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如梭，流年似水。祝启源先生熟悉而洪亮的声音仍萦绕耳边，向他请教问学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而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一位品学兼优的学者，在其学术研究渐入佳境时突然离去，不仅是学界的一大损失，也给我的心灵上留下了无法抚平的伤痛。
    我结识祝启源先生是在1997年4月。当时我博士研究生即将毕业，到民族所历史室找工作，他当时任室副主任。入所考试时，我发现《古代汉语》试题系由手写，字迹工整苍劲，内容精当练达，颇见学术功力和修养。后得知该题系祝先生所出，心中暗暗钦服。入所后，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接触渐多，对他的了解也日益加深。
    他是中央民院（民大前身）历史系1966届毕业生，因自愿请求入藏，被分配到阿里地区工作，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奋战了十二个年头。在此期间，他一面勤奋工作，数迁至噶尔县委、县革委办公室副主任；一面不忘专业，自学藏语，并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学术研究。1978年，他有机会参加全国首届研究生入学考试，久积的才华终于得以勃发。判卷时，由于他的试卷过于工整、准确，为人力所难及，以致众导师怀疑是否有抄袭行为，遂命他重考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洋洋千言，一挥而就；面试时，他有问必答，如数家珍。在场诸公既惊且喜，著名藏学家王森先生将其收为弟子，被全所上下传为美谈。从此，他如同久旱禾苗得甘霈，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加之原有的雄厚基础和入藏的独特阅历，很快便进入角色，在藏学界崭露头角。
    三年后，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并留所工作。学有所用，使得他心情舒畅，干劲倍增。此间，他主要致力于藏族历史研究，尤其在对宋代藏族地方政权唃厮啰和民国时期的藏族历史，用功最深，成绩卓著。他勤奋努力，治学严谨，勇于探索，敢于涉足当时藏学界少有人研究的领域，如宋代活跃于河湟地区的藏族地方政权唃厮啰和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填补了这些领域的空白或严重缺欠。除撰写专著外，还完成了论述唃厮啰政权兴起、发展及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与周边民族关系和最后消亡等方面许多高水平著述，同时还撰写了许多有关元、明、清、民国和当代等时期的藏学论文。受到学术界普遍好评，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公认其前途不可限量。
    但是，由于长期的清贫生活和巨大的工作压力，终于使他积劳成疾，患上心脏病、肾结石等多种疾病。我入所时，他已是面色憔悴，形容枯槁，一看便知是顽症缠身之人。但是，经济收入的拮据和科研任务的双重挤压，使他无力、无暇也无心考虑健康问题，只能是听天由命，带病拼搏。他的敬业精神，甚至带有自残的色彩，无疑也加速了其病情的恶化。1997年底，他出访印度，为了利用十分有限的经费多购置些学术资料，竟决定住最差的小旅馆，吃最便宜的食物，回国时却带回数十册外文书籍和大量相关资料。此次出访又给他本来就严重的病情雪上加霜，健康状况江河日下。
    记得那一年的春节，在历史室每年一度的聚餐会上，他谈到家中两个正在读书的孩子的巨额学费，谈到夫妻二人微薄的收入，谈到几项尚未完成的课题，再谈及自己病入膏肓的身体，此时，我注意到他眼睛里流露的是绝望、无助的目光。面对内外交困的窘境，一向不畏艰难的他显得苍凉气短，长叹一声后，凄然而平缓的说道：“我已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在座者无不怅然，都劝他不必这样悲观，但此言竟成谶语。也许他对自己的结局已有预感。
    仅仅一个月后，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午夜，象通常一样伏案疾书的他突然一阵晕眩，几次险些摔倒，竟找不到自家卫生间之所在。第二天，在家人的强迫之下，他被送进医院，并当即被作为急诊安排住院。院方对他病情如此严重却不进行治疗表示震惊和不解。尽管如此，他在病床上仍为研究生授课，为完成课题而构思。周二，历史室安排同事轮班去医院陪床，我被排在周五。但周四晚上仍无人通知我交接。我到所里打听，被告知：老祝周二晚上就去世了！从住院到去世，仅仅九天！真是油尽灯枯啊。他当时只有55岁，正值史家出成果的黄金时期。可他竟匆匆而去，留下了几万元的债务和大量未完成的文稿。
    在八宝山，我凝视着他那嶙峋羸弱的遗体、瘦削清癯的面容，悲泪不禁夺眶而出。我似乎看到了抱玉坐哭于楚山脚下的卞和、披发行吟于汨罗江畔的屈子；又仿佛听到了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I have a dream”中“我们仍被丢弃于物质繁荣的海洋中一个贫穷的荒岛”的悲怆的声音，深深感受到因惺惺相惜而油然而生的一种不可名状哀婉与悲凉。其实，他完全可以延续自己的生命，但这笔费用他负担不起。尽管按当时的规定，他需交医疗费的15%，而每月400多元已是他近半个月的收入，为治病而让全家衣食无着，他于心何忍？他也可以象当今不少“高”人那样，悠悠万事，保命为先，饱食终日，无所有心，尽情享受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可是，他的口头禅是“活着干，死了算”，决不会虚度时光。正因如此，使祝先生精力体力长期严重透支，最终导致了一颗学术新星的轰然陨落。
    旧痛尚未抚平，悲剧又一次重演。三年后的2001年，祝启源先生研究生时期的同班挚友，《世界民族》副主编、民族所副编审翟胜德先生，因不堪长期的生活工作压力，致心脏病突发去世，年仅57岁。翟先生于英语和藏学均有精深造诣，几无人可以替代。我们到他家探望家属时，发现冰箱里竟空空如也，家中无一长物，留下的是四万多元的债务和多种未完成的译稿！与祝启源先生一样，他们都堪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但社会回报给他们却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孟子有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一个“养”字，折射出其生活之优裕与从容，所以他老人家才底气十足地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体验与磨炼。可如今，尽管待遇已小有改善，但中国社科院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中的不少人仍在经受着上述考验与磨炼。以国家发现、培养一个既精通业务又勤奋敬业的一流专家之不易，以当今经济领域之昌盛繁荣，以社科人才之数量有限，我们完全有能力在改善其处境方面有所作为。
    认真分析造成上述悲剧的原因，除工作压力甚大，经济待遇较低等客观因素之外，不能不承认，我们自身在注重劳逸结合方面也存在不少误区。回顾中国历史，黑暗程度之烈与时间持续之长举世无匹。而作为适应之策，使我们的前辈们对各种不公和挤压的心理与生理承受能力超强，传统文化中不乏具有珍贵价值的修身养性、益寿延年的有效方法。他们或养花种草，托物比兴；或结伴远游，寄情山水；或赋诗填词，抒发感慨，或抚琴作画，以娱心性。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一代学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大多功力有限，积累不足，加之长期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忽视甚至是摈弃，使我们大多不知修身养性为何物。而面对学术生态严酷，竞争压力巨大的现实，我们似乎只知自强不息，焚膏继晷以求出人头地，而忘记自己亦是血肉之躯，沧海一粟。不少人生活情趣寡淡，终日苦苦冥思；惯于策马扬鞭，不解观赏风景；周身肌肉紧绷，满脸愁云密布；头顶华发几缕，双目视野茫茫；终致未老先衰，甚至英年早逝。一方面令人扼腕叹息，而另一方面，自身是否应负一定的责任，亦值得考量。
    死者已经乘风而去，作为生者，我们必当自强不息，将他们未竟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但是，面对不少学者中途夭折的悲剧，如何延长他们的学术生命，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为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明天，真不希望今后“春蚕过早丝尽、蜡炬转瞬成灰”的悲剧再次重演。但如何避免悲剧，则需要内因与外因之共同作用也。
    
    
    
    2008年月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