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称三十年为一世，在甲骨文中，世即三十之意。《论语•子路》有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还有“宛如隔世”、“隔世之感”等习语，用来形容相隔时间之长和社会变化之大。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整个社会的变化的确是太大太快，无论从涉及范围考察还是从变化程度衡量，都不是“宛如隔世”，而是确已隔世。
    我生于1957年。我们这一代人的学龄，皆在动乱中度过，堪称文化沙漠中的濒死幼苗，专制巨石下的野花杂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风摧日曝，奄奄一息。但幸运的是，在我二十岁时，恢复了高考，使我们这些想读书的人终于有机会走上求学之路。进入大学后，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原来被尘封的各种书籍，几乎可用饥不择食来形容。就我个人而言，虽最早的专业是石油机械，但对文史似乎更感兴趣，也更具灵感，所以读了许多与专业无关的闲书，却又难免失之于杂，不成体系，且一目十行，不求甚解，一直未养成精读的习惯。
    经过了十几年寻觅摸索，靠着天生短期记忆力较强和几分小聪明，在1991年，我居然考取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生，专攻清史。因备考时我是把《辞海》的几个与历史相关分册的辞条逐一突击背诵，对知识点的掌握应属准确，所以考分很高。但入学后才发现，知识点背后的相关史料，我却几乎均未曾阅读，更不知出处。根据导师袁良义先生开具的必读书目清单，我开始逐一恶补，狼奔豕突，踉踉踉跄，如期拿到了硕士学位。为了读博，我未联系任何工作单位，背水一战，又将《大百科全书•历史卷》辞条逐一抢背，对王钟翰先生所著《三考》也尽量精研细读，终于侥幸考取博士研究生。平心而论，我应属于最能适应当今考试制度的那类人中的一份子，要是像过去研究生需要提交自己的论文和著述，我原本就不可能有机会入得此门。我是进门时仍一窍不通，进门后才仓促应对，边干边学、照猫画虎，歪打歪着的典型。
    投到先生门下时，尽管我已是三十七岁的年龄，却尚未正式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未精读过一种经典。但幸运之处在于，尽管是误打误撞，却撞进了大师之门，得到了高人指点，所以每思及此，总有幸运万分之感。
    第一次上课，先生就问我，你读过几种经典？比如《四书五经》，哪一经熟悉些？我说大致都浏览过，但没有一经熟悉。先生认真地说道：要认真读，逐字逐句读。对于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而言，没有几部经典垫底，学问就飘然无根，要下大工夫。《四书》中，要着重读《论语》和《孟子》，《中庸》和《大学》篇幅短，掌握要容易些。《五经》也很重要。在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但也各有侧重。文学的源头在《诗经》，史学的源头在《尚书》，哲学的源头在《易经》，都要好好读。自此，一个伴随着“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粗鄙之人，开始硬着头皮硬啃这些古籍，并从如坠五里云中到逐渐有所感悟。现在回想起来，尽管当时已有史学硕士和博士生的虚衔，且自我感觉良好，但竟然一部经典都没认真读过，真是汗颜。后来我经常想，当下，连史学博士居然都不用读经典，那经典到底丢给谁来读？在那些飘然无根的学问大行其道的当今时日，先生的教诲简直就是空谷足音、大雅不作。
    就行事和写作风格而论，我们这一代人自幼耳濡目染，颇不乏红卫兵思维，造反派遗风，惟我独革，偏执狭隘；行文更是难脱文革语体，信口开河，豪情万丈，气冲霄汉，声嘶力竭。而最缺乏的无疑是自知之明，人文精神，学术滋养和谦逊美德。所以出产的“科研成果”和“高论”、“雄文”大都内容干瘪，空洞乏味，令人不忍卒读，却敝帚自珍，怡然自乐。记得1993年，我曾参与策划并主持过“北大五四历史学术节”，自我感觉场面隆重，气氛热烈，自鸣得意，沾沾自喜。但会刚散场，周一良先生就半开玩笑地大声评价说，我怎么觉得有几分文革中群众大会的味道？搞得系主任何芳川先生、副系主任宋成有先生和我等面面相觑，哭笑不得。读博后，钟翰先生多次评价过我的习作，大有文革大字报和两报一刊社论之遗痕。的确，想想自己的写作基础，基本来自黑板报、决心书、批判稿等文革范式，尽管有几年的恶补，但童年的记忆最为清晰，熏陶最为浓烈。拼凑起来的知识积淀，最主要的几宗无非是“红宝书”、《老三篇》和样板戏唱词，再有就是革命歌曲和重大社论授予我们的豪言壮语。皆烂熟于心，萦绕于腹，经长期而强烈的反复刺激，已达到倒背如流，至死难忘之境地。而其他种种，均属后来叠加，因基础太差，凹凸不平，所以整个知识结构显得杂乱无章，摇摇欲坠。自捧读经典之后，直返本原，重夯基础，方知何为真知，何为文化，越发因自己以往的浅薄与无知而羞愧不已。在此过程中，我的学术修养也提升较快，写作水平也逐步提高，并开始陆续发表论文，出版著述，近几年，已不时能体味到“优游其中，物我两忘”的意境。同时，也对经典更加偏爱，越来越真切感悟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史学研究要进入状态，需要良好的记忆力和丰富的知识储备，有所谓“三五”标准一说，即应背诵（至少是熟知）五十篇古文，五百首古诗，五千个古人名及主要事迹。前两个要求我基本已经达到，后一个要求实在太高，仅我倾力研究的清代翰林群体就有6000余人，如何记得过来？只因起步太晚，过了记忆的黄金年龄，再想记牢，恐也难遂夙愿也。
    转眼之间，三十载光阴竟忽焉已过，当年的少壮已年过半百。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的确在衰退，而另一方面，理解力却在缓慢增长。自去年起，我对原本感觉甚难，几度却步的《易经》开始大感兴趣，且渐有所悟。
    孔子云：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的确，我在踏入五十岁门槛后，着实感受到读易带来的快乐。首先，古人与今人取向大异，或不求显赫于当世，但求将书稿“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或崇尚“微言大义”，断不会为赚取稿费而东拼西凑，胡言乱语。如两千年来学界《易经》作者之争，便是因古人无以著述而留名之欲，而成后人饶舌之资。但其哲理之深邃与价值之巨大，则堪称无量，令我辈叹为观止。
    仅以《乾卦》之《卦辞》与《彖辞》为例，《卦辞》只有元亨利贞四字。但寓意深邃，浩阔无垠。四字即已表达出阳气（乾）在春夏秋冬四季周而复始的变化过程。元者，春天阳气之始生初萌；亨者，夏日阳气之通达盛畅；利者，金秋阳气之尽竭利物；贞者，严冬阳气之含藏守正。而彖者，断也；《彖辞》乃进一步解释卦辞之寓义。其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除文字优美，文笔流畅，给读者有行云流水般审美享受外，区区五十七字所发散承载的文化含量之大，实难用文字来形容。试举几例。其中“大哉乾元”与“大明终始”，成为我国“大元”（1260-1368）、“大明”（1368-1644）两个朝代之名；大明、乾道、保合、太和、利贞、咸宁曾分别被用作年号。其中大明一次，乾道两次，保合一次，太和五次，利贞一次，咸宁两次。而就其含义而论，则更是立意高远，寓义精深。首句“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以统天”，代表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始生之象；“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则表示夏季云雨润物之德、品物生长繁茂之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则象征金秋万物有成之获；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代表隆冬万物守持正固，休整以待来年之势。“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则表示阳气周流不息，又将统领万物重新萌生，天地四方皆顺昌和美。实令人遐想无限，回味多多。
    中华传统文化体系内，儒释道三家互补，使人们有所选择，进退自如。但数十年来，主流价值观只继承了儒家的勤奋进取，自强不息的一面，而道家的洒脱与豁达，佛家的空灵与超越，几乎被世人所淡忘甚至摈弃。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读易，洒脱与豁达似乎在向读者招手。我以切身体验对朋友们说真心话：若想不与浅薄浮躁为伍，而思与宁静深沉结缘，那就读古籍原典；人到中年，最好是读易，而且要自己精读，慢慢感悟。定会读而有获，其乐无穷。
    金代诗人元好问有诗云：“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出一回新；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意思是写成好诗，可任人欣赏，而创作奥秘，则不可传于他人。对于资源共享、思维开放的当今时代而言，此种理念已明显老旧，不合时宜。其实，读经典、悟三昧；打实基础，不自满假，即为学术研究的金针之一，度与同人，有益无害。
    我们这一代人，不乏才疏志大，好为人师，眼高手低，痼疾难改者，而本人尤甚。大言不惭，读后一哂，聊作笑谈无妨也。