生叫我赶来，正好凑手。把师母放在担架上往楼下抬时，她的一只手恰好搭在我手上，冰凉冰凉，我预感到凶多吉少，师母于当天下午五点离开人世。我们帮先生在客厅布置了灵堂，我把师母的一张近照放大，摆在灵堂正中。像框里的师母神态安然，慈祥平静。自此，师母的遗照一直陪伴着先生，直至最后。先生撰写的《悼妻文》，可谓悲凉真切，字里行间蕴涵着患难夫妻相濡以沫的缕缕亲情。记得有一次，我曾与先生谈道，当今时兴找后老伴，既可照顾您生活，又能减轻子女负担。先生当时凝望着老伴遗像对我说：“还真有人给我写信，这人40多岁，家住东北，说她一直崇拜我，现在愿意陪伴我生活。别人的事我不管，可我管得了我自己。一是我不能对不起我老伴，二是我不能老了老了，再坑害一个女人。”语气之坚定，堪称斩钉截铁。此后该话题便从未再提起过。
    先生十岁时，入私塾读经，后又长期就读于教会学校，并曾于中学时代正式受洗，皈依基督。但就我观察，其心灵深处的情感色调仍具有鲜明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先生出身农家，师徒父子的传统理念一直影响着他的行事为人。他少小离家，漂泊在外，一直有把业师当做家长的古老情结。1934年，先生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从此出入洪煨莲、邓之诚二位先生之门，成为洪、邓二位大师的得意门生，并将师徒兼父子之真情厚谊保持终生，历经磨难，老而弥笃，确令人钦羡不已。先生每每提及与二位恩师之过从，经常是双目中蕴涵着泪水，言语中荡漾着真情。当然，师生之间的交往，不是一厢情愿，而要靠双方之互动。就我观察，先生与洪师关系虽属紧密，但师生色彩更加明显。因洪师早年留学美国，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家族观念相对淡薄，且更欣赏英语和其它外语水平高的弟子；先生英语水平不属出类拔萃，所以不是洪师目中最得意的门生。但先生对洪师一往情深，终生不逾。路遥知马力，先生以一生忠厚，于晚年时终于赢得了洪师的最高信任，被托付将私人藏书赠予国家。先生谨遵师命，完成了这一遗愿。先生还与同门诸学长翁独健、周一良等诸先生一同将出版《洪业论学集》之稿费捐出，作为“洪业奖学金”基金，奖励北大、民大等两校历史系本科生、研究生，同时作为对恩师的纪念。1982年，先生应邀访美，时洪师已谢世逾二载。先生趋至恩师墓前，行跪拜礼，并洒扫祭奠。凝望遗像，老泪纵横，徘徊良久，不忍离去。此后，先生与恩师后人二十余年间书来鸿往，多有交游，以延旧谊。
    先生与邓师的交游，则属典型的师徒兼父子类型的典范。邓师是清闽浙总督邓公廷桢曾孙，数代簪缨，世家风范。然世家子弟往往不置生业，故而多将传道之愿寄予弟子。先生对邓师之才学人品心悦诚服，便望门投之。师亦激赏先生之勤奋好学，师生情义与日俱增。邓师著述素以行文酣畅、文采飞扬著称于世，时人有“文曲星”之目。且工诗赋，喜收藏，通金石，擅篆刻，有古名士风。先生则刻意模仿邓师行文风格，每有习作，必呈请批阅。师亦逐字润色，多予指点。先生行文风格，喜以文言写作。且以“字斟句酌，不坠空谈；惜墨如金,方谓自重”为法，颇得邓师着文要领，并传其学也。在与邓师数十年的交往中，先生几乎是以师为父，侍奉至谨，寄情甚殷。日寇占领北平期间，邓师被捕，释放后“不食周粟”，生活来源断绝。先生即赴天津从商，赚钱支撑恩师家庭达数年之久；先生新婚，应邀在邓师家居住一年，与家庭成员无异；邓师病危期间，先生以右派下放沈阳，嘱妻代其侍奉左右，并料理后事；后应邓师家人之请，先生为师撰就并题写碑文；邓师所撰《五石斋日记》手稿一直由先生保管等等，上述一切足以表明，先生视邓师为父，而邓师亦视先生为子。
    正因有这样的经历，使得先生对弟子的关怀，亦颇与父爱相仿佛，这是我们一门师兄弟共同的感受。就我个人而言，因办公地点离先生家很近，加之坐班联系方便，十几年来与先生交往较多。师徒二人经常促膝而坐，其乐融融。一次，先生命我陪同赴人民大会堂出席国际清史研讨会，因出发时间早，故邀我住在先生家中，但因怕叨扰先生而未敢从命；2003年8月先生九十华诞，在昌平举行学术研讨会，先生命我同住，我陪伴先生两天两夜，为师侍奉汤饭，铺床宽衣，晚间比床而卧，谈笑风生，当时觉得先生就像自家祖父或父亲，是那样亲密无间，那样轻松和谐。感情来不得半点牵强与造作，先生的魅力就在于平易而亲切。一个人在其最后的岁月，往往会因绝望而顾不上颜面，但先生一直到最后仍保持着智者的豁达。今年中秋节前一天的9月24日下午，我去先生家探望。当时他躺在卧室的床上，面容清癯，体力微弱，但思维依然清晰，目光仍然明亮。他望着站在床前的我说，今天我觉得你怎么这么高大啊？我说怎么可能？只能越来越抽抽。他听后微微一笑，平静地对我说，我才是越来越抽抽，那最后一天看来马上就要到了。我当时一阵莫名的伤感不禁油然而生。第二天，先生便再次住院，且病情急转直下，再也没有回来。12月19日，先生葬礼在八宝山举行，我们众弟子为先生守灵。待告别先生的众人离去后，我们含泪簇拥到先生遗体前行礼。姚念慈师兄问我，你准备行什么礼？我说我不管别人，我是要行跪拜礼，他说他也准备这样做。当我们走到先生跟前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跪在地上，为先生叩首，真是泪眼纵横，哭声一片。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儿膝盖有黄金，我上一次含泪下跪，是送别我父亲的时候。而此次这一跪也是我所必须要做的，不然则难表对先生的怀念感激之情，不跪，我将遗憾终生。先生也承受得起这一跪，因为他对他的恩师也是这样做的，且对弟子有值得跪送的恩德。
    几周以来，先生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眼前，使我不断回味十几年来从先生那里得到的一切。的确，一生中能遇到一位有能力提升自身价值、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无疑就是贵人。我不禁想到，自己虽然侥幸考取北大历史系研究生并获得硕士学位，但投到先生门下时，尽管已是三十七岁的年龄，却尚未正式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未精读过一种经典，对前景更是一片茫然。先生不弃，把我收在门下，几乎是从头教起。他第一次上课就问我，你读过几种经典？比如《四书五经》和《道德经》，哪一经熟悉些？我说大致都浏览过，但没有一经熟悉。先生认真地说道：要认真读，逐字逐句读。对于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而言，没有几部经典垫底，学问就飘然无根，要下大工夫。《四书》中，要着重读《论语》和《孟子》，《中庸》和《大学》篇幅短，掌握要容易些。《五经》也很重要。在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但也各有侧重。文学的源头在《诗经》，史学的源头在《尚书》，哲学的源头在《易经》，都要好好读。自此，我硬着头皮开始硬啃这些古籍，并从如坠五里云中到逐渐有所感悟。现在回想起来，尽管当时已有史学硕士和博士生的虚衔，且自我感觉良好，但竟然一部经典都没认真读过，真是汗颜。后来我经常想，当下，连史学博士居然都不用读经典，那经典到底丢给谁来读？在那些飘然无根的学问大行其道的当今时日，先生的教诲简直就是空谷足音、大雅不作也。
    先生秉承邓师家法，对文字工夫要求甚严，绝不满足于文从句顺，而是要行云流水。他对当今流行的行文风格表现出较强烈的不满与忧虑，多次提到要借鉴清代桐城派散文的行文风格。先生强调，邓师行文风格便是以桐城派为基础，经过自身摸索而形成。先生总结归纳为“采文言句式而慎用之、乎、者、也；史料力求准确可靠，立论力求精当公允，行文力求洗练流畅，结构力求紧凑合理，不用乖僻之字，不引艰深之典，不坠无谓之谈，不惜文章短小。他强调，学者要自立于学林，就一定要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与特色。谈及白话文体，先生在肯定其为当今潮流的同时，曾批评道：满纸“的”、“了”，实令人不忍卒读。先生要求，写文章要有炼句意识，逐字敲打，平仄亦当考虑，读之琅琅上口的原因殆在此也。关于节奏的掌握，先生认为以四字为一句最为适宜，但也不能没有变化，不然则显得生硬刻板；要兼用三字、五字者，六七字一句偶尔也可用之，但再长则不美，有让读者喘不过气之嫌。先生援引桐城三祖姚鼐所提倡的“义理、考据、词章”等三方面为标准，并以当今学术话语予以阐释。认为“义理为思想性，即构筑理论之框架，属于哲学层面之精神关怀；考据即学术性，乃取舍史料之方法，属于史学层面之学术功力；词章即可读性，即结句行文之风格，属于文学层面之造诣水平。故而就现代史学而言，其根基不仅在史料之考据，哲学层面之义理当居首位，而文学层面之词章亦必不可少。这种具体而明晰的指导，使我很快便茅塞顿开，行文水平大见长进，饮水思源，皆先生指点迷津之功也。
    先生与我聊得最多也是我最喜欢听的，是他所经历的那些趣闻佚事，诸多片段耐人寻味，难以忘怀。例如关于取名，按家谱“国家显忠臣”之顺序，先生属忠字辈，因生于民国二年，汉民族精神复苏，故得名“忠汉”。直至临去长沙求学前夕，席宝田（东安县耆硕，曾国藩爱将，因擒获太平天国幼天王而赠太子少保。先生之伯父长期在席家当差，故有世交之谊）嫡孙席式乾对先生曰：“忠汉之名过于直白，我为尔取字为“钟翰”如何？王是指王羲之，钟是指钟繇，翰乃翰墨，可预示尔将来写一笔好字；钟亦可诠释为钟情，翰兼有书翰之意，可预示尔必能文思泉涌，学问有成”。先生多次讲到此字取得不俗，且为先生日后发展指明了方向。
    此外，趣闻佚事中已不乏令人难以置信者。先生多次与我谈道：“有一年，在洪师家遇到一位算命先生，此公神通广大，曾在袁世凯手下当差。当时邓师恰好也在场，洪师请此公为二人估算寿命。他认真看过邓洪二位面相后说，邓先生文曲星下凡，当享孔圣之寿；洪先生浩然正气，寿当在亚圣之上。我也忍不住在旁插话说：能否也给我算算？此公端详良久，然后说道：你一生将有两大劫难，只要能挺过去，享寿当在你的二位老师之上。我当时将信将疑，只当是听笑话。但事实证明无一言虚妄。邓师去世时，恰好是73岁；洪师享寿88岁，超过孟子4岁；我经历了在哈佛大学未得学位和二十年右派两大劫难，至今已活过九十，超过了两位老师，他算得还真是很准啊。”我到现在也一直觉得蹊跷，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我想，这也许就是心理暗示的作用吧。坚定地相信某些人和事，可能会形成一种精神支撑，使人坚强。先生在哈佛求学失去博士学位时，失落和郁闷可想而知。因为他是燕京大学派遣生中第一个空手而归者。不仅是个人的损失，也给学校和哈佛燕京学社蒙羞。以先生以往的一路顺风和才高气傲，这突如其来的精神打击实在是难以承受。先生曾对我说：“我离开美国时，某同学送我上船，握着我的手郑重地说道：‘要想开啊，千万不能跳到太平洋里去。’此时我想到，这是一大劫难，我一定要挺过去也能挺过去。”回国后，在评定职称时，法学院长为给自己手下的人争主动，便以未拿到学位为借口，使先生未能获得副教授职称。但不久先生便时来运转。共和国成立后，学位不再重要，先生很快便晋升为副教授，两年后又晋升为教授，兴高采烈，不能自持。终于乐极生悲，招来了第二次劫难。
    五十年代初，先生是民院最为积极地向组织靠近的进步教授之一，并出任校工会副主席，为职工利益而奔走。傅乐焕先生（清代第一位状元公山东聊城傅以渐后人，著名学者、前北大校长傅斯年先生家侄）曾多次劝先生要潜心学术，不要太热衷政治，但先生认为他落后消极，不以为然。反右斗争开始后，先生响应号召，积极参与，并开诚布公地与吴文藻先生等合写一张大字报，向组织交心，结果被划为右派，一夜之间变成人民的敌人，劳改、降级，且似乎永无出头之日。傅乐焕先生劝先生一定要想开，不可寻短见。但想开谈何容易？先生想到，这场劫难是命中注定，只能挺住，但未成想却又一次“因祸得福”。文革乍起，红卫兵兴，对专家学者的冲击力度远远胜过反右。而右派们因属“死老虎”而靠边站，反而比较超然平静。傅乐焕先生因与傅斯年（当时已去台湾）的关系而被审查，不久便投水弃世。作为“辽史三大家”之一的著名学者，就这样结束了本不应戛然而止的一生。每每提及此事，先生的遗憾之情总是溢于言表。
    先生信命，心结的作用往往难以逾越。他多次讲过，自己的寿命不会超过母亲。先生在家排行老九，自幼受母亲关爱胜过兄姊，对母亲感情很是深厚。老母一生俭约，开朗恬淡，长期寡居，和睦邻里，以96岁高龄无疾而终。九十岁时，先生参加体检，未见任何异常。据说民大历史系教师中，所有指标均正常者只有一位，就是王钟翰先生。一时传为美谈。然年过九十以后，先生总说寿命以二年为期。先讲争取活到九十二岁，又言活到九十四岁。我总说先生至少是百岁之寿，先生每每闻之，辄连连摇头。记得在2005年12月22日，我陪同先生去人民大会堂出席<影印版文津阁《四库全书》>首发式。先生兴致颇高，在会上谈笑风生，并应邀题词，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首发式结束后，我搀扶先生走下台阶，突然感觉先生脚下一软，我用力一提，先生才未跌倒。元旦时，先生说自己总感觉乏力，到春节时，腿已开始浮肿，不久便住进积水潭医院，被确诊为肝硬化晚期，从此再也未能康复。
    从个人性格角度言之，先生作为学界巨擘，固然过人之处甚多，不胜枚举。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当属谨遵师命和听从医嘱。先生原本兴趣宽博，视野开阔。曾撰写并发表《<游仙窟>作者考》便是明证。而自洪师将先生研究领域定位于清史之后，先生谨记于心，发奋努力，力求于清史满族史领域与日人折冲，悠悠六十余载，未曾少懈。其间点校史籍，裒辑资料，发微辩难，着成五《考》，研究之深广、考证之精详，今世学者难有其匹，却不曾有一文跨越清史及相关领域。如此听话的弟子，至今已鲜见于域中矣。再者，先生谨遵医嘱，对医生的话言听计从。我曾向先生请教长寿之道。先生沉思片刻，认真地说：其实我没什么特别之处，就是平时生活要有规律，定时定点，不能打乱；一旦得病，不能讳医。要及早诊治，听医生的话。让打针就打针，让吃药就吃药，不能乱来。人至高年，多有病痛。我曾经历过先生数次住院。一次是在1995年，先生因尿血住进协和医院。被诊断为膀胱结石，据说有核桃般大，需做手术取出，非常痛苦，且有一定风险。我暗思先生已是82岁高龄，还有无必要做？能否承受得起这样大的手术？但先生非常坚决，说趁着身体状况尚好，一定要尽快做手术，以除后患。手术后，我见到躺在监护室里的先生，便身插满各种管子，表情痛苦，因未戴假牙，显得非常苍老，当时真是百感交集。但不久先生便恢复健康顺利出院，证明还是医生和先生的决断正确。另一次，是1998年，先生因白内障住院，需要进行手术。我想到如此高龄，这手术是否值得做，便劝先生慎重考虑。但先生口气坚定地谈道：我不做手术，就不能再看书看电视，那样比死还难过，所以趁着还不太老，一定要尽快手术。但第一次手术因植入晶体失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先生又要求再次手术，终于使视力恢复到能够阅读书籍、观看电视的程度。从而又赢得了大约十年时间，先生的确有先见之明。
    当然，听话亦并非有利无弊。先生因对邓、洪二师之膺服崇拜似已达到言听计从的境界。所以对生活嗜好也多有仿效。邓师善饮酒，先生模仿并有所光大，终身豪饮，直至临近九十岁时，方因患急性肝炎遵医嘱而戒之。1948年，先生奉洪师之命自哈佛回燕大，主持引得编纂处工作。辞行时，师问钟翰是否吸烟？先生以不吸作答。师曰：吸烟为至美之事，既可提神，复可助思，其乐无穷，胜饮酒者多矣。并以烟斗一支加上等烟丝一筒相赠。以师本意，是想以吸烟取代先生嗜酒之积习。而先生不但豪饮如故，却从此又终日烟斗在手，吞云吐雾，颇有乃师之风。涂师母责之戕害身体，先生每以“谨遵师命”对。直至30年后，先生已年近古稀，仍终日吞烟把酒，持之以恒。涂师母以先生健康计，强令二者必去其一，由先生自择。先生反复权衡，饮酒不仅是模仿邓师，且是其乐无穷之事；而吸烟虽是谨遵洪师之命，数十年间却并未体味到多少快乐，于是立戒之。其实，烟酒皆无益健康，过分嗜之，则必受其害。先生最终因酒精型肝硬化引起肾衰竭而辞世，当属喜剧开场而悲剧结局也。
    作为学者，往往对尊严的珍视甚于生命。然而，疾病的长期折磨，足以使不少人精神崩溃，尊严尽失。但先生辗转病榻的近两年中，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屈的意志、豁达的气度和高贵的尊严。对所有探视者彬彬有礼，对医护人员尊重服从，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从未有失态的举动，医生护士乃至护工皆称许有加，认为先生是最好的病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先生因肾衰须进行血液透析，血液在体外循环，遍身插满皮管，令人不忍足睹。但先生仍平和而安详，向探望者点头示意。直至最后陷入昏迷，将尊严维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先生驾鹤西归后，认真盘点先生的精神遗产，是后人责无旁贷的使命。就学者的价值取向而言，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类主于疑，一类主于信。就我观察，先生属于后者，他对别人所说的话，大都听信。所以在做系主任时，给人们留下的行政风格是“先告为赢，先说有理”。但一旦发现某人说假话，则再说什么他也不再信。这就是先生的性格特点。
    对于一个学科的确立而言，对本研究领域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必不可少。而要想成为学术大家，在基本史料的整理方面的贡献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自1971年始，先生借调中华书局，参加点校《清史稿》，并最终圆满完成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重任。再者，先生还独力点校《清史列传》二十册，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简编》一书，为日后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本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此外，由于先生毕生在清史满族史领域辛勤耕耘，一方面致力于构建学科理论，另一方面不断推出力作精品。近300万字的学术成果，几乎成为后人难以逾越的经典示范。最后一点，先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以终身教授的身份，先后指导硕士生、博士生二十余人，其中不少人已成长为本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因而在培养造就清史满族史学术团队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上述的一切，使先生成为继往开来、彪炳青史的学术大师，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与尊敬。
    通观先生一生，学而不厌，信而好古；历经坎坷，不改其志；勤于笔耕，著述宏富；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诲人不倦，桃李满园；兼济天下，复善其身；松龄鹤寿，功德圆满。以不懈之求索，亲身实践孔子所云之“不忧不惧，内省不疚”，孟子所云之“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于人格修养与学术成就方面达到高深之境界，足可副“君子”之盛名也。
    昊天不吊，丧我哲人；其神恒在，其魂永存。作为弟子，纵有千言万语，也难表衷情于万一。悲痛之余，惟有将先生未竟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最后，我想用在先生葬礼上我献上的挽联作为本文的结语：自此无从聆教诲，终生不忘再造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